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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
独处
北方的游牧军队横扫西晋王朝的时候，上层阶级渡过黄河，逃到了崩溃帝国的南方腹地。他们在南方的建康（在今天的南京）重建朝廷，宣布此处是新都城。不过，这个所谓东晋的新帝国在律令中的分量比在现实的重。权力高度去中心，体现为南逃之后在各处居住的北方派系之间不断争斗，而他们各自都有相当自主的军事和经济基础。这些派系本身所依赖的，是与有着截然不同文化的南方士绅和各个本土组织结为脆弱的同盟，而他们通过联姻和军事政府慢慢汇合在了一起。在这种巴尔干化的过程之中，夺回失落的北方故土这种欲求，只能松散维系着这个妄想天开的朝廷，如今它连收税的中央权力都几乎难以把持，更别提组织一支军队去击败北方崛起的军事化“蛮夷”王国。回顾历史，这个短命的王朝只不过是汉朝灭亡以后、唐朝崛起之前，数世纪帝制衰败之中比较厉害的一次罢了。[1]
不过，正是在帝制衰败和去中心化的背景之下，东亚隐逸传统之下的“隐士”才具备了原初的形式。虽然独处这种文化行为可以远远追溯到帝制时期以前，[2]但是在东晋的时候，帝国和隐逸才具备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大多数逃难的精英无心估计羸弱的建康朝廷，退回南方潮湿森林之中的大片庄园。在仆人、奴隶和姬妾的侍奉之下，他们创造出相对自足的农村庄园，再用出于美学效果而培育的小径和林地使其完满。他们不用进行繁琐的帝制行政事务，把时间用在了朋友聚会之上，一起在园林和田庄里精心雕刻的凉亭之下，宴乐饮酒，吟咏与自然共通的简单生活如此之美。东晋两大富族之子谢灵运就是这么一个诗人，他能够将自己描述为有古代圣贤之风的隐士，即使他们这种（通常是自愿的）流放，实际上是留在人身束缚的劳动之上残酷的等级制度所建立的奢侈庄园里面，也是如此。所以，隐士和帝国从来不是真正的对立。谢灵运自己就将这些庄园看作帝国投向自身的缩影，并且以灭亡的汉代为楷模。[3]与此同时，这个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田园诗人都在现实中周旋于朝廷与乡野之间，独处愈发成为帝制行政人员的常态。
到唐朝治下重新长久统一的时候，隐逸已经成为广泛的做法，候命官员争相高洁隐居，希望能以此谋得朝廷的职位。李白等著名的诗人/学者/官员，就先后到终南山等等筛选官员的人经常到访的地方隐居。由此可见，政治权力重新中心化会导致隐逸和帝制之间融合得更加牢固，就连放逐出朝野的隐士，也要负责管理帝国周边的朝贡顺畅运作。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文人依然仰望自己东晋先辈的外在品质，赞颂乡村生活的虔诚独处，鄙夷京都和朝廷的纷繁。李白即便是唐朝皇帝的心腹助手，也能想象自己在山中“别有天地非人间”。这既是佛教宗教上的离世隐喻，也是远离城市喧闹，独居乡野的隐喻。
隐士之国
通过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锻造出来的中国也有类似的矛盾。社会主义中国既是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的滩头堡，又是断绝在资本主义经济之外、自给自足的民族国家（随后连苏联老大哥也断绝了），这种隔离既是矛盾的，也是欺骗性的。发展模式进入晚期阶段的时候，“自力更生”的用词在各个层面大张旗鼓。尽管有了自给自足的动机，但是生产的僵化在地方上创造了巨大压力，迫使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打破自给自足。经济早已经历了全面的去中心化，农村集体企业和城市工业企业则转变为自己的隐逸穴居：工人和农民的食品、住房和基本消费品，都要依赖地方的生产单元，而非中央政府直接配给或者国家市场间接配给。但是，这同样是黑市开始泛滥的时期，需求极大的生产品逐渐无法获取或过时，并且中苏交恶使得中国几乎整个国境线都可能成为战线。由此可见，随后社会主义时期隐士一般的数十年时间，也成为了中国前所未有向全球贸易开放的孕育期。
人们通常将改革时代表现成史无前例的转变，由党内几乎叛变的派系领导，以“中国奇迹”告终，整个国家最终被抛到全球生产的前端。但现实是这样的：中国被快速纳入资本物质共同体，这一点已经被遍布和围剿这个隐士之国的结构性条件所预示。这个国家自给自足的发展驱动与全球资本的驱动之间的距离，就相当于中古文人自给自足的独处庄园与京都的宫廷纷繁之间的距离。我们的经济史第一部分《高粱与钢铁》[4]探讨了发展模式的内部性质，以及中国是如何炼成民族国家的，而本文属于第二部分，关注的是这样一些全球状况，如何最终把承载发展模式的隐居社会主义拖曳出来，投入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的滚滚红尘之中。我们的基本论点是，这就和东晋的隐士一样，独处和帝制扩张并不必然对立。只有那些把隐士诗作的字面意义当真的人，才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崛起事发突然或者实属意外，他们忘记了，独处通常是某些帝制行政人员的一个生命阶段。
我们现在所关注的中国故事，不仅把中国理解为新成型的民族国家，还是全球交错的劳动储备池和供应链网络之中的一片地域。所以，我们的焦点会从《高粱与钢铁》主要涵盖的国内话题，转移到国内和国际并存的视角。这一视角对于理解构成中国渐进改革的各种平行结构是必要的。我们会探究社会主义时代晚期阶段存在的开放经济的内生与外生性压力，还有经济一旦开始开放，资本主义过渡所呈现出的不均和不完备性质。这个故事虽然被20世纪末救世福音般的自由主义蒙蔽，却绝不是此前的发展模式那样晦涩扭曲。这段改革史有许多内容已经在主流学术文献里有很好的记载，因此本文将专注于总结现有的研究，并将其放置在充足适当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内，以此来强调这段历史之中，那些最能助益我们理解当今世界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方面。
聚合性危机
下文会接连涉及多个关键主题，主题大致按照资本主义过渡的一般年代顺序组织起来。但是总括的主题是聚合性危机（convergent crises）这个理念。我们的目标，是将奠定所谓“中国奇迹”的多个历史偶然性的故事叙述出来。这个奇迹既不神奇，也不完全属于中国。这需要我们如此理解“奇迹”：实际上它是针对两个维度之上发生的双重危机而作出的平凡回应。一个危机发生在中国的发展模式内部，另一个危机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之内。政权的内生性危机在1970年代达到了顶峰，这次危机大半受国内发展规划的局限所制约，这在《高粱与钢铁》已经探究过了，[5]但是，这次危机还因为加剧的地缘孤立和与苏联开战的可能性日增而放大。在同一时期，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正面临大萧条以来第一次世界范围的重大放缓。到1970年代末，所有通过教科书式的战后刺激计划来管控萌芽中危机的尝试都失败了。由于增速停滞，失业率攀升，通胀飙涨，各种试图恢复盈利能力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崭露头角（这些改革随后会统称为“新自由主义”）。但是，也有人意识到这些改革如果只在核心资本主义地域使用，就会打压工资、掏空社会安全网、产生危险的债务量，从而激发广泛的动乱。1960年代末的社会运动和起义已经暗示了这种不稳定的可能性，而在冷战的背景之下，不稳定还带有一个风险：激发超出想象的摧枯拉朽式的全球军事冲突。
为了使资本主义积累在复合增长的驱动中得以延续，经济就不得不跳跃到全新的尺度，使欠发达的地域从属自己，并且新构建的工业复合体要足以承载愈发高强度的生产量与生产速度。这个过程被寄望既能成功恢复盈利能力（即使是暂时恢复），同时又能用消费品廉价化和信贷扩张应对下滑的社会服务和停滞的工资增长，从而遏制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内部的不稳定。这个过程已经以东亚为中心了，与战后日本被美国推动的崛起密不可分。随着危机发展，资本开始越来越倾向环太平洋地区。冷战地缘政治加上日本这个新经济重心，使得东亚四小虎得以崛起，而分别推动它们的因素，就是反共独裁政权（又或者香港的殖民机器）加上美国和日本投资流入这个独特组合。
中国的国内危机与全球资本主义的长危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聚合了。用主流经济学的话说，在轻工业生产过程的关键阶段之中，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具备了至关重要的“比较优势”。但是，这种主流提法只能把握到总体动力的一部分。中国的开放开启了从属于资本物质共同体的广阔进程，推动这个进程的，首先是过度生产的发达经济体出口商品的需要加大，然后是出口资本的需要加大。在东亚别处的资本主义生产经历早期扩张以后，中国能够提供广大的投资地域和受过教育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规模、健康程度和基础教育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个过程给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添加的劳动力，大概相当于全世界的工业国劳动力总和。[6]再者，这批劳动力大军一直由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生产，所以原初的成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再生产的成本也可以轻易外化到依然以生计生产为主的内部周边地区——至少头几代人是这样。中国人口数之大，本身就能让西方重拾至少追溯到明朝的希望，那就是中国有一个似乎无限的市场，既能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又能吸收永不减少的剩余。
要剖析这种动态过程的核心，就一定存在风险，赋予那些总统、主席和各式亿万富翁太多的能动性。而现实是，国家或者企业高层所作出的那些决策，一定是为了应对复杂的政治与经济系统所面临的物质局限。统治阶级是一系列非同质个体所的代号，这些人在这些政治-经济力量的堡垒内部居于决策的位置，而对他们来说，延续现状就是最大的优先项。但是，这些个体位于高度结构化的位置之中，负责的是持分者的内在需求（提高利润）和政治选区的内在需求（最低程度的稳定和繁荣，这不等同于改善现状，只不过是让事情不要倒台得太快）。所以，这些决策背后并没有真正恶意的目的，这些权力的持有者也没有能力去真正改变或者打破系统本身。他们和我们一样被绑在上面，只不过他们被绑在了上层。
因此，这整个过程是偶然的适应结果，并不是统治阶级的阴谋。这个过程的产物，不是精英有了一个隐形的规划委员会，而只是不断试验的结果。统治阶级的不同派系试图通过这些试验来解决萌芽中危机，失败了以后，又有新的领袖推出未经测试的新可能性取而代之，然后产生的新后果又要他们对应着处理。这个过程是诸多连续转型中的一个，应对的是盈利能力全球性下滑在局部的呈现。所以，“新自由主义”不是某些人所说完全自觉、根据喜恶进行险恶布置的一个政治纲领，[7]而只是表示松散共识的一套术语，而这套共识所关注的，是当时似乎能克服短期局限的局部危机解决方案。军事化国家在这个时期日益显赫的表现，本身就是这套共识根本上不一致的症候，因为管理这个永远在累积、永远被延后，然而永远在场的危机变得越来越艰难。今天我们已经完全达到这么一个节点：面对下滑的全球贸易和上升的民粹民族主义浪潮，即使堆积在全球供应链顶层的庞大军事机器因为被自身的惯性推动而仍然存在，上述的共识也已经在崩溃。只不过，这个正在坍塌的共识的发展历程，依然是中国从属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积累循环的历史背景。
在我们下文探讨的时期里，地缘政治对相互危机的汇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由个别领袖的决策（虽然应对的是局部需求）重新导引未来数十年进程的少见时刻。如果有这么一刻，这些危机的聚合成为确切的可能性，那可能就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了。随着中苏边境大范围冲突进入顶峰，苏军25个师（包括大约20万士兵）部署在中国边境，珍宝岛事件使得中国和苏联濒临全面的核战争。虽然战事没有继续，但是中苏关系也在这个时候彻底切断，社会主义阵营两个最大国家达半个世纪的审慎外交就此告终。在冷战的背景之下，这次事件也表现为中国向美国开放关系的最早的序曲。
有人将改革时代的开端定在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或者邓小平上位的1978年，但我们认为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开端于1969年，也就是“短”文革结束当年。当时珍宝岛事件导致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无可挽回，开启与美国的非正式接触，最后1971年正式接洽。虽然这些最终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完成的，最初还由周恩来主持，但是该时期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举动在党内高层拥有广泛基础才得以进行，并且都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本来只是政治大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获得高级资本品来逆转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停滞——也就是以保存现状为名进行最小程度的“开放”——但是这些局部的措施具备了自己的生命，它们所创造出的供应依赖性（一开始是农业资本品）鼓励了进一步的自由化。这个政治战略虽然很快会演变为全方面的市场改革，但还是植根于社会主义时代尝试克服发展模式局限的做法。
摸石头
随着环太平洋地区卷入了资本东进的浪潮之中，中国也开始重新将方向调整到了沿海。虽然市场改革只在短周期（2-4年）的试验和紧缩之中开展，但是也可以大致将这个时期划分为三个十年长的阶段。这些改革绝对不是什么有目的的长期战略的一环。但是，这每一个阶段一旦完成，就形成了新的结构性特点，使往后的改革更有可能成行。第一阶段是1969-1978年，以政治为界定。这在国内是逐渐僵化的时期。1969年“短”文革被打压以后，生产、分配和社会逐渐由国家通过军方直接管理。这些年，干部数不断攀升，并且经济具备了以 “三线建设”战略为特点的直接的军事性质：战略的目标，是把中国的工业重新布局到更加安全的山区内陆。这十年将进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之下的最后一次“大推动”工业驱动。与此同时，还会首次尝试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进口成套的厂房与设备，这个过程只有在上述更大的地缘政治转变的时候才有可能。虽然一只脚还留在发展模式里面，但是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战略性的政治开放和最低限度的经济改革。除了少数关键进口外，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不存在交互。第二阶段以国内改革为界定。这个时期大概可以追溯到邓小平1978年上位到1989年镇压天安门为止。国内改革的特点在农业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农村市场、乡镇企业崛起为工业里增长最快的部门。国内增速依然远远超过了与国际市场的交互。中国对世界市场保留了多层的隔离，将大部分直接接触局限在少数经济特区，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深圳，因为该城市是大陆与香港之间的中介。在这个时期前后，中国并没有国内的证券交易所，国内公司的所有权通常并不清晰，外资所有也仅限于经济特区，并且即便在特区也有限制。香港是这整个时期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每年占大陆总外国直接投资（FDI）一半以上，1979-1991年间只有一次落后，其余时间远远抛开日本。[8]除了直接投资以外，香港这个比例有一部分还包括了台湾与海外华人的间接投资，他们走香港金融系统的通道是为了避免政治限制。由此，改革进程的第二阶段不仅被亚洲资本推动，还尤其被广义的中华文化圈之中流出的资本推动，而这个文化圈通常由延伸到边境之外的家族网络进行协调。[9]这也是资本家阶级的等级制度之中的顶层在中国形成的年头，因为这些资本网开始和早已在发展模式顶层巩固好的官僚阶级融合起来。
改革第三阶段从1990左右一直到2000年代初。这个时期由其国际性质所界定，从市场融合和阶级形成的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过渡完成了的十年，只不过萎缩中的农村自给生产仍有残余。[10]1989年镇压天安门抗议以后，反叛的学生被选择性重新融入党内和如今由党监管的统治阶级。在这十年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统治者开始担当毫不含糊的资本家阶级的主体角色，这个阶级根据资本的原始指令——复合积累——来追求利益。统治阶级与国家直接融合似乎不利于追求利益，其实这样做还能带来助益。这个时期还见证了中国的生产全面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天安门骚乱被镇压以后，90年代开启了一大波日本、台湾和韩国所推动的投资，还加上香港所持续起到的重要作用。1990年深圳和上海正式成立了证券交易所。[11]虽然欧洲和美国的直接投资依然占少数，但是中国企业制造的产品逐渐转为出口导向型，而现如今这些出口的最终目的地一般都在西方。许多沿海乡镇企业进行了重新架构来迎合这些新供应链，推动了一大波郊区和城外的工业化，最终创制出不断蔓延的中国超大城市。
这个时期（以及广义上的改革开放时代），可以归纳为一点：工厂关门和大规模辞退潮将东北的旧社会主义工业带剖腹挖心了。前十年进行的农业改革和1997年开始打破铁饭碗以后，城市产业工人阶级原来消费粮食的优越地位被逐渐消灭，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阶级结构被彻底打碎。国家确实临时下令在农村生产廉价粮食来缓和局势，这是将城市改革的一部分成本推到农村人口身上。但是这只是用来减轻城市骚乱风险的策略性行动。与此同时，在大范围的工厂倒闭潮之下，许多1980年代在贫困农村地区崛起的乡镇企业也经历了破产、私有化，或者直接被国家关停。因此，乡镇企业在产业改革之中发挥了关键的过渡性作用：私有化以后在某些地区刺激了市场经济的成长，被关停以后还在某些地区产生了大规模的过剩农村劳动储备，可供沿海制造业枢纽抽取。锈带被剖腹挖心之时，国有产业还进行着大规模的重组，这些重组以企业和计划官僚部门整固为几个大“集团”为特点。这种设计一部分出自西方金融利益之手，并且通过全球交易所的IPO实现资本化。这些剩余的国有企业和境况类似的私营企业，会越来越按照资本的驱动来运营，于是中国的劳动力大军就被界定为两个阶级的总和：一个是新的农民工无产阶级，充斥在阳光地带的私营产业之中，一个是新兴的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大军，被国际金融集团雇佣，直接受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监视。
我们姑且可以将改革的最终阶段标记在2001年，这一年中国加入了WTO，而由于工业重组，制造业雇佣数进入了历史谷底（占劳动力的11%），这之后阳光地带新一波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将使制造业回到完全资本主义的新基础之上。但是，历史分期总是具备发展过程不均的性质。我们虽然宣称资本主义过渡到千禧年初年就完成了，但绝不是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完全渗透到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在农村地区和中小型内陆城市，过渡的完成要到2008年或之后才显现出来。2001年本身的定法有点武断，更多只是为了在诸多说明转型过程完成的年份当中，选出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瞬间罢了。从地理特征上说，这个过程以主要沿海城市为中心，但是不局限于此。不过，这些城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中国经济的决定性中心。过渡能在这些年完成，是因为铁饭碗被打烂和流出的农村人口大规模增长，这两者为无产阶级的形成收了尾，而这相应为中国内部孕育资本主义社会收了尾。随着一个完整的阶级结构的形成，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内部动力可以真正具备自己的生命了。因此，这些年份发挥了相当于洛希极限的作用。在国内，国家的所有环节都已经走过了顶峰，沿海城市的引力将无可抵挡，连远方最顽固的腹地都要被牵引上，从而依赖市场。在国际，中国试图单纯围绕资本主义世界转的做法已经走到了终点，中国重新进入这个世界的迅猛时期即将降临。我们将本篇分成四部分，在国际和国内环境之间交替，横跨三十多年。这些部分会分别粗疏地标明涵盖的年份，让读者心中有数，不过为了更好展现一些一般趋势，时间上会经常向前或向后跨越。不过，叙述总体还是依照时间顺序的。第一部分涵盖（19世纪以降）广大环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先例、资本的东进运动，和推动此次转移的危机，最后以日本及其附属经济体在1970年代崛起为结尾。第二部分转向国内局势，回顾了1960年代发展模式在国内的危机，然后涵盖初期十年的僵化、改革，以及地缘政治的汇流。之后我们会进入下一个更为动荡的改革阶段，当时是1980年代初，市场正开始成型。第三部分回到1970年代末的国际局势，回顾了“竹网”资本家的崛起如何得以抗衡日本的地区霸权，最后会谈到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如何助力大陆，在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成为全球制造业链条的中心。第四部分是收尾，会回到资本主义过渡最后二十年的国内局势，回顾了繁荣和衰退周期如何最终引发了种种因素：到2000年代初，农村被掏空了，沿海的新生产节点出现了大量人口迁徙，社会主义时代工业被剖腹挖心，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系统也形成了。
物质共同体
隐逸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代在今天早已终结。所有隐士都回到了城市的红尘之中，他们那共同体一般的乌托邦也支离破碎，注入到了资本的物质共同体之中。但是这也意味着，目前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成，从根本上是通过吸收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形成的。所以为了明白资本主义生产当即的未来，就必须要理解这个过渡的过程。这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那些随后被资本主义经济扩展适应了的社会主义时代要素。所谓“扩展适应”（exaptation）出自进化生物学，[12]指的是这么一个过程，某个物种之中的功能起初是针对某个目的而适应的（羽毛用来散热），但之后在进化的谱系之中，这些功能适应了存在质的差异的其他功能（羽毛用来飞行）。类似的还有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许多特点，这些特点之后会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在内部发挥必不可少的功能。这些扩展适应后的特点的成功，可以解释中国过渡期令人侧目的增长速度，同时也能提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面对不断危机的时候如何自我演化。
因此，在描述国内危机和随后的改革的时候，我们会将扩展适应的过程作为叙述的中心。这些拓展适应后的特点，以后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最重要因素，大多时候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结构重构到资本主义阶级系统的方式息息相关。从基层来看，户口制度就适应了在农民工那里创造一个无产阶级的需求，从而填补了沿海阳光地带兴兴向荣的工业的劳动缺口。农村的情况也类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依旧维系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一直到2008年左右土地使用权才可以流通）使得国家开启农业市场改革更加容易。从顶层来看，社会主义时代的党政制度也融入其中，政治与技术精英融为与中共紧密结合的单一统治阶级，并且制度随着1990年代起资本家流入党内而完备。
除了这些变化，另一个关键的扩展适应在工业系统内部也在进行。国有企业重组的时候，钢铁、采矿和能源生产等关键行业的企业并没有完全私有化。相反，社会主义时代的国有制进行了拓展适应，为了获得国际竞争力，这些部门进行了重组和重新资本化，同时对党——如今这个资本家统治阶级的管理机关——保留了终极的政治忠诚。虽然社会主义时代的城市工人阶级逐渐退休或者无产阶级化，并且许多小型或者没有生产力的企业就这么倒闭了，但是国企在过渡晚期最终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这些企业是中国经济国际扩张必不可少的一员，但同时这些企业也是许多危机集中表现的地方，因为债务增长、过度生产和生态崩溃等等从私有经济当中外化转移了出来，最后集中在了那些可以由国家更直接管理的部门。
于是我们的故事内容就成了，中国的农村隐逸社会主义的许多特点，如何最终成为都市资本主义的根本构成部分。《高粱与钢铁》里展开的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描述本身并不充分，因为文中关注的时期要靠联系历史来理解。不仅是隐士走出了山林，现在回头看来，这种隐逸和政体之间的关系显然从来不是表面看那样疏离。资本物质共同体之内不存在真正的隐士王国。一切都被资本主义积累，被这个让人活受罪的红尘围剿，所有试图逃跑的人最后都不得不回来。所以，未来的共产主义前景不能寄希望于独处。唯一的解放政治，是在资本主义共同体这个红尘内部生长并反对它的政治。在接下来这篇经济史的第二部分，我们将继续寻求对眼下如此构成的共同体有更好的理解，并期望这种知识最终能够用来将其摧毁。
1 – 环太平洋>>
[1] 这个时期的详情见陆威仪，《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中信出版社，2016.
[2] 见文青云，《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3] 见谢灵运的《山居赋》。
[4] 见“高粱与钢铁” (Sorghum and Steel: The Socialist Developmental Regime and the Forging of China), Chuang, Issue 1: Dead Generations. 2016. <https://chuangcn.org/journal/one/sorghum-and-steel/>
[5] 尤见同上，Sections 3 and 4.
[6] Koo, Richard, 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 Wiley & Sons, 2009. P.185
[7] 这是今天大多数进步派隐含或显露的假设，构成了这一时期许多学术论述的基石。引用最为普遍的论述可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8] 魏尚进，“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in Financial Deregul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81
[9] 见林初昇（Lin, George C.S.）, Red Capitalism in South China: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UBC Press, 1997.
[10] 这个残余在2000年代初虽然尚具规模，却要么直接融入了市场，要么被市场根本再改造了。习近平政权目前正在进行的农村搬迁浪潮（以“消灭农村贫困”为名），将整个村庄搬迁到了新住房，在那里自给生产被市场通道和依赖国家两者取代，原来的地方自给最后一点微小空间也因此被清理干净。
[11] 深圳的交易所在1987年非正式成立，要到1990年才正式获得承认。
[12] 这个词是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Elisabeth Virba构造的，用来替代太过目的论的“预先适应”（pre-adaptation）一词，随后还成为古尔德更一般的进化过程理论的重要环节。他在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一书中展开的理论以“中断的均衡”（punctuate equilibrium）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