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版作者序
中国现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潘岳博士在其2002年的学位论文中提出，将5000万汉族人大规模迁徙到西藏和新疆可以同时解决中国面临的三大问题：人口过剩、资源需求以及民族宗教差异问题[1]。2022年，潘岳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非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主任。他建议应将汉族移民视为“屯垦者”，并表示边疆的“落后”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隐忧，助长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他呼吁中国向美国、以色列和俄罗斯——当代殖民者中的三个冠军——学习。他建议将美国殖民主义的西部扩张，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帝国主义殖民，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有控制地部署西岸定居者和基础设施这一更现代的例子相结合，汲取三者的不同要素作为当代中国进一步殖民西藏和维吾尔土地的范例。
从中国后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家指导经济和出口导向发展的模式中，潘岳最后提出，少数民族应通过被分配产业劳动来实现无产阶级化（我认为这恰好对映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经济的各个方面，而这种制度堪称种族资本主义的典范）。在潘岳的研究中，很明显，他想在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把土地掠夺和瓦解毛主义制度中的少数民族自治结合起来。他将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进行了对比思考，但不是作为批判对象，而是作为一种方式，以便模拟性地理解中国在其中应处的位置。
我在本书中指出，这部分意味着潘岳的“后民族”框架要求废除毛泽东时代所鼓励的对（民族）差异的有限保护，并用一系列标记——想象中的邪恶、恐怖分子和准恐怖分子的形象、非世俗且“落后的”他者等——来取代穆斯林和原住民的公民自由和自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就像美国、俄罗斯和以色列所做的那样。回顾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肤色限制”[2]，新疆的穆斯林再教育和劳动指派制度应该被认为是一种 “穆斯林限制”，将民族宗教差异进行制度化的种族化（racialization）[3]，为汉族定居者保留了大部分的管理职位和所有权。
潘岳明确地将目光投向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过去和现在，因为认真地进行这种对比也就是认真地对待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在下文中，我将利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和其他学者所详细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进行比较思考，以表明种族化是正在进行原始积累的全球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这表明种族化——作为一个由警察、法律、学校等系统支持的制度化进程——并不是简单的跨历史进程的有机结果或特定政治形态产生的效应[5]。相反，它是全球资本主义和它所依赖的帝国主义经济掠夺——或称为合法化的盗窃——的一个历史特征。
生产出来的恐怖份子
我有一位维吾尔族对话者，叫阿卜杜拉（Abdulla）[6]。他的故事，以及其人生道路被上述结构性因素所改变和塑造的方式，说明了所有这些在日常生活中意味着什么。本书的叙述由几十个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故事组成，阿卜杜拉只是他们其中之一。尽管我采访和观察到的许多其他穆斯林都来自低层阶级，接受的正规教育也比阿卜杜拉少，但我在阿卜杜拉的故事中看到的许多事情也发生在他们身上。他和其他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他被快速地从拘留营、强迫劳动系统转移到监视居住，最后重新回到医学院。而这些差别，可以直接与他近乎完美的普通话口才和作为医生助理还差两个学期就能获得医学学位的现实联系起来。这清楚地表明穆斯林种族化系统是如何精细地分级，以及它是如何被复制的。
阿卜杜拉和我在城市里遇到的几乎所有维吾尔人一样，来自新疆南部的农村，那里维吾尔人占总人口的90%以上。在生命的前18年里，他的全部生活都发生在维吾尔语之中。后来，作为一名大学生来到城市，他面对的是汉语的世界。作为一个乡村教师的第一个孩子，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一种与周围农民不同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他竭尽全力地学习汉语和英文，一遍又一遍地看整套《老友记》。他想过一种维吾尔版的剧中虚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他明白自己必须表现得像世俗的城里人。他需要剃掉胡子，穿上中国内地商场买来的衣服，和汉族同事用戏谑的汉语交谈。在大学里，他用汉语学习生物和科学，为在中国医疗系统中的职业生涯做准备。但在晚上，他和另外两个来自家乡附近村庄的朋友学习英语。在几年的时间里，他们精通了美国流行文化，甚至开办了自己的英语学校，培训其他数百名维吾尔村民说美剧里那样的英语，并想象另一个世界——在他们成长的维吾尔语和汉语世界以外。
阿卜杜拉的学生和朋友给他起了个绰号“苏约克（suyok）”，比喻他能像水一样流动，毫不费力地从一个社会场景流向另一个社会场景，进行编码转换，掌握一个少数民族在一个种族化的世界里取得成功所必须的多重观念体系。他是一个精明圆滑的投机者，但在维吾尔年轻人中也很有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警方开始注意到他。他们派线人到他教书的夜校，报告学生们的言论以及阿卜杜拉的回应。但阿卜杜拉预见到了这一点，所以当讨论纳尔逊·曼德拉的传记时，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维吾尔人在城市中经历的种族隔离状况进行直接对比[7]。在教室的半私人半公共空间里，他们没有讨论只有约15%的维吾尔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工作，无论他们的汉语和英语说得有多好[8]。他们也没有讨论学生私下告诉他的故事，例如他们亲眼目睹的警察暴行，以及这些警察是如何保护非穆斯林定居者的。作为潘岳呼吁的大规模迁徙的一部分，这些人几乎淹没了他们的村庄。
但在2014年底，他有三名学生留下了个人物品从宿舍里消失了。他们没有告诉家人自己的去向，直到几周后，他们在地下贩运路线的另一端重新出现在马来西亚。他们顺着这条路线，与逃离国家暴力的朝鲜人和罗兴亚人一起翻过了缅甸的山区。警方对阿卜杜拉进行了几天的审讯。阿卜杜拉发誓，他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
这一事件，加上他学生家长的被捕，警察对穆斯林家庭开始的定期搜查，以及对任何形式宗教言论的新禁令，使他相当担忧。他开始谋划自己的出逃。在2016年，他利用所有关系设法得到了一本护照，去了欧洲和美国，探望了我和其他在美国的朋友，考虑了移民的物流问题，以及如何让他的医学学历在国外得到认可。他意识到这一切都很困难，但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路。他所必须要做的，就是想办法为妻子和孩子办理护照，并卖掉他在城里的房子。但他从未来得及这样做。
2017年，他与其他数十万名维吾尔青年一起被拘留，并被送往封闭的集中管控教育培训中心。他的旅行史，以及他与那些现在被国家视为国际恐怖分子的学生的联系，足以让他被视为“不放心”的人。然而，与其他大多数被拘留者（他们都有类似的思想犯罪和“不正常”行为的数字档案）不同的是，阿卜杜拉拥有医学高等学位，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并能背诵所有与民族政策有关的法律法规。如果拘留营系统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是培训维吾尔村民讲汉语和在工厂里工作，为什么要拘留和培训已经在公共机构里工作的人？
从根本上说，阿卜杜拉和其他数十万移民和农民被拘留是出于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这与他们过去的个人行为关系不大（尽管这些行为的数字足迹会被收集和评估），而与他们作为年轻的、有农村背景的维吾尔人的民族宗教和世代身份关系更大。但同时，将他们制造成工人的成本也被外化到了培养他们的乡村社区，以及那些牺牲生计送他们上学的家庭。而即使是教养所也需要医生。很明显，阿卜杜拉注定要成为一名罕见的穆斯林医生，负责维护和再生产种族化的监狱护理系统。他的这种被贬值的指定劳动并非发生在工厂里，而是发生在工厂工人和他们的孩子身上。他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城市，相反，他的未来是一个永久的缓刑状态。他随时可能被送回拘留营，或被降级到工厂，甚至更糟。
2017年新疆 :: 1972年南非?
在许多方面，对新疆所发生事情的讨论类似于1970年代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讨论。在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中，这两个案例往往被视为例外，而不是资本主义逻辑的有限案例。
然而，正如Martin Legassick、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等激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oway）所证明的那样，南非实际上是一个其经济以差异的生产和再生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9]。它是一个国家控制资本主义秩序的典型例子，它制定了所谓“肤色障碍”的法规[10]，将黑人和棕色人种排除在为白人保留的某些就业类型之外。这种排斥，以及将原住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并迫使他们迁入依赖外部资源的贫瘠保留地的过程，导致了两种新的生产模式。在保留地上勉强糊口的生存，以及来自这些保留地的剩余矿工的供应。肤色障碍“固化”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阻止了南非黑人积累自己的财富，剥夺了他们在劳动人口中的社会流动性，并扼杀了互助系统。
正是从这个例子中，塞德里克·罗宾逊和马哈茂德·马姆达尼（ Mahmood Mamdani）等学者开始建立一个普遍的理论，说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发展通过生产差异——而不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产生“水涨船高”的均质化效应——而发挥作用[11]。通过将某些公民和非公民视为、在法律上归类为与别不同的人，并贬值其劳动和财产，国家补贴和支持的商业利益和殖民监督者从而被赋予权力以一种固定、持续的方式积累财富。
快进五十年，可以看到一个类似“肤色障碍”的整治架构通过反穆斯林的种族制度在运行。就像在南非一样，新疆的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为保持持续增长进行了深入的投资。新疆的制度依靠一个以劳动力和数据为形式的双重模式进行种族化资本积累。在一个普遍的意义上，该系统对劳动的盗窃不仅依赖于对工人个人生活的盗窃，而且还依赖于对抚养和照顾该工人的家庭和社区的盗窃。通过从维吾尔家庭和社区偷走一个女儿或儿子，再教育运动将制造不自由（unfree）工人的成本外部化。随着国家从中国各地乡村新聘请了9万名具有高中学历的非穆斯林教师，这种劳动力的再生产进一步得到了寄宿学校系统的保证，该系统将培养下一代的维吾尔工人。
与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一样，世界是新疆不自由工人生产的大部分预测产品[12]和消费品的市场。它还参与了全球性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话语的散播。这些与帝国主义北方[13]交汇的领域——通过文化基因性的（memetic）政治关系和共同占有的全球经济——指向了新疆最根本的教训：在一个中国企业和独裁者的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里，他们的运作方式与其他殖民国家基本相同。
达伦·拜勒， 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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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岳，“中国西部移民屯垦的历史与现实研究”（A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Immigration and Reclamation in Western China），2002年，博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showType=1&indexName=data_408&fid=002179012 （中文）；关于他和他起到的作用的进一步讨论，见格拉瑟曼（Aaron Glasserman），“中国新任少数民族事务高级官员吹捧’民族融合’，设想一个没有文化差异的国家”（Touting ‘Ethnic Fusion,’ China’s New Top Official for Minority Affairs Envisions a Country Free of Cultural Difference），2023年2月24日，中参馆，https://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viewpoint/touting-ethnic-fusion-chinas-new-top-official-minority-affairs-envisions （英文）。
[2] 译注：剥夺黑人和其他非白人与白人同等权利、机会和设施的社会制度。
[3] 译注：在社会学中，种族化或民族化是指以统治和社会排斥为目的，将民族或种族身份赋予一种关系、社会实践或不认同自己的群体的政治过程。种族化或民族化往往产生于一个群体与它所支配或想要支配的群体的互动，想要支配的群体将种族身份赋予另一个群体，以再现或继续其支配方式，并加强其社会排斥的做法。这是一个通过种族主义演变而来的过程，为了压迫的目的，将主导群体的身份与非主导群体的身份相对区分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种族化和民族化的群体内形成了社会强制的建构（内化的压迫），即种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是真实的、不同的和不平等的，这种不健康的规范剥夺了他们作为完整人类的尊严。这种用于压迫和诱发创伤的系统性工具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和民族等级制度的历史中通常被不同程度地灵活运用。（维基百科）
[4] 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黑人马克思主义：黑人激进主义传统的形成”（Black Marxism: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1983年[2000年]，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教堂山；Yousuf Al-Bulushi，“从非洲思考种族资本主义和黑人激进主义： 塞德里克·罗宾逊的世界体系的知识地理学”（Thinking racial capitalism and black radicalism from Africa: An intellectual geography of Cedric Robinson’s world-system），2022年，Geoforum 132期，252-262页。
[5] 謝力登（Derek Sheridan），“黑人的符号学：中国移民社区中的种族、日常语言和话语共谋关系”（The semiotics of Heiren: race, everyday language, and discursive complicities in a Chinese migrant community），2022年，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1-19页。
[6] 为了保护阿卜杜拉的身份，我更换了他的姓名，并改动了有关他专业的情况。我在2014和15年曾多次采访阿卜杜拉；在2016年他访问美国期间，我也再次采访了他。他被拘留后，我从他在欧洲的兄弟那里了解到他的情况。他的兄弟与其父母保持联系，并多次录制了他与阿卜杜拉的视频对话，随后与我分享。
[7] M.A. 和达伦·拜勒，“异化与教育的’第三空间’：中国新疆的英语学习与维吾尔族主体形成”（Alienation and Educational “Third Space”：English Learning and Uyghur Subject Formation in Xinjiang，China），2022年，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53，no. 4，396-415页。
[8] 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我们维吾尔人没有发言权：一位被囚禁作家的话”（We Uyghurs Have No Say: An Imprisoned Writer Speaks），2022年，维索图书（Verso Books）。
[9] Martin Legassick，“种族隔离的资本主义根源—为博罗科工作，南非强制劳动制度的起源”（Capitalist Roots of Apartheid—Working for Boroko. The Origins of a Coercive Labour System in South Africa），1984年，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5, no. 3，356-359页；哈罗德·沃尔普（Harold Wolpe），“南非的资本主义和廉价劳动力：从隔离到种族隔离制度”（Capitalism and cheap labour-power in South Africa: from segregation to apartheid），1972年，Economy and society 1，no. 4，425-456年； 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移民劳工的功能和再生产： 南部非洲和美国的比较材料”（The functions and reproduction of migrant labor: Comparative material from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1976年，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no. 5，1050-1087页；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1972年（2018年），维索图书（Verso Books）。
[10] 布洛维，“移民劳工的功能和再生产： 南部非洲和美国的比较材料”，1054页。
[11] 塞德里克·罗宾逊，“黑人马克思主义：黑人激进主义传统的形成”；马哈茂德·马姆达尼（ Mahmood Mamdani），“公民与臣民：当代非洲与晚期殖民主义的遗产”（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1996年（201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2] 译注：预测产品（Prediction Product）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提出概念。它几乎包括所有以“智能”或“个性化”开头的产品或服务、所有互联网设备、数字助理等等。这些产品的设计方式使企业能够根据用户的行为数据进行预测，并利用产品对用户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以最大化其利润。生产它们的企业收集用户的数据不仅是为了它们自己使用，还在几乎不受监管的市场上出售这些数据。
[13] 译注：帝国主义北方（Imperial North）一词原指在历史上对全球南方国家（Global South）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的全球北方国家。这里南北方并不是指特定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