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9年年中的一天，一名协警拍了拍一位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年轻学生的肩膀，当时她正走路穿过繁忙的集市十字路口。这个学生叫Vera Zhou，她起初没有觉察到有人在拍她的肩膀，因为她边戴着耳机听音乐，边顾着在人群中穿梭。当她转过身，看到协警的黑色制服时，顿时脸色苍白，尽管音乐还在继续播放。这个警察用汉语——Vera的母语——示意她进入旁边的便民警务站。整个地区现在遍布着7700多个这样的监控网点[1]。
灰色盒子一样的警务站里，她在一台显示器上看到自己的脸被一个黄色方形框着。另一些屏幕上，她看到行人在集市里穿行，他们的脸被绿色方形框着。在她的脸部高清图像旁边，她的个人信息出现在一个黑色的文本框中。上面写着她是回族，中国穆斯林群体的一员。中国西北地区有1500万穆斯林，其中大约100万是回族。警报之所以会响，是因为她走出了她所属社区的警务网格范围。作为曾经被关押在再教育营里的人，她被明令禁止去城里其他地方，除非有治安联防队和公安局的明确许可。屏幕里她脸上的黄色方框表明，她再一次被扣押穆斯林的数字围墙（digital enclosure）系统视为了“潜在的犯罪分子”。Vera说，那一刻她感到无法呼吸。她记得父亲曾告诉她：“一旦他们来检查你的身份证，你就会再次被抓进去。你已经不是普通人了，你现在属于‘那种人’。”
Vera当时身处奎屯，塔城地区一个人口大约28.5万的小城市。塔城地区以富裕的“油城”克拉玛依为中心，毗邻哈萨克斯坦。2017年，正在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我是那里的讲师）读三年级的Vera一时兴起回国看男朋友，从此就一直被困在那里。刚回国的一天晚上，她和男朋友正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座拥有350万人口、离她家有几个小时路程的城市）一家电影院时，她男朋友接到了一个电话，要他去当地的派出所。她的苦难从此开始。去了派出所，警察告诉他，他们需要盘问他的女朋友，因为他们在Vera的上网记录中发现了一些“可疑活动”。她使用虚拟专用网络，即VPN，访问了一些“非法网站”，比如她的大学谷歌邮箱账户。后来他们告诉她，这是“宗教极端主义的迹象”。
过了一段时间，Vera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开始，警察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因为她男朋友是汉族，他们不希望他把事情闹大。他们只是说她必须在派出所里等着。她问自己是否被捕了，他们没有回答，只是告诉她“就坐一会”。这时她已经非常害怕，所以打电话给老家的父亲，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最后，一辆警车停在了派出所门口。四个警察走下车，其中有三个中年人，另一个非常年轻，和Vera差不多大，他的制服袖子上写着 “协警”，一个对在再教育运动中警方以劳务派遣方式雇佣的九万多名私人保安合同工[2]的称呼。
当警察说要将Vera带回奎屯审问时，她男朋友立刻要求开车送她回去。出于汉人之间的客套，警察礼貌地表示他们只能按程序办事，用警车押送她，不过如果他想的话，可以开车跟在后面。于是Vera被带上了面包车，但当她男朋友一离开视线，警察立刻将她双手紧紧铐在背后，粗暴地把她塞进后座。那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协警，被安排在后座上看着她。他坐在座位的另一端，膝盖侧向一边，茫然地盯着她，面无表情，好像她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她被置于一个没有尊严的位置，被视作一个不配拥有人权和公民权的穆斯林极端分子。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角，深入中亚，在另一个自治区——西藏的北部。新疆的面积和阿拉斯加相仿，与从印度到蒙古等八个国家接壤。该地区的原住民包括几个中亚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是维吾尔族，一个约有1200万人口的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3]，其次是150万哈萨克族，20万吉尔吉斯族，以及1.5万乌兹别克族。新疆的汉族人口约1100万。新疆在汉语里的意思是“新的边疆”，正式名称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是中国政府设立的行政区划，意味着维吾尔人有一定的自治权。
几个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在中亚的沙漠绿洲中从事小规模灌溉农业。过去两千年，除了几个时期之外，他们一直实行着自治管理，活动在古丝绸之路的贸易线上。1755年，满族政府统治的清朝入侵了该地区的部分领土。1884年，他们将这个被勉强控制的地区变成了省级领土，并在主要城市建立了军事前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该地区汉族约占总人口的6%，而维吾尔人约占80%，他们几乎都居住在南部世代相传的土地上。
在1949年之前，这个地区的前途还是未知数，它是将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并入苏联呢，或者清帝国的边界会使得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土地变成人民共和国的内部殖民地？然而在1949年，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达成了协议，认为中国应“占领”该地区[4]。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将几百万退役士兵迁入该地区北部，把他们变成军事殖民地上的农民。这些定居者，也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员，由于受到经济上的激励和意识形态上的劝导，被引入了这些边疆地区。除了汉族定居者，还有近百万讲汉语的穆斯林，即Vera所属的回族，也迁入了该地区。今天，维吾尔族占总人口不到50%，而汉族占40%以上。该地区已成为中国约20%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来源地，煤炭储量占比甚至更高，并且生产世界上约四分之一的棉花和西红柿。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十年里，汉族定居者与维吾尔人基本上不互相往来。因为道路稀少，而且巨大山脉阻隔了汉族占据的北方土地和维吾尔族所在的南方土地，绝大多数维吾尔人和汉族定居者在日常活动中并不相互接触。虽然中国共产党确实改变了该地区的治理结构，但在南部地区，维吾尔人依旧保有领导职务。即便维吾尔宗教领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清洗，被派驻到南方的少数汉人仍然入乡随俗[5]，适应了维吾尔族的文化传统。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转向出口导向型市场经济，维吾尔人在该地区南部享有的相对自治权也开始改变[6]。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于是石油、天然气，以及后来的棉花和西红柿成为了新疆的经济支柱。对这些商品的寻求吸引了数百万汉族定居者进入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南部地区，首先是建立资源开采的基础设施，然后是支持产业和服务部门。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新疆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边陲殖民地（peripheral colony），为上海和深圳等大都市提供服务。和其他定居殖民计划一样，原住民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新经济中最有利可图的部分之外。当定居者经济（settler economy）导致生活成本迅速上升时，不断扩大的城市和资源部门给维吾尔家庭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有些人成为工业化棉花农场的佃农[7]，另外许多人被迫从事建筑等行业的低薪流动工作。
20世纪90年代的定居移民潮带来的经济变化和政治动态也催生了越来越频繁的抗议和暴力事件。例如，在喀什市附近的巴仁乡，用猎枪和农具武装的维吾尔农民发动了一场经常被称之为“起义”的抗议活动，反对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反对给予汉族定居者工作和灌溉权的优惠待遇。虽然有些人认为这次维吾尔人占领乡镇政府大楼事件的框架的确是围绕着更大的维吾尔人自决权问题——国家最初将其描述为民族分裂主义，后来则是恐怖主义——但对当时生活在该地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来说，事件中最突出的是抗议活动“被中国军队镇压[8]”的方式。在一本回忆录中，他回顾了“政府如何立即开展大规模逮捕”。他回忆：
我们村子里流传着目击者的描述，形容抗议者如何像砖块一样被装进卡车拖走。警察不仅拘留了活人，连死者的尸体也拉走了。当时，学校全被勒令停课，所有人都被迫参加政治思想灌输会（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sessions）。我仍然记得很清楚，当时家家户户被搜，宗教书籍被烧，村民被随机逮捕。得知政府将我们这些国家政策的受害者指责为“麻烦制造者”，我们私底下会悄悄议论。
在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严格执行偏向汉族定居者的政策，引起了强烈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普遍的就业歧视、土地征用，以及政府对宗教活动的加强控制引发了一系列抗议和暴力镇压。这种情况在2009年达到顶峰：因为汉族工人对维吾尔工人使用私刑，维吾尔学生发起抗议[9]，遭到武警的实弹镇压。作为回应，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街道发动暴乱，杀死了130多名汉族平民，伤者则更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地方当局在整个地区开展了军事化的“严打”行动，导致数千名维吾尔人失踪[10]，而这又带来了更多对警察暴行和国家控制的不满。
正如学者肖恩·罗伯茨（Sean Roberts）和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所表明的[11]，过去三十年里，维吾尔人直接针对国家行为体（state actors）的抗议和暴力事件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控制形式的增多和民族歧视问题的恶化。随着2000年代穆斯林恐怖主义话语（discourse）[12]进入中国，许多此类事件被国家媒体描述为“恐怖主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由抗议变成的冲突里，绝大多数被杀或受伤的是维吾尔肇事者们自己。这些“恐怖分子”通常手无寸铁，或只有简易自制武器，最终被警察的自动武器击毙或打伤。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些暴力事件确实开始类似于国际上公认的恐怖主义。以前的事件往往是临时发起的，目标为警察和政府当局，并非平民。但从2013年底和2014年初开始，由维吾尔平民实施的直接针对汉族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增多。在这方面，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中心发生的自杀式袭击最为突出。与以前发生的事件不同，这些袭击使用了刀具、车辆和爆炸装置。这是第一次，维吾尔族袭击者似乎在策划针对非穆斯林的无差别协同攻击。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袭击看上去与当地的政治经济积怨无关，相反其策略却和那些在欧洲和北美代表新兴伊斯兰国行事的犯罪分子如出一辙。
与此同时，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开始首次接触社交媒体。他们也开始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当代穆斯林文化和信仰传统更加感兴趣——比如那些受伊斯兰传道会（Tablighi Jamaat，一种非政治性的逊尼派虔敬传统，在全世界有数十万成员）启发的传统。有计划的袭击事件逐渐增多，加上维吾尔人总体上越来越遵守清真标准（比如戒酒），这让新疆的汉族定居者感到担心，而他们所恐惧的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抽象、刻板的伊斯兰威胁。
另外，在此期间，有近万名维吾尔人从中缅边境偷渡逃往土耳其[13]。据称，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下，其中一千多人最终去了叙利亚，与ISIS和阿萨德政权作战。这群外籍战士人数占维吾尔族整体人口的比例，比英国穆斯林中同样参加叙利亚内战的人数比例还要小。但在中国，只要维吾尔人出现在叙利亚，就坐实了当局口中对中国主权关乎存亡的威胁。与文革时期称反革命分子为害虫的论调相呼应，国家媒体开始把那些被视为极端分子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描述成是需要被消灭的蛇虫鼠蚁[14]。
为了应对那些由几十人实施数百人支持的袭击，虔诚伊斯兰教实践的兴起，以及维吾尔难民大批逃往土耳其的情况，中国当局宣布了“反恐人民战争”。然而，与欧洲和北美内部的反恐运动不同，“人民战争”催生了一个法外的大规模拘禁计划，以保护维吾尔祖传土地上的汉人定居者社会。这场运动不是针对少数罪犯，而是针对新疆1500万整体穆斯林人口。它导致了伊斯兰教习俗和一些维吾尔和哈萨克文化传统的入罪化（criminalization）。起初只有宗教领袖被送往再教育营，但到了2017年，反恐战争变成了一个防止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成为穆斯林的计划，更甚者，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他们成为维吾尔或哈萨克人。
五年时间内，国家建立了一个检查站系统，最开始在县与县之间设置检查站，后来发展到在城市辖区内设点。他们建立了一个限制维吾尔人在该地区行动的通行证系统，并没收了少数已经获得护照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护照。他们派遣多达110万名国家工作人员进入维吾尔和哈萨克农村社区，对“不放心的”穆斯林进行评估。他们增聘了九万多名助理警察，负责检查穆斯林的电话和身份证，使该地区的安保密度可与柏林墙倒塌前的东德相媲美[15]。他们还开始建立一个高度警戒化的拘留营网络，在高峰期关押比例在10%到20%之间的成年人口[16]——即地区当局认为已经形成宗教极端主义“毒瘤”的人口比例。同时，国家民政部开始执行“杜绝违法生育”政策，加上拘留造成的普遍性家庭分离，导致出生率下降了50%至80%[17]。
2018年4月，我在喀什遇到一些协警，要求我出示证件。在喀什，每两百米就有一个检查站。他们扫描了我的护照，并通过图像识别系统寻找是否与监视名单上的人相匹配。当他们在检查站扣留我时，我观察到他们要求每个通过检查站的维吾尔人拿出他们的智能手机，这样他们才能用一个应用程序来检查这些手机。这个应用程序不是美亚柏科（Meiya Pico）就是烽火通信（FiberHome）[18]开发的，它们都是数据取证公司。这两家公司在该地区正致力于将人们的智能手机变成追踪他们的设备。我开始想象自己被盘问关于2011年以来采访过的那数百名维吾尔人的事情。
从他们的亲戚朋友那里我了解到，我认识的人里面已经有三十多个消失在了再教育营系统中，但和我关系最好的维吾尔和哈萨克朋友大多还在外面。我想到了SD卡里面那些拍摄检查站、摄像系统、标识牌和技术设备的照片，警察用简单的金属探测器就能在我的背包内袋中轻易找到它们。还有那一页又一页关于失踪人口和监控设备的笔记，存在我笔记本电脑上有密码保护的硬盘中，他们也可能会发现。还想到他们会怎样逼迫我说出电子邮箱的密码。我还想象着自己被戴上手铐，被扔进一个拥挤的水泥牢房，被迫签署一份供词，说我在为美国情报机构秘密工作——后来新疆政府发言人果然在公开声明中这样指控我[19]。
国家当局将权力外包给私人技术公司和保安合同工，试图改造该地区的原住民人口。那些曾经受益于自然资源经济的私营企业家和汉族定居者，开始被要求行动起来，建立一个走在当代科技最前沿的监控产业。于是这个数字围墙从人脸识别检查站和智能手机扫描仪，发展到了智能营地和智能工厂。
国家当局和官方媒体将这一大规模拘禁运动称为“教育改造”。在提交给联合国的文件中，中国国家当局将这一系统描述为“职业培训计划”，对象是那些恐怖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违规行为未达到犯罪程度[20]的新疆公民，他们无意中违反了反恐准则，或曾因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相关罪行服过刑。这些违规行为中很多与网上活动和去清真寺有关。例如，在一份供负责评估维吾尔和哈萨克族人口的国家工作人员使用的手册[21]里，将仅仅是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像Vera那样——或访问外国网站描述为和计划实施恐怖袭击相同的行为。一份警方内部报告指出，访问清真寺“超过两百次”[22]就会导致穆斯林被送入再教育营“接受教育”。在报告中提到的一座清真寺，这一威胁——再加上清真寺入口处的人脸扫描检查站——导致该寺一年内参访人数下降了96%。
自2017年以来，由于这些政策，中国当局将多达15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回族人扣押在中度至高度警戒的“再教育”营地系统中，使其成为自二战以来对一个宗教少数群体最大规模的拘禁。这个由三百多个营地[23]和其他新建或扩建的法外拘留设施组成的群岛，已经由政府招标合同、卫星图像、研究人员的访问，以及对曾被拘留者和前营地工作人员的采访记录了下来。此外，政府文件和对前工作人员的采访表明，中国政府利用了前所未有的监控技术，以及借助于企业奖励办法创造的一个分散式强迫劳动网络，来控制、跟踪、监视、提取数十万营地外穆斯林的数据和劳动。
根据我的采访和媒体报道，一些被拘留者甚至被转移到监狱。根据新疆人民检察院的数据，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新疆有超过53.3万人被正式起诉[24]，这一比率是该时期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倍。由于中国法院的定罪率高于99%[25]，可以认为几乎所有刑事起诉都导致了正式判刑。一些曾被拘留者，特别是年老体弱者，则被置于社区监控或软禁之中。还有数十万人被安置在与再教育营挂钩的工厂中从事各种形式的强迫和受限制的劳动。总体上看来，国家当局和私营企业现在控制着穆斯林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方面。这一控制系统所涉及的技术产生了一个与国家纠缠在一起的营利性产业，使得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从对少数民族公民的压迫中获利。虽然在上个世纪，类似的全面极权主义制度就曾经针对少数民族，但这是数字监控时代出现的第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尝试。这也是殖民主义和拘留营制度历史上一个新的现象。
该系统建立在一套“反穆斯林恐怖主义战争”辞令的基础上，而这套说辞是中国政府从后911时代的美国及其盟国那里引进的。就在最近的2017年，作为一项名为“借鉴英国先进经验，严厉打击破坏中国新疆地区发展稳定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的外事交流活动[26]”的一部分，新疆当局接待了英国反恐专家。在中国，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英国专家只简单称之为“预防”——的前提是将数十万被认为“不放心”的穆斯林拘留在再教育营和监狱中，而将另一部分成年穆斯林安置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工作。多达50万名儿童[27]被安置在寄宿学校。反恐的逻辑粗暴地取代了对人权和公民权的关注，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高科技流放地。
和其他情况类似，反恐战争的代价主要由穆斯林自己承担。国家法律机器将穆斯林排除在非穆斯林公民享有的民事保护之外，从而使得拘留“潜在罪犯”有了合法性，例如那些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穆斯林公民。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被列入了监视名单。这种将臣服人群归入“恐怖分子”类别的做法有助于证明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同时制造数据密集型的监控产业。这种辞令产生了一种法律上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像Vera这样的穆斯林可以被肆无忌惮地对待。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监视名单和营地规模的巨大，以及它们被先进技术所塑造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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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利用了2011至2020年之间在新疆、哈萨克斯坦、西雅图进行的超过二十四个月的民族志研究。它考查了数千份经核实的政府文件、科技行业文件、以及由政府官员和科技行业从业人员泄露的中国警方内部报告。但它的核心推动力是对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回族的曾被拘留者、营地工作人员、系统技术人员的数十次长篇采访。其中一些受访者是哈萨克人，他们能够利用家庭关系和一种“与生俱来”的移民权利，跨越边境逃到哈萨克斯坦。少数人通过说服当局他们会保持沉默， 得以登上飞往美国或欧洲的飞机。其中一些人——Vera、巴依木拉提（Baimurat）、凯尔比努尔（Qelbinur）、埃巴哈提（Erbaqyt）、古孜拉（Gulzira）——要求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其他人则要求匿名，以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家人。这本书就是他们的故事。
他们向我讲述故乡的科技围墙时，我理解了再教育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使穆斯林成为被任意拘留的目标。监控系统本身产生了有罪的假设，以及潜在罪犯的假设。由于该系统制造了这些说法，许多穆斯林被要求戴上忠于国家再教育计划的面具，以掩盖他们的道德异议。而那些缺乏这些面具的人在再教育营的灯光和摄像头下被非人化（dehumanization）[28]。他们被塑料小板凳、电棍、自动化酷刑所改造。他们被训练成坐着的时候不动、关键的时候畏缩、被打的时候闭嘴、唱歌的时候大声唱，并永远保持微笑，对所有命令言听计从。他们被训练成不会注意到排泄物、汗水和恐惧的气味，这些气味来自于当做马桶用的无盖塑料桶，狭窄空间里挤成一堆的没有洗澡的躯体，以及对看守的惧怕。他们不再注意到半夜时分的强光，不再感觉到自己持续的饥饿，不再思考遥远的未来或过去。
许多人，特别是几十万没有人为他们发声的农村维吾尔人，仍然被关在里面。而有些人已经被放回了数字围墙，成为“智能”工厂注视下不自由（unfree）的工人。
这些曾被拘留者告诉我，他们并不责怪那些被迫喂养和维护这台冷漠机器的技术人员和营地工作人员。他们要追责的，是那些管理运作这个系统的一把手们，以及那些嘲笑他们的苦难的人。他们还要求开发这些技术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对此承担责任。听完他们的诉说，我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他们所经历的非人化过程至少有一部分是从西雅图到北京的计算机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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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春翰（Chun Han Wong），“China’s Hard Edge: The Leader of Beijing’s Muslim Crackdown Gains Influence”（中国的硬实力：北京镇压穆斯林的领导人获得了影响力），华尔街日报，2019年4月7日，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hard-edge-the-leader-of-beijings-muslim-crackdown-gains-influence-11554655886 （英文）。
[2] “奎屯–独山子便民警务站公开招聘协警公告”，搜狐，2017年2月6日，https://www.sohu.com/a/125565427_130552 （中文）；我在第三章中详细讨论了这被雇用的九万人和他们的工作。
[3] 译注：突厥语民族，即广义的突厥人，是欧亚大陆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众多族群的统称，源自原始突厥族，但在历史上与蒙古族、通古斯民族、汉族、粟特人、希腊人等其它族群通婚。现在全球有1.83亿人口使用突厥语族语言，这些人主要分布（依人口多寡）在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伊朗、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俄罗斯的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与北塞浦路斯等国家与地区。广义的“突厥人”是一个文化认同概念，并非血缘群体，是经过历史上的长期迁徙，并融合、同化了大量其他民族后形成的。（维基百科）
[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talin and CCP Delegation, June 27, 1949”（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谈话备忘录，1949年6月27日），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3380.pdf?v=a72a4ae09caba5e4c7034a5c2eb69c0d （英文）。
[5] 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史），Hurst Publishers，2021年，265–270页。
[6] 林伟（Nicolas Becquelin），“Staged Development in Xinjiang”（新疆的阶段性发展），中国季刊（ China Quarterly），2004年，358–378页。
[7] 米华健, 《欧亚十字路口》。
[8] 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Mehbusluq Zawuti》（The Prisoner Factory: A Memoir / 囚徒工厂：回忆录），手稿，2021年，12-13页。
[9] 达伦·拜勒，“Requiem for the Living Dead Ten Years After 7-5”（活死人的安魂曲，75后的十年），SupChina，2019年7月3日， https://supchina.com/2019/07/03/requiem-for-the-living-dead-ten-years-after-7-5/ （英文）。
[10]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We Are Afraid to Even Look for Them’: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in the Wake of Xinjiang’s Protests”（‘我们甚至不敢去找他们’：新疆暴乱结束后的强迫失踪），2009年10月20日，https://www.hrw.org/report/2009/10/20/we-are-afraid-even-look-them/enforced-disappearances-wake-xinjiangs-protests （英文）。
[11] 肖恩·罗伯茨，《The War on the Uyghurs: China’s Internal Campaign Against a Muslim Minority》（对维吾尔人的战争：中国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内部运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0年；鲍文德，《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维吾尔人：家乡里的异乡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0年。
[12] 译注：话语是社会理论的一个主要话题，横跨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和话语分析等领域。在米歇尔·福柯的开创性工作之后，这些领域将话语视为构建我们对世界的经验的思想、知识或交流系统。政治学认为话语与政治和政策制定密切相关，不同理论也将话语理解为与权力和国家有关，因为对话语的控制被理解为对现实本身的控制（例如，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了媒体，他们就控制了 “真相“）。从本质上讲，话语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语言的使用都会对个人的观点产生影响。例如，对于各种游击队运动，可以使用两种明显不同的话语，将其描述为“自由战士”或“恐怖分子”。（维基百科）
[13] 肖恩·罗伯茨，《对维吾尔人的战争》。
[14] 达伦·拜勒，“Imagining Re-Engineered Uyghurs in Northwest China”（想象中国西北部被重新设计的维吾尔人），Milestones: Commentary on the Islamic World，2017年4月20日， https://www.milestonesjournal.net/photo-essays/2017/4/20/imagining-re-engineered-muslims-in-northwest-china （英文）。
[15] 郑国恩（Adrian Zenz）和雷国俊（James Leibold），“Securitizing Xinjiang: Police Recruitment, Informal Policing and Ethnic Minority Co-optation”（新疆的安保化：警察招募、非正式警务和少数民族的收编），中国季刊，242期，2020年，324–348页；约翰·科勒（John O. Koehler），《Stasi: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East German Secret Police》（斯塔西： 不为人知的东德秘密警察的故事），Westview Press，1999年。
[16] 雷国俊，“The Spectre of Insecurity: The CCP’s Mass Internment Strategy in Xinjiang”（不安全的幽灵： 中共在新疆的大规模拘禁战略），China Leadership Monitor，2019年3月1日，https://figshare.com/articles/composition/The_Spectre_of_Insecurity_The_CCP_s_Mass_Internment_Strategy_in_Xinjiang/13191050/1 （英文）。这些发现与新疆各地（乌鲁木齐、阿克苏、墨玉）的警方内部文件以及与结合曾被拘留者访谈所估算的拘留设施容量一致。
[17] “新疆地区人口变动情况分析报告”，新疆发展研究中心，2021年1月7日，https://archive.is/O1vOg （中文）。
[18] 李香梅（Megha Rajagopalan），“China Is Forcing People to Download an App That Tells Them to Delete ‘Dangerous’ Photos”（中国正强迫人们下载一个APP，让他们删除‘危险’的照片），Buzzfeed，2018年4月9日，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meghara/china-surveillance-app （英文）；钟旻（Raymond Zhong），“在新疆，你手机上不能有的73000项内容”，纽约时报，2019年7月2日，https://cn.nytimes.com/technology/20190703/china-xinjiang-app/ （中文）。
[19] “Scholars Spreading Rumors About Uyghur Detention Work for US Intel Agency: Spokesperson”（发言人：散布维吾尔族被拘留谣言的学者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环球时报，2019年12月3日，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72046.shtml （英文）。
[20] “中国提供的关于其第十四至第十七次合并定期报告结论性意见后续行动的资料”，联合国，2019年10月8日，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20/028/06/PDF/G2002806.pdf?OpenElement （中文）。
[21] “四同三送活动手册”，中国国家民政部， https://xinjiang.sppga.ubc.ca/chinese-sources/cadre-materials/the-four-togethers-and-three-gifts-handbook/ （中英文）。
[22] “Xiheba Precinct Risk Evaluation Judgment Report During Ramadan 2018”（西河坝分局斋月期间风险评估判断报告），新疆公安厅，由《拦截》翻译成英文，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20466261-document-24 。
[23] “The Xinjiang Data Project”（新疆数据计划），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2020年，https://xjdp.aspi.org.au/ （英文）。
[24] 新疆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2018–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2018–2021年。
[25] 郭丹青（Donald Clarke），“China’s low acquittal rates: interesting statistics”（中国的低无罪判决率：有趣的统计数据），The China Collection，2020年5月5日，https://thechinacollection.org/chinas-low-acquittal-rates-interesting-statistics/ （英文）。
[26] “Countering the Root Causes of violent Extremism Undermining Growth and Stability in China’s Xinjiang Region by Sharing UK Best Practice”（借鉴英国先进经验，严厉打击破坏中国新疆地区发展稳定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的外事交流活动），英国外交及国协事务部（United Kingdom, Foreign, Commonwealth and Development Office），2017年3月31日，https://devtracker.fcdo.gov.uk/projects/GB-GOV-3-PAP-CNF-002340/summary （英文）。
[27] 秦颖（Amy Qin），“新疆镇压行动中的维吾尔族儿童”，纽约时报，2020年10月15日，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1230/china-xinjiang-children-boarding-schools/ （中文）。
[28] 译注：非人化是指否认他人的完整人性，以及这种否认所伴随的残酷和造成的痛苦。一个实用的定义是指“看待和对待他人好像他们缺乏通常属于人类的心智能力”。在这个定义中，每一个将某人视为”不如”人（”less than” human）的行为或想法都是非人化。 （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