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营中记事：中国的高科技流放地》（In the Camps: China’s High-Tech Penal Colony，2021）序言和第三章的中文译稿，作者为美国人类学家达伦·拜勒（Darren Byler）。[1] 我们选择在这里发表这些资料，希望更多的中文读者能够有机会接触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十年的田野调查收集到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和汉族的个人口述。现在为止，中文读者能接触到的关于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信息，除了大陆官方的说法以外，多数来自与美帝势力共鸣的西方资产阶级媒体、中国法轮功等令人怀疑的网站等渠道。虽然这些报道有时候也包含十分靠谱的内容，但它们所用的分析框架和整个语境很容易让读者认为，新疆集中营的问题主要可理解为“中国共产主义暴政”的结果，而它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要劝西方政府对中国实施制裁，或让中共下台，进行民主化。这种话语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新疆的集中营，以及整个殖民化过程和人口管理的各种技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应的现象具有如此大的共同点？在《营中记事》和其他研究成果中，拜勒发现，这些可怕的技术和与其伴随的意识形态，从头到尾都是通过中国官方、中国资本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公司直接或间接合作而发展出来的。同时，他也展现出，在21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危机当中，这些不同国家的政府为什么会采取如此残忍的手段来进行资源开采和社会维稳，并且试图像牲口那样去处理那些被资本抛弃为“剩余”和“危险”的人口。
读完了这些令人心碎的故事之后，我们希望读者更愿意去了解各个国家的“培训中心”、“移民拘留中心”等监狱是如何操作的，以及被困在高墙内外的同胞们如何在尝试团结起来冲破牢笼，废除集中营，乃至废除为资本服务的整个国家机器。[2]
译者按
这本书是作者达伦·拜勒花了十年时间完成的一部讲述数字围墙和自动监控系统是怎样兴起的故事。虽然这种智能社会监控系统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发展，但在中国西北地区，它的规模、复杂程度、智能化和残酷性都是无与伦比的。作者考察了数千份文件，深度采访了数十位证人，还原了这套“再教育”技术在新疆地区的运行逻辑。这个系统通过检查站、人脸识别、数据采集等手段，将穆斯林从总人口中区别出来，将其文化、传统、行为、宗教当成是犯罪前兆，并以此为借口将他们投入拘留营。而在拘留营和更大的“数字围墙”之内，使用监控、逼迫、“再教育”、以及各种非人化的手段，将穆斯林转化为一种新的不自由的劳动力，镶嵌进“边陲殖民地”的生产之中。不过，在这一幅灰暗的图景之中，作者见到了缝隙中透出的光线。他发现，在非人化的系统之中，有人仍然能够坚守住自己的人性，互相帮助、给予别人关怀，或者用任何渺小但显著地方式将对方识别为人。他认为对抗这种暴力的机会就在其中。
《营中记事》序言
2019年年中的一天，一名华盛顿大学的年轻学生路过集市里拥挤的十字路口时，一名协警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这位名叫Vera Zhou的学生起初没有察觉，一边用耳机听着音乐一边顾着在人群中穿梭。当她转过身，看到协警的黑色制服时，顿时脸色苍白。这位警官用汉语——Vera的母语——示意她进入旁边的便民警务站。现在有7700多个这样的监控网点遍布了整个地区。
灰色盒子一样的警务站里，她在一个显示器上看到自己的脸被一个黄色的方框包围着。在其他屏幕上，她看到行人在集市里穿行，但他们的脸被绿色的方框包围。在她脸部的高清图像旁边，她的个人信息出现在一个黑色的文本框中。其上写着她是回族，中国穆斯林群体的一员。在中国西北地区的1500万穆斯林人口中约有100万回族。因为她走到了社区网格范围之外，所以触发了警报。作为曾经被关押在再教育营里的人，如果没有治安联防队和公安局的明确许可，她被禁止去城里的其他地方。屏幕里她脸上的黄色方框表明，她再次被扣押穆斯林的数字围墙系统视为“潜在罪犯”。Vera说，在那一刻，她感到无法呼吸。她记得父亲曾告诉她：“如果被他们检查身份证，你会被再次拘留。你已经不是普通人了，你现在属于‘那种人’。”
Vera当时身处奎屯，塔城地区的一个小城市，约有28.5万人。这个地区的中心是盛产石油的克拉玛依，并毗邻哈萨克斯坦。自2017年以来她一直被困在那里。她原本就读华盛顿大学地理系三年级（我是那里的讲师），因为一时冲动，回国去看男朋友，她的苦难从此开始。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座拥有350万人口、离她家有几个小时路程的城市）一起看完一场电影之后，她男朋友接到一个电话，要求他去当地的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告诉他，他们需要盘问他的女朋友，因为Vera的互联网记录中发现了一些“可疑的活动”。她使用了虚拟专用网络，即VPN，以访问“非法网站”，比如她的大学Gmail账户。他们后来告诉她，这是“宗教极端主义的征兆”。
过了很久Vera才明白发生了什么。起初，警察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也许是因为她男朋友是汉族，他们不希望他大闹一场。他们只是说她必须在派出所里等着。当她问自己是否已经被捕时，他们没有回答，并让她“坐一会”。这时她已经非常害怕了，所以打电话给老家的父亲，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最后，一辆警车停在了派出所门口。四个警察下了车，其中有三个中年人，另一个非常年轻，和Vera差不多大。他的制服袖子上写着 “协警”，这是在再教育运动中，警方作为外包劳工雇用的九万多名私人保安合同工的称呼。
当警官说要将Vera带回奎屯审问时，她男朋友立刻要求开车送她回去。为了保持汉人之间的客气，警官礼貌地表示他们只能按程序办事，需要用警车押送她。不过如果他愿意，可以开车跟在后面。于是Vera被带上了面包车。但是，当她男朋友一离开视线，警察立刻将她双手紧紧地铐在背后，粗暴地把她塞进后座。那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协警，被安排在后座上看着她。他坐在座位的另一端，膝盖侧向一边，茫然地盯着她，面无表情，好像她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于是，作为一个不配拥有人权和公民权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她被物归原位。
新疆位于中国的西北角，深入中亚，在另一个自治区——西藏的北部。新疆的面积与阿拉斯加差不多，与印度到蒙古等八个国家接壤。该地区的原住民包括几个中亚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是维吾尔人，一个约有1200万人口的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其次是150万哈萨克人，20万吉尔吉斯人，以及1.5万乌兹别克人。汉族人数约为1100万。新疆在汉语里的意思是“新的边疆”，正式名称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是中国政府设立的行政区别，意味着维吾尔人有一定的自治权。
几个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在中亚的沙漠绿洲中从事小规模灌溉农业。在丝绸之路上的两千多年里，除了几个时期之外，他们一直实行着自治管理。1755年，由满族政府统治的清朝入侵了该地区的部分领土。1884年，他们将这个被勉强控制的地区变成了省级领土，并在主要城市建立了军事前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该地区汉族约占总人口的6%，而维吾尔人约占80%，他们几乎都居住在南部世代相传的土地上。
在1949年之前，该地区的前途并不明朗，它有可能成为苏联境内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或者因为清帝国的边界使这片维吾尔和哈萨克的土地变成人民共和国的内部殖民地。然而在1949年，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达成了协议，中国应“占领”该地区。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将几百万退役士兵迁入该地区北部，在军事殖民地里当上了农民。这些定居者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过经济激励和意识形态的说服，他们被拉到了边疆地区。迁入该地区的除了汉族定居者之外，还有近百万讲汉语的穆斯林，即Vera所属的回族。今天，维吾尔族占总人口不到50%，汉族占40%以上。该地区已成为中国约20%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来源地。它在中国的煤炭储量中占有更高的比例，并生产世界上约四分之一的棉花和西红柿。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十年里，汉族定居者基本上与维吾尔人相隔绝。因为汉族占据的北方地区和维吾尔族的南方土地之间道路稀少、山脉纵横，绝大多数维吾尔人和汉族定居者在日常活动中并不相互接触。虽然中国共产党确实改变了该地区的治理结构，但在南部地区，维吾尔人依旧保有领导的职务。就算在文化大革命中维吾尔宗教领袖被大量清洗，驻扎在南方的少数汉人仍然适应了维吾尔族的文化传统。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转向出口导向的市场经济，维吾尔人在该地区南部享有的相对自治权也开始改变。由于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石油、天然气，加上棉花和西红柿变成了新疆经济的支柱。对这些商品的寻求吸引了数百万汉族定居者进入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南部地区，首先是建立资源开采的基础设施，然后是支持产业和服务部门。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新疆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边陲殖民地（peripheral colony），为上海和深圳等大都市提供服务。和其他殖民计划一样，原住民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新经济中最有利可图的部分之外。当定居者经济（settler economy）导致生活成本上升时，不断扩大的城市和资源部门给维吾尔家庭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有些人成为工业化棉花农场的佃农，另外许多人被迫从事建筑和其他部门的低薪流动工作。
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潮带来的经济变化和政治动态也催生了抗议和暴力周期的高涨。例如，在喀什市附近的巴林镇，手持猎枪和农具的维吾尔农民发动了被称为“起义”的抗议活动，反对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反对给予汉族定居者工作和灌溉权的优惠待遇。虽然有人认为事件中维吾尔人占领乡镇政府大楼的框架是围绕着维吾尔人的自决权展开的——国家首先将其描述为民族分裂主义，后来则是恐怖主义——但对当时生活在该地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阿不都外力·阿尤普来说，事件中最突出的是抗议活动“被中国军队粉碎”的方式。在一本回忆录中，他回顾了“政府如何立即展开大规模的逮捕”。他回忆：
我们村子里流传着目击者的描述，形容抗议者如何像砖块一样被装进卡车并拖走。警察不仅拘留了活人，还拉走了死者的尸体。当时，学校全被勒令关闭，所有人都被迫参加政治思想灌输会。我仍然记得很清楚，当时家家户户被搜，宗教书籍被烧，村民被随机逮捕。我们之间也有低声的议论，抱怨政府将我们这些国家政策的受害者指责为“麻烦制造者”。
在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严格执行汉族定居者的优惠待遇，引起了强烈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广泛的就业歧视、土地征用、政府对宗教活动逐渐严厉的控制引发了一系列抗议和暴力镇压。这种情况在2009年达到顶峰，因为汉族工人对维吾尔工人使用私刑，引发了维吾尔学生的抗议，继而遭到武警的实弹镇压。作为回应，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街道上发起了暴乱，杀死了130多名汉族平民，并伤及更多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地方当局在整个地区开展了军事化的“严打”行动。这导致几千名维吾尔人失踪，以及对警察暴行和国家控制的更多不满。
正如学者肖恩·罗伯茨（Sean Roberts）和加德纳·博芬顿（Gardner Bovingdon）所表明的，在过去三十年里，维吾尔人的抗议和针对国家行为者（state actors）的暴力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控制形式的增多和民族歧视的恶化。随着2000年代穆斯林恐怖主义的话语进入中国，许多此类事件被国家媒体描述为“恐怖主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由抗议变成的冲突里，绝大多数被杀或受伤的是维吾尔行凶者自己。这些“恐怖分子”通常没有武器，或只是持有简易武器，而最终被警察的自动武器击毙或打伤。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些暴力事件确实开始类似于国际上公认的恐怖主义。以前的事件往往是临时发起的，目标为警察和政府当局，并非平民。但从2013年底和2014年初开始，由维吾尔平民实施的直接针对汉族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增多。在这方面，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中心发生的自杀式袭击最为突出。与以前发生的事件不同，这些袭击使用了刀具、车辆和爆炸装置。这是第一次，维吾尔族袭击者似乎在策划针对非穆斯林的无差别协同攻击。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袭击似乎与当地的政治经济积怨无关，但其策略却和代表伊斯兰国行事的欧洲和北美的犯罪分子如出一辙。
与此同时，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开始首次接触社交媒体。他们对伊斯兰世界的当代穆斯林文化和信仰传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那些受伊斯兰传道会（Tablighi Jamaat，一种非政治性的逊尼派虔敬传统，在全世界有数十万成员）启发的传统。有计划的袭击事件的增多，加上维吾尔人对清真标准的日益遵守（比如戒酒），使新疆的汉族定居者感到担心。而事实上他们惧怕的、来自伊斯兰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抽象的刻板印象。
另外，在此期间，有近万名维吾尔人穿过中国与缅甸之间多孔的边境线逃往土耳其。据称，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下，其中一千多人最终去了叙利亚，与ISIS和阿萨德政权作战。作为维吾尔族整体人口的一部分，这批外籍战士比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英国穆斯林人数还要少。但在中国，仅仅是维吾尔人出现在叙利亚，就证实了当局所说的对中国主权存亡的威胁。与文革时期将反革命分子描述为害虫的言论相呼应，国家媒体开始将被认为是极端分子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描述为需要被消灭的蛇虫鼠蚁。
为了应对由几十人实施数百人支持的袭击、虔诚的伊斯兰教实践的兴起、维吾尔难民逃往土耳其，中国当局宣布了“人民反恐战争”。然而，与欧洲和北美内部的反恐运动不同，“人民战争”催生了一个法外的大规模拘禁计划，以保护占据在维吾尔祖传土地上的汉人移民社会。这场运动不是针对少数罪犯，而是针对新疆1500万整个穆斯林人口。它导致了伊斯兰教习俗和一些维吾尔和哈萨克文化传统被刑事化（criminalization）。起初只有宗教领袖被送往再教育营，但到了2017年，反恐战争变成了一个防止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成为穆斯林的计划，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他们成为维吾尔人或哈萨克人。
在五年的时间里，国家建立了一个检查站系统，首先在县与县之间设置检查站，然后发展到在城市辖区内设点。他们建立了一个限制维吾尔人在该地区行动的通行证系统，并没收了那些已经获得护照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护照。他们派遣多达110万名国家工作人员进入维吾尔和哈萨克农村社区，对“不放心的”穆斯林进行评估。他们增聘了九万多名助理警察，负责检查穆斯林的电话和身份证，使地区的安保密度可与柏林墙倒塌前的东德相媲美。他们还开始建立一个高度警戒化的拘留营网络，在高峰期会关押10%到20%的成年人口——即地区当局认为已经形成宗教极端主义“毒瘤”的人口比例。同时，国家民政部开始执行“杜绝非法生育”政策，加上拘留造成的普遍性家庭分离，导致出生率下降了50%至80%。
2018年4月，在每两百米就有一个检查站的喀什，我遇到了协警要求我出示证件。他们扫描了我的护照，并通过图像识别系统寻找是否与监视名单上的人相匹配。当他们在检查站扣留我时，我观察到他们要求每个路过的维吾尔人拿出他们的智能手机，并用数字取证公司美亚柏科（Meiya Pico）或烽火通信（FiberHome）编写的应用程序来检查它们。这两家公司在该地区正致力于将人们的智能手机变成追踪他们的设备。我开始想象自己被盘问关于2011年以来采访过的那数百名维吾尔人的事情。
从他们的亲戚朋友那里了解到，有三十多个我认识的人消失在再教育营系统中，但我最亲密的维吾尔和哈萨克朋友大多还在营外。我想到了SD卡上的检查站、摄像系统、标识牌和技术设备的照片，警察用简单的金属探测器就能在我的背包内袋中轻易找到这些SD卡。他们可能会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有密码保护的硬盘中发现一页又一页关于失踪人口和监控设备的笔记。我猜想他们将如何逼我说出电子邮箱的密码。我还想象着被戴上手铐，扔进一个拥挤的混凝土牢房，被迫签署一份供词，说我在为美国情报机构秘密工作——这果然是后来新疆政府发言人在公开声明中指控我做的事。
国家当局将权力外包给私人技术公司和保安合同工，试图改造该地区的原住民人口。从自然资源经济中受益的私营企业家和汉族定居者被要求采取行动，使用当代最尖端的科技建立监控产业。于是这种数字围墙从人脸识别检查站和智能手机扫描仪发展到了智能营地和智能工厂。
国家当局和国家附属媒体将这一大规模的拘禁运动称为“教育改造”。在提交给联合国的文件中，中国国家当局将这一制度描述为“职业培训计划”，对象是那些恐怖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违规行为未达到犯罪程度的新疆公民，他们无意中违反了反恐准则，或曾因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相关罪行服过刑。这些违规行为中有许多与网上活动和去清真寺有关。例如，负责评估维吾尔和哈萨克族人口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使用手册里，将仅仅是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像Vera那样——或访问外国网站描述为和计划实施恐怖袭击相同的行为。警方的一份内部报告指出，访问清真寺“超过两百次”就会导致穆斯林被送入再教育营“接受教育”。在报告中提到的一个清真寺里，这种威胁——加上清真寺入口处的脸部扫描检查站——导致一年内参访人数下降了96%。
自2017年以来，由于这些政策，中国当局将多达15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回族人扣押在中度至高度警戒的“再教育”营系统中，使其成为自二战以来对一个宗教少数群体最大规模的拘禁。这个由三百多个营地和其他新建或扩建的法外拘留设施组成的群岛，已经通过政府招标合同、卫星图像、研究人员的访问、与曾被拘留者和前营地工作人员的访谈得到了详细记录。此外，政府文件和对前工作人员的采访表明，中国政府利用了前所未有的监控技术，以及借助于企业奖励办法创造的一个分布式强迫劳动网络，来控制、跟踪、监视、提取数十万营地外穆斯林的数据和劳动。
根据我的采访和媒体的报道，一些被拘留者被转移到了监狱里。根据新疆国家检察院的数据，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新疆有超过53.3万人被正式起诉，这一比率是该时期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倍。由于中国法院的定罪率高于99%，可以认为几乎所有的刑事起诉都导致了正式判刑。一些曾被拘留者，特别是年老体弱者，则被置于社区监控或软禁之中。还有数十万人被安置在与再教育营有关的工厂中从事各种形式的强迫和受限制的劳动。在一个普遍的意义上，国家当局和私营企业现在控制着穆斯林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几个方面。这种控制体系所涉及的技术产生了一个与国家纠缠在一起的营利性产业，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公民的压制有利可图。虽然在上个世纪，类似的全面极权主义制度就曾经针对少数民族，但这是数字监控时代出现的第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尝试。这也是殖民主义和拘留营制度历史上一个新的现象。
该系统以一个“反穆斯林恐怖主义战争”的辞令作为前提，它是中国政府从911后的美国及其盟国那里引进的。就在最近的2017年，作为一项名为“借鉴英国先进经验，严厉打击破坏中国新疆地区发展稳定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的交流活动的一部分，新疆当局接待了英国反恐专家。在中国背景下，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英国专家称之为“预防”——的前提是将数十万被认为“不放心的”穆斯林拘留在再教育营和监狱中，并给其他成年穆斯林分配远离家乡的工作。多达50万名儿童被安置在寄宿学校。反恐的逻辑完全取代了对人权和公民权的关注，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高科技流放地。
和其他情况类似，反恐战争的代价主要由穆斯林自己承担。国家通过法律机制对“潜在罪犯”，比如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穆斯林公民进行拘留，将他们置于非穆斯林公民享有的民事保护之外。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被列入了监视名单。这种将臣服人群归入“恐怖分子”类别的做法有助于证明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同时创造数据密集型的监控产业。这种辞令产生了一种法律上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像Vera这样的穆斯林可以被肆无忌惮地对待。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监视名单和营地规模的巨大，以及它们被先进技术所塑造的方式。
本书利用了2011至2020年之间在新疆、哈萨克斯坦、西雅图进行的超过二十四个月的民族志研究。它检查了数千份经核实的政府文件、科技行业文件、以及由政府官员和科技行业从业人员泄露的中国警方内部报告。但它的核心推动力是对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回族的曾被拘留者、营地工作人员、系统技术人员的数十次长篇采访。其中一些受访者是哈萨克人，他们能够利用家庭关系和一种“与生俱来”的移民权利，跨越边境逃到哈萨克斯坦。少数人通过一些办法向当局保证“不会说出来”， 最终说服对方让他们登上了飞往美国或欧洲的飞机。其中一些人——Vera、巴依木拉提（Baimurat）、凯尔比努尔（Qelbinur）、埃巴哈提（Erbaqyt）、古孜拉（Gulzira）——要求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其他人则要求匿名，以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家人。这本书就是他们的故事。
他们向我讲述故乡的科技围墙时，我理解了再教育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使穆斯林成为被任意拘留的目标。监控系统本身产生了有罪的假设，以及潜在罪犯的假设。由于该系统制造了这些说法，许多穆斯林被要求戴上忠于国家再教育计划的面具，以掩盖他们的道德异议。而那些缺乏这些面具的人在再教育营的灯光和摄像头下被非人化（dehumanization）[3]。他们被塑料小板凳、电棍、自动化的残酷行为所改造。他们被训练成坐着的时候不动、关键的时候畏缩、被打的时候闭嘴、唱歌的时候大声唱，并永远地保持微笑，对所有命令言听计从。他们被训练成不会注意到排泄物、汗水和恐惧的气味，这些气味来自于当做马桶用的塑料桶，狭窄空间里拥挤的躯体，以及对警卫的惧怕。他们不再注意到半夜时分的强光，不再感觉到自己持续的饥饿，不再思考遥远的未来或过去。
许多人，特别是几十万没有人为他们发声的农村维吾尔人，仍然被关在里面。而有些人已经被放回了数字围墙，成为“智能”工厂注视下不自由的工人。
这些曾被拘留者告诉我，他们并不责怪那些被迫为这个冷漠的机器提供维护和保养的技术人员和营地工作人员。他们指责给系统授权的老板，指责那些嘲笑他们痛苦的人。他们还要求创造这些技术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对此承担责任。听完他们的诉说，我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他们所经历的非人化过程至少有一部分是从西雅图到北京的计算机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
第三章：《两面派》
2017年2月，随着再教育营系统的启动和巴依木拉提[4]作为协警开始工作，来自整个地区的学校教师被征召为营内教官。其中一位教官是名叫凯尔比努尔·塞迪克（Qelbinur Sedik）的穆斯林妇女，她在乌鲁木齐的一所小学里教五年级学生中文。凯尔比努尔是维吾尔族和乌兹别克族政府官员的女儿，她的父母知道作为非维吾尔族才会相对安全，因此在她的出生证上登记为乌兹别克族。作为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过汉语教育的少数民族，凯尔比努尔被送到了教育事业的岗位上。1992年从地区师范学院毕业后，她在乌鲁木齐的一所小学任职。
因为在学校担任高级职务，所以2017年春节后收到新的任务时，她感到很惊讶。“2017年2月26日，我们开始了新的学期。”她回忆说。“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需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凯尔比努尔说。在会议上，区党委办公室书记没有提供太多细节。凯尔比努尔和其他参加会议的教师只是被告知，当局集中了一群“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责任是教他们中文。这群“没受过教育的人”在山上的一栋政府办公楼里。凯尔比努尔被告知，她必须签署一份“承诺书”答应教他们6个月。然后他们给了她另一份文件，说如果她将所见所闻透露出去，那么她必须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必要的惩罚”。“他们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不能拒绝或辞职”她回忆说。“否则，我们会受到惩罚。”凯尔比努尔不必向学校任何人说起这次会议。似乎每个上级领导都知道这个任务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当我离开学校时，我的教学任务已经分配给了其他人。”
像整个地区几乎所有维吾尔人一样，凯尔比努尔事实上已经听说了这些早在2015年就被送往再教育营的“没受过教育的维吾尔流动人口”。第一次听说的时候，她认为这听起来很可怕，但与她这个讲中文的城市妇女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她有一个安全的乌兹别克身份。为新的任务做准备时，凯尔比努尔想起了一位来自阿克苏州阿瓦提县的妇女告诉她的话。这位妇女是她学校的老师之一，大学毕业后搬到了乌鲁木齐。每年暑假她都会回老家。
2015年，当这位女士回到乌鲁木齐时，她非常伤心，在办公室哭了两个小时。“她告诉我，‘经常祈祷的人，穿长袍的人，或者做阿訇的人，都被拘留了’”凯尔比努尔回忆说。“阿瓦提是一个大县，而且是维吾尔族人口最多的县之一。‘但是，’她说，‘你在街上看不到维吾尔男人了。’”
她同事的三个哥哥都被带走了。其中一个因为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另一个因为有人指责他去清真寺做星期五的祈祷，第三个原因不明。她告诉凯尔比努尔说：“他们把所有人都集中在一个大礼堂里。警察带着武器。他们开始点名，宣布罪行，并作出判决。然后警察就在那些人的头上套上黑色塑料袋，然后把他们带走。”多年后想起这件事，凯尔比努尔回忆说：“当她说完，我们所有人都哭了。”
然而她也记得，生活似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们感到很震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忘记了这次谈话。我以为乌鲁木齐永远不会变成这样。”但是，当官员们告诉她她被分配去教“一群没受过教育的人”时，她同事讲的那个故事又涌上心头。“我想这一定是类似的事情，因为他们一直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不允许告诉任何人。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要去我同事之前提到的那种地方，但我试图把这个想法从脑海中赶走。”
第二天，凯尔比努尔带着恶心的感觉被接到了“集中管控教育培训中心”，那些被改装成 “智能”营地的政府大楼显然与她同事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到达大楼时，我觉得来到了一个监狱。那是一座四层楼的建筑，周围有铁丝网。我们通过刷身份证进入大门。当通过院子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紧张。院子里有汉族警察和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把守。”凯尔比努尔回忆起自己当时在想：“我必须非常小心，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
有很多东西需要慢慢消化理解。时间似乎既在加速又在放慢，但那天的画面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完成登记后，我环顾四周，注意到墙上的标语，上面写着‘打击宗教极端思想，防止宗教思想渗透’。”
她花了一些时间理解营地的布局。现在当她在脑海中重新建立这个院落时，她仍然可以生动地描绘每个房间。“当我进入大楼时，右边有四名警察和通往二楼的楼梯。”她告诉我。“在左边，有七八个办公室。其中有一个警察指挥中心，一个警察宿舍，一个护士的医务室，还有一个治安联防队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这说明民政部（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负责实施社会服务并支援警察）实际上负责监督被拘留者的进展状况。凯尔比努尔告诉我：“来自治安联防队的10名年轻女性轮流协助营地工作。她们中的五人完成一个班次后，另外五人接替。职责包括向被拘留者分发馒头，并将他们的行为记录在数字档案上。”
随着凯尔比努尔领会了再教育营的氛围，她作为营内工作人员的角色也开始了。营地里的其他穆斯林工作人员开始向她展示如何按照系统的标准行事。“一位警官把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她回忆说。“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名叫马希拉（Mahira）的维吾尔族官员。她说她认识我，她的孩子是我学校的学生。我想向这位女士询问更多有关营地的信息，但她暗示我不要多问。她只是说‘往上看’，于是我发现有摄像头对准了我的脸。我明白了就没再问什么。她问：‘你准备好开始上课了吗？’我没有任何选择，就说‘准备好了’。”
由于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正被营地的“智能”摄像头监视着，凯尔比努尔跨过了一道即将改变她生活的门槛。“我拿着书和水瓶，盯着铁门，看到了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画面。门开了，被拘留者戴着手铐走了出来。他们不得不一个个半蹲下避开门上的锁链，再走进教室。当我看到他们时，眼睛里不禁充满了泪水”。“学生”们坐在塑料小凳子上，凯尔比努尔得到了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和一块黑板供其使用。
我不敢转身，因为一些学生在抽泣，几个老人的胡须都被泪水打湿了。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整堂课都没有回头，只是不停地在黑板上写字和擦字。
“当我看到他们的脸时，内心就崩溃了。”凯尔比努尔告诉我。“我向真主祈祷，让我不要在他们面前哭泣。我走到桌子前，不知道该做什么说什么。坐在我面前的有留着胡子的老人。他们看起来很可敬，就像你在清真寺里遇到的那种老人。”作为一个一生都被教导要尊重长辈的突厥穆斯林，凯尔比努尔面临一个选择：戴上“绝不留情”的中文再教育系统的面具，或者暴露那个被教导要以礼貌和尊严对待他人的、更真实的自我，并冒着被贴上“两面派”标签的风险——由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一直受到质疑，这种威胁笼罩着所有穆斯林。
“我不假思索地说，‘安塞俩目阿莱依库姆’（Assalamu alaykum）”这是一句源自阿拉伯语的普通问候语，意思是“祝你平安”。她说完这句话，学生们都愣住了。“他们看起来很害怕，我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于是做了自我介绍，开始上课。我紧盯着黑板，没有回头去看他们的脸。我不敢转身，因为一些学生在抽泣，几个老人的胡须都被泪水打湿了。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整堂课都没有回头，只是不停地在黑板上写字和擦字。我讲了四堂课，但感觉好像花了四年时间。”
在这次接触中，凯尔比努尔无法面对被拘留者，无法直接见证他们的痛苦。然而，由于最初她对他们的认同——通过一个被禁的阿拉伯短语的发音，以及她缺乏沉着的表现，以至于需要背对着被拘留者——所以对他们来说，很显然她认识到他们也是人，也值得同情。在那个曝光的一刻，她的再教育面具脱落了，她成为了一个穆斯林两面派。
“课间我回到办公室，马希拉告诉我要小心说话。她说我应该只说‘学员们好’。我走到院子里，那里没有摄像头。营地主任是一个名叫卡德尔（Kadir）的维吾尔人，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他说：‘你要小心你说的话。你不能说‘安塞俩目阿莱依库姆’，说这句话会被当成是犯罪，你会因为说这句话被拘留。你运气好，今天是我和另外两名警察在执勤。’”
卡德尔所表现出的对工作难度的认识，以及对穆斯林身份的认同，使凯尔比努尔鼓起勇气询问被拘留者的情况。
“我问，‘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他说，‘他们是阿訇和在清真寺工作的人。’”
“我说，‘我下次会小心的。’”
“他又重复，‘这次你运气好，因为我在监控室里。’”
“我问，‘那些学生是什么时候被抓进来的？’”
“他回答，‘2月14日’”
“我问，‘他们犯了什么罪吗？’”
“他回答：‘没有，他们只是信教的维吾尔人。你需要小心，在教室里，你头顶上就有四个摄像头。’”
在他的答复里，卡德尔敦促凯尔比努尔将他们和被拘留者区分开来，因为对方信教，所以理应受到惩罚。这个系统逼着他们漠视其他突厥穆斯林被非人化，而卡德尔的言行一次又一次地突显了这一点。
凯尔比努尔在恍惚中度过了营地工作的第一天。这天结束后，警察把她送到城市的某个地方，她坐了几个小时的公交车才回到家。“我丈夫在家，他问我在再教育中心这一天的情况。”她回忆说。“他问，‘那些学生是什么人？’我哭得很厉害，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很震惊，但我要他保守秘密。直到现在，连我的亲戚都不知道。”
凯尔比努尔开始逐渐适应在镜头前表演的压力。有一天上完课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被拘留者问他们是否可以再呆一小时。“我问‘为什么？’他说，‘对我们来说留在教室里更好。’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她瞥见过他们牢房的内部。当时，在安装明亮的灯光之前，牢房的光线非常昏暗，地板是光秃秃的混凝土。被拘留者在教室里可以坐在凳子上，但在牢房里，他们必须彼此紧贴着坐在水泥地上，每次都要坐好几个小时。未经允许，他们不得站起来或者躺下。
凯尔比努尔没有回答他，营地警卫立即进来带走了他。凯尔比努尔说：“他们知道如果说话就会被罚。”第二周，这个人没来上课，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次事件之后，班上其他人除了用中文回答课堂问题之外，再也没有说过话。
她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营地内一个非人化过程正在发生。一周之内，被拘留者都被剃光了头。几周后，教室被改造成了牢房，以容纳数百名新的被拘留者。他们人数众多，不得不轮流睡在水泥地上。他们极度恐惧，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声音都在颤抖。
采访到这里，凯尔比努尔泣不成声，用手擦拭着脸上的泪。“他们都很害怕。当我在课堂上问问题时，他们不会正视我的眼睛。一开始他们脸上还有些生机。但是一个星期后，男人的胡子和头发都被剃光了。女性被拘留者一开始留着长发，一周后长发也被剃光了。他们的眼睛失去了活力。我不敢看他们，因为每次看到他们，我都忍不住伤心。到了晚上，我也无法入睡。刚要入睡，铁链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被迫支持和实施的暴力不仅影响了她的身体，也影响了她的自我意识。尽管她试图在 “放心的”外衣下掩饰这一点，但最终这变得不可能了。在营地系统中运作的暴力使她疲惫不堪。侵犯他人的人格导致她自己的尊严和自我价值感被侵犯。正如人类学家南希·谢珀·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和菲利普·布古瓦（Philip Bourgois）所指出的，“暴力决不能仅仅从武力、侵犯、施加的痛苦等物理性的角度来理解。暴力在社会和文化的维度赋予暴力以力量和意义”。
在当代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每天都会被国家代理人截查、识别、拘留和审问。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遭遇是短暂的，很少有言语交流。相反，他们的智能手机和生物识别跟踪档案（biometric tracking space ）中包含的数码历史会代表他们发言。如果这类“发言”被系统标记出来，可能会导致在便民警务站或更高级别的分局进行更正式的审问。
这种询问也发生在其他地方。在周一的升旗仪式和互动式的政治教育课程中，他们的政治知识和忠诚度也受到检验。在工作中，会有人观察他们的行为，给他们指派任务。所以他们始终保持着警惕。这些过程导致了第二种、政治化的审问，使他们内化了自己任由协警和同事支配的现实。
迪迪埃·法西（Didier Fassin）在写到法国的少数民族和警察制度时指出：“他们明白，为了不被视为有罪，单纯无辜是不够的…… 他们意识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与他们所做的事情无关，而是与他们所代表的东西有关。”正是通过这种臣服的过程，突厥穆斯林明白，在再教育时期，他们是系统凝视的对象。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告密者；没有人是必然的盟友；摄像头和扫描器背后的算法在不停地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似乎没有任何空间完全处于国家权力之外。这一点每天都被检查站和他们的亲戚、邻居、朋友的恐惧所验证。最后，对于被指派在系统内工作的穆斯林来说，那些被视为“不放心的”人的待遇也证实了这一点。营地的非人化作用，以及包围着他们的社会和技术状况清楚地表明，任何穆斯林都可以被拘留。看到这种日常的国家暴力每天都在发生，使人们意识到非人化不是随机的，而是与穆斯林所代表的东西有关。
像凯尔比努尔和巴依木拉提这样的穆斯林，始终是潜在的“不放心的”人。与此同时，他们的汉族同事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同样程度的危险。对凯尔比努尔来说，这一点被一次事件所证实。有一天她看到一个年轻的女性被拘留者被担架抬走，脸色苍白。当晚凯尔比努尔乘车回家时，一位在营地教法律的汉族工作人员陪她走了一段路。在相对安全的公交车后座上，这位老师转过头，低声问她是否也看到了那个女孩。“我说看见了，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尔比努尔回忆说。“他告诉我，‘那个女人大出血，在去医院的路上去世了。’”和营地里的所有女性一样，她被迫服用一种药来停止月经周期。他直截了当地说：“营地里的女人必须吃药防止来月经，因为学校没办法提供足够的护垫。”
凯尔比努尔不知道怎样回答。她知道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民政部在整个地区开始了“杜绝非法生育”运动。她本人当时四十七岁，被迫要定期对国家工作人员强迫她植入的宫内避孕器进行检查。国家文件显示，不接受手术绝育、不接受植入宫内节育器、不接受定期检查的育龄妇女将不会被列入“不放心的”公民名单。非法怀孕将被“及早处理”——这是指强制堕胎。民政部开始对举报违反计划生育的人给予奖励，奖金高达1000美元。其他政府文件显示，被送往再教育营的人中有不少，也许占所有被拘留者的10%，是由于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而被送往营地的。自再教育营制度开始以来，在南疆的一些地区，维吾尔人的出生率急剧下降了50%至80%，部分原因就是对穆斯林生育权的这些限制。
但是当时在车上，凯尔比努尔不知道能否信任这个汉族同事，所以只是点头表示理解。“我没有说话，但我内心很痛苦。他继续不停地抱怨。” 他对她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我们许多‘学生’其实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曾在韩国、美国、埃及、加拿大、土耳其、日本和哈萨克斯坦等地留学。我甚至回答不了他们的问题。这不是二十一世纪吗？现在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他非常愤怒”。凯尔比努尔继续保持沉默，对他如此公开地提及世界历史事件感到惊讶，那时集中营是优生运动的一部分。在营地工作的剩下时间里，他们再也没有谈论过这次共同的恐怖经历，只是继续做他们被要求做的事情。
事实上，许多参与再教育系统的汉人似乎对这场运动产生了一种赋权和投入的感觉。凯尔比努尔回忆说，另一位汉族同事忘了她也有一半维吾尔血统，对她说：“现在维吾尔人就像苍蝇。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拍死他们。”她以前的一个学生告诉她，他哥哥在半夜被一群武警带走时，一帮汉族邻居聚集在公寓外的大厅里鼓掌叫好。“他告诉我他们在喊：干得好！把他们都抓走！”学生问她：“老师，你总说所有民族都应该团结与和睦相处。但为什么一个维吾尔人被带走时，他们要鼓掌？”因为附近有监控，所以凯尔比努尔被逼只能对她的学生说：“不会的，你一定没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不会这么说的。也许你哥哥是被送到某个地方接受教育。”凯尔比努尔记得看到这个10岁的孩子抽泣时，自己那种无助的感觉。孩子一边哭一边说：“不要骗我。他怎么会头上套着一个黑袋子去上学？如果对警察来说他只是个学生，为什么会这样抓他？我虽然小，但我不傻！”
自2014年人民反恐战争开始以来，汉族公民大多都拥护这一制度。在2020年的一次采访中，一位名叫孔元丰的汉族移民告诉我：“因为他们拘留了很多人，很多对维吾尔族并不了解的汉族移民认为，恐怖分子肯定无处不在。”
其他一些人抱怨安保制度扰乱了商业和建设。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另一位来自新疆的汉族妇女卢音告诉我，运动在2017年开始的时候，她的亲戚经常抱怨检查站。乘坐公交车进城时，当维吾尔人被检查，所有的人都必须等着，他们觉得这难以忍受。几个月后“情况有所好转”，因为公交车将维吾尔人留在检查站，汉人则可以继续上路进城。
“最令我震惊的是他们（我的亲戚）变得如此明显得种族主义。”卢音告诉我。“他们谈话的主题有75%在诋毁维吾尔人。”卢音说这特别令人担忧，因为“当我2016年去的时候，这些话（随意的种族主义言论）每天只出现两三次。现在，人们每天提起的二三十次。”每当谈话中断时，她的亲戚和他们的邻居就会感叹：“维吾尔人太坏了！”然后开始谈论他们如何落后、暴力、忘恩负义。在那逗留的几个星期里，她觉得“他们试图（向她）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辩护”。她听他们说，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对这种情况进行干预。他们告诉她，维吾尔人比电视上看到的 “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中的非裔美国人要“糟糕得多”，所以营地和“再教育”工作是必要的。
汉人对参加再教育运动的主要保留意见是必须为这项工作牺牲很大一部分生活。那些被派去监视村里维族和哈萨克族的人抱怨说，他们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工作很枯燥，他们怀念城市生活的刺激，想念自己的家人。他们想回到在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中原有的官僚工作，或者在国营机构中担任的医生或编辑的工作。被我采访的其中两人告诉我，他们或他们的朋友被要求下乡，而如果拒绝参加监督计划，就会失去工作。但他们也说，通过参加监督计划，完成任务后可以保证得到晋升。不过，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是接受了任务。在这个系统中工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自己是一个良好市民。
凯尔比努尔说，她觉得这个系统的“邪恶”已经渗入整个汉族人口，甚至开始感染她。有时，她对每天看到的痛苦感到麻木。但在她被分配任务的几个月后，另一个时刻提醒了她，穆斯林的非人化是如何被正常化的。当她乘坐公交车穿过乌鲁木齐南边的一个社区时，一些汉族青少年从她面前的车窗探出头来，对在街边看到的几个维吾尔人大喊：“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当公交车渐渐远离那些维族人，他们互相转过身来，开始讨论为什么那片街区的一些维吾尔人还没被带走。凯尔比努尔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什么也没说。“我不敢说话，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对的。如果他们想的话，可以把我也抓走。他们被赋予了这种权力。”
智能营地
从北美拘留营的铁丝网和自动武器到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通行证和检查站，技术在人口控制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历史学家安·斯托尔（Ann Stoler）所表明的，在殖民背景下，对行为进行分类的技术具有使统治关系正常化的效果，而且是以越来越贴身的方式。在中国西北地区，用于遏制和改造穆斯林人口的“智能”监控系统的技术将这些管控系统的规模和强度提升到了新的水平。技术使原因和结果之间产生了距离。这可以掩盖或加强其效果。就像科学本身一样，它们提供了有局限的真理主张（truth claims）[5]，但人们往往愿意将其作为标准来接受。总的来说，它们加速了非人化的进程。
在再教育营中，无处不在的警卫、自动摄像头和语音识别技术，部分地扩展了制度的平庸性（banality）[6]。在我对凯尔比努尔的一次长时间采访中，她回忆说，在进入营地的第一天，她对警察的驻扎和高科技的警戒感到惊讶。“我很惊讶，有这么多持枪的警察。这是第一个迹象，表明这不是普通的学校。”她回忆说。“有这么多警察坐在前厅里，准备应对任何事件。之前他们让我去教一群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一开始我以为他们在用枪保护学生。”
当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打开一间牢房的门，让被拘留者去教室时，凯尔比努尔才意识到这些人是被拘留了，而她是身处在一个拘留营里。每个被拘留者都戴着手铐。“我当时意识到，内部文件中关于‘培训中心’的说法与营地的现实有巨大的差距。营地（的状况）是无法想象的。”凯尔比努尔告诉我。该地区安全主任朱海仑的内部指示要求警卫不应携带致命武器，但凯尔比努尔说许多警卫甚至在营地围墙内都带着枪。指示中说卫生应该是重点注意的问题，但凯尔比努尔看到基本的卫生设施都被忽视了。当“学生”无法对警卫说出他们想听的东西，指示中没有提到可以殴打和折磨他们，但凯尔比努尔却经常看到它们的发生。
再教育营的设计是为了利用技术控制来制造一个关于营中情况的虚假现实。这一点在营地警卫检查凯尔比努尔的手机时表现了出来。“在到达营地之前，警察叫我们关掉手机。”她回忆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接电话或打电话。到达后，他们强迫我们把手机放在办公室里。只有在离开营地后，才允许我们再次使用手机。”
这成了一个标准的程序。每天早上警察接她去营地时，她会关掉手机电源。只有一次，他们把她的手机插入一个类似于巴依木拉提在奇台使用的装置。“他们只是将数据线插进手机里，之后把手机还给我。我什么也没问，只是像其他人一样给了他们我的身份证，他们也扫描了身份证。”
在营地时，凯尔比努尔一直意识到摄像头的存在。她说：“在教室里，前面有四个摄像头，中间有两个，后面有四个。尽管光线不是很亮，但他们似乎可以看到我们做的一切。” 有一天，名叫卡德尔的维族管理者带她参观了“指挥中心”。该中心由多组电视显示器、一个有许多按钮的控制台、一个操纵杆和一个麦克风组成。四名警卫昼夜轮流工作，监视屏幕。如果被拘留者从地上站了起来或者说了话，“他们就对被拘留者大吼。只要被拘留者动一下，他们就大吼。不准说话！不准说维语！”即使在微弱的光线下，也能看到高清的人脸，这一点让她感到非常惊讶。即使在拥挤到不得不轮流睡觉的牢房里，每张脸都出现在屏幕上，就像微信视频通话里一样，只不过更清晰。如果有人移动，他们的动作会被自动检测到。“当他们做出任何姿势时，摄像头都会捕捉到。例如，如果有人和别人说话，即使是半夜，警卫也会通过对讲机对他们大吼，”她记得。更令人吃惊的是，“警察可以点击那个人的脸，让它在屏幕上放大”。他们可以在瞬间调出被拘留者的姓名和号码。你还可以使用该系统来搜索特定的被拘留者或群组。“例如，如果你想查看10号牢房，你只要点击10号。”她说。
凯尔比努尔看到的是 “智能营地”系统的指挥中心——科技公司大华说该设施建立在“计算机视觉系统、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技术之上。根据朱海仑批准的手册，营地要“完善外围隔离、内部隔离、防护防御、安全通道等设施设备，确保安全仪器、安保设备、视频监控、一键报警等这些设备到位并发挥作用。”这种“智能”营地计划与地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愿景相呼应，即营地应“像学校一样教学，像军队一样管理，像监狱一样防卫”。
根据私营监狱承包商来邦公司的文件，整个维吾尔地区的监狱系统都安装了人脸识别和所谓的“情绪或情感识别”技术。凯尔比努尔描述说，她在乌鲁木齐的营地看到的系统符合来邦和大华系统的大部分参数。在其最复杂的版本中，这些系统试图通过高清摄像头不断评估面部表情来监测囚犯的情绪状态。这些系统用交替执行“强制中断”和“文化编程”的办法来“消除囚犯的意识形态问题”，前者中断的是囚犯被推断的精神状态，后者确保“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进行思想改造”。
除了“智能”监控外，该营地还具有高度警戒监狱的所有特征。“从外面看，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营地。”她回忆说。“只有当你走进大院里，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拘留营。当你进到大楼里，这是一个拘留营的事实就确凿无疑了。每层楼之间的楼梯口都有一个铁丝网围栏。” 她当时心想即使是只蚊子也逃不出这个围墙。“它看起来就像那种拘留危险罪犯的监狱，就像我在美国电影中看到的那样。”
让她确定这是一个拘留营的不仅是视觉景象，也不仅是铁链的声音、金属门的铿锵声，甚至不仅是教室里传出的中文朗读声和爱国歌曲的歌声。这些声音不断地困扰着她，但只有她从审讯室听到的声音才能完整传递营地可怖的残酷。“有时我们能听到第一营被拘留者的尖叫声。”她说，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问卡德尔主任，他们用什么方法来审讯被拘留者。他说有一把老虎椅，还有一顶电击帽和手套。午饭时，我能听到尖叫声。”
两面派
在新疆再教育系统的背景下，突厥穆斯林协警和营地教官往往被视为既是必不可少的，又是可有可无的；既值得信任，又不可信任。巴依木拉提和凯尔比努尔都不能擅自离开他们在这个系统中的角色，除非他们准备好付出巨大代价。被贴上“两面派”标签的威胁始终笼罩着他们。他们说，被置于这种位置给生活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由于抑郁症、缺乏睡眠和食欲，凯尔比努尔的血压下降到危险的水平。她考虑过自杀，把药片放在枕头边，如果警察半夜来了，就立刻吞下去。她无法走路，担心自己会中风，于是被送进医院。巴依木拉提也感到了类似的压力。由于晚上无法入睡，他和他的协警同事只能以喝酒来应对，甚至在执勤的时候也不例外。
最终，在哈萨克斯坦政府官员的协助下，巴依木拉提利用自己哈萨克斯坦公民的身份和可能引发国际关注作为威胁，放弃了中国公民身份，逃到了哈萨克斯坦。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凯尔比努尔被允许退休。她觉得是由于官僚主义的疏忽，她的护照才被返还给她，并被允许到欧洲探望女儿。在对他们的生活进行制度性干预之前，当局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们，如果拒绝参加再教育营制度，他们同样会被拘留。
营地中的许多画面继续在巴依木拉提和凯尔比努尔的脑海中反复播放。所以当最后来到一个受保护的空间里时，巴依木拉提和凯尔比努尔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告诉人们他们被迫参与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最关键的瞬间，是认识到自己是作恶者或背叛自己的尊严感的时候——也就是必须证明自己不是“两面派”的时刻。对于巴依木拉提来说，当他看到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妇女，包括年老体弱者，排着队被装上大巴时，他作为协警将人们关在营地的严重性才真正显露出来。当看到自己的同事和家人被戴上镣铐抓走时，他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也可能成为再教育系统的目标。同样，当凯尔比努尔认识到自己在其他突厥穆斯林的非人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时，她被迫转过身抽泣，即使摄像头记录了她的情绪反应。虽然在扮演协警和教师的角色时可以躲在“放心的”面具后面，但他们永远无法完全摆脱穆斯林的身份。他们的生命故事和突厥人的脸部特征事先定义了他们——他们的种族特点将他们置于一个总是被怀疑的种族化类别（racialized category of suspicion）之中。
这些认知的瞬间与社会理论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20世纪60年代描述的一个瞬间产生了共鸣：一个法国白人儿童指着法农——一位口才出众的法国演讲家和精神病学家——宣布：“瞧，一个黑鬼！”在对这一瞬间的分析中，法农展示了种族化（racialization）是如何通过对种族差异（ethno-racial difference）本身的评估来实现的。一个种族化的殖民凝视决定了他者的特征及文化身份，使其成为只要殖民权力结构仍然存在就无法克服的东西。无论被殖民者将殖民者的语言说得多好，在法国殖民背景下也就是戴上法农所说的“白色面具”，被殖民者总被认为是残缺的人和潜在的他者——“两面派”。即使被殖民者试图通过模仿殖民者——把自己当成有权获得警察和法律保护的普通国民——来摆脱与其他被殖民者的联系，这些保护也会在一瞬间被夺走。对于巴依木拉提和凯尔比努尔来说，当他们在以前的同事和邻居眼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时，再教育的“放心的”面具就滑落了。
在印度殖民地背景下考虑法农的去殖民框架时，霍米·巴哈（Homi Bhabha）研究了殖民国家展开复杂统治战略的方式。他发现，一个翻译阶层对这样的体系至关重要。在这种体系的逻辑中，在被殖民的下属和殖民地官员之间活动的翻译阶层，会借用殖民者的文化形式和价值观。然而，正如巴哈所展现的，翻译员的混血形象永远无法完全占据这一角色。相反，翻译员仍然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作为“他者”被允许存在的版本，他们产生了一个巴哈所说的“殖民者在场的片面幻象”（partial vision of the colonizer’s presence）。由于残留的种族特征的痕迹，这些翻译员注定永远停留在模仿的阶段里，稍有不慎就会立刻被谴责。
巴依木拉提和凯尔比努尔的故事既普通又特殊。虽然也许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营地里的突厥穆斯林工作人员都经历过类似的极端精神压力，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脱离这个系统。相反，他们一直被镶嵌在这些流放地之中，不能说话，甚至不能公开哭泣。
巴依木拉提和凯尔比努尔都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营地中某些方面的暴力变得正常化了。他们越来越难以对所看到的事情感到惊讶。非人化暴力的正常化似乎是拘留营系统中的普遍现象，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
共同经验的瞬间是权力得以展现的瞬间。被拘留者的目光所呼唤的深刻而负面的经验显示了殖民国家的权力。同时，积极见证的瞬间，在他人身上认识自我并分享他们的痛苦的瞬间，也可以产生反殖民主义拒绝（decolonial refusal）的形式。这些类型的瞬间永远改变了巴依木拉提和凯尔比努尔的生活。作为一个民族志学者，我关注的正是这些类型的瞬间。收集和翻译它们，可能可以推动世界去见证突厥穆斯林的苦难。有一句维吾尔族谚语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反殖民主义的冲动：“滴水成湖”（维语：tama-tama köl bolar）。
我在2018年去新疆调研时采访的一位维吾尔妇女告诉我，她认识的许多协警都有自杀的念头。其他人告诉我，他们在再教育系统内工作的亲属晚上回家时经常哭泣。凯尔比努尔说，自从那天背对着被拘留者在黑板前哭泣后，她每次吃馒头的时候都不能不想起被拘留者挨饿的境遇。“当我看到下雪，我都忍不住要哭。因为我想到了他们，我想到他们在寒冷的牢房里受冻的样子。”
A. Kilich 和 H. Yenilmes《没有回家的路》，歌词由诗人 Abdukadir Jalalidin 于营中时创作。关于这首歌的艺人夫妻，见《伊斯坦堡的维吾尔声音》。
注释
[1] 以上图片为维吾尔族艺术集团Sulu.art.co的作品《黑洞》，文字写的是一百个被消失到集中营内的维吾尔族学者和艺术家。关于新疆集中营的艺术，见Camp Album Project。
[2] 关于新疆在中国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所办的角色，中文分析见拜勒另一本书的中文书评《恐怖资本主义：中国城市中的维吾尔剥夺与男子气概》和《闯》杂志第二期的文章《红尘》，更详细的背景见同期英文文章《Spirit Breaking: Capitalism and Terror in Northwest China》。关于新疆历史，中文见《端》网新疆专题的资料，比如《民族大團結下的陰影》，英文书见 James Millward 著《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2021，免费电子版搜b-ok.cc、libgen等文库）。中文视频可见2019年的BBC纪录片《新疆「再教育營」：洩密文件披露中國如何洗腦百萬維族人》。
[3] 非人化（Dehumanization）是指否认他人的完整人性，以及这种否认所伴随的残酷和造成的痛苦。一个实用的定义是指“看待和对待他人好像他们缺乏通常属于人类的心智能力”。在这个定义中，每一个将某人视为”不如”人（“less than” human）的行为或想法都是非人化。——维基百科
[4] 巴依木拉提是前文里介绍的一个协警，一开始负责监控屏幕，后来负责在检查点检查过往行人和司机，曾经负责押送被拘留人员去再教育营。
[5] 在宗教中，真理主张是信仰系统认为是真的断言；然而，从信仰系统认为是真的断言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该断言是真的。——维基百科
[6] 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是一个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