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诉弗格森案
二十一世纪初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简史[1]
2012年3月21日，一群人聚集在纽约联合广场，聆听两位失去孩子的父母的演讲：“我的儿子不该死” ； “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就是你； 特雷沃恩·马丁很重要”。[2]一位牧师诉诸上天的力量，带领人群祈祷：“哈利路亚，今晚我们就是特雷沃恩·马丁……。”百万连帽衫大游行（The Million Hoodie March）——暗指“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领袖路易斯·法拉罕（Louis Farrakhan）在1995年发起的百万人大游行——在社交媒体上被一名纽约的活动人士兼广告公司工作人员用 #millionhoodies 的话题标签发布，同时还附上了一份变革网（change.org）的请愿书。特雷沃恩·马丁的父母是在一次偶然去到纽约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但是它已经在网上迅速发酵，大约5000人来到了联合广场，引发了全美50000人的关注。几天之内，这一模因（meme）就进入了众议院。芝加哥南区的鲍比·拉什（Bobby Rush）穿着连帽衫发表了关于种族貌相定罪的演讲。他在安保人员的护送下离开会议厅时，主席低沉地对他说：“该议员不能再发言。”
百万连帽衫游行发生时，占领运动的火焰正在熄灭，而占领运动的最后一批人仅在前一天才在联合广场上被清除出场。人员重叠引发了一些偏离主题的口号——“我们是99% ”——以及其他属于占领运动的话语。除了经常参加这类活动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和社区组织者之外，还有一些年轻人：祖科蒂（Zuccotti）狂热分子、布鲁克林的无政府主义者、“占领布朗克斯”（Occupy the Bronx）运动的成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组成了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组织委员会。演讲结束后，集会变得分散，一些人前往时代广场，另一些人则朝相反的方向前往曼哈顿市中心，其中一人骑上华尔街的铜牛，高喊着“我是特雷沃恩·马丁”。这种偶然的象征性的姿态不一可以被看作是美国近代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五天前，试图夺回祖科蒂公园的占领运动遭受了失败，三天后，他们又从那里游行到联合广场，抗议滥用警力，但这是那场运动的尾声。另一场运动正在悄然发生。
下行的转变
虽然政治组成往往被视为2011-12年全球浪潮运动的一个根本性的、无法解决的谜团，但它们并不是静态不变的。政治组成有一种自上而下变化的趋势，由于普通阶层的参与，由富裕阶层率先发起的抗议活动发生了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学生或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发起的占领运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无家可归者和赤贫者；对大学学费上涨的示威活动逐渐吸引了本就不会上大学的孩子。后来，由亲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发起的乌克兰独立广场抗议活动，演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工人的营地。在英格兰，随着2011年骚乱的升级，受种族歧视的穷人把他们的反警察愤怒带到了街头，这种自上而下的转变也迎来了结束。[3]
如果这种政治组成能够在这么一个大部分时候处于后殖民发展时期，只有不到4%的人口认为自己是黑人的国家的斗争中引入种族问题，那么种族问题在一个建立在种植园基础上的国家的运动中显得突出就不足为奇了。美国自认为黑人的比例要高出三倍，城市贫民区的存在也是不争的现实。如果“占领运动”等运动的组成之谜源于缺乏任何已经存在的共同身份，那么在美国，“黑人”似乎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共同身份。虽然这是许多占领运动参与者无法共享的身份，但它至少可以提供一个吸引力的极点，成为动员时的优势。因此，这股浪潮中的早期活动人士会有意识地寻求方法，解决“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白人化”问题。许多人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促进工人和穷人之间广泛联盟的发展，或者对某些人来说，促成一场新的民权运动。
2012年2月26日，17岁的特雷沃恩·马丁在访问其父亲未婚妻居住的，位于郊区的封闭式社区时被枪杀。位于佛罗里达州桑福德的双子湖酒店（The Retreat at Twin Lakes）的房主在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的几年里遭受了巨大的资产损失，他们的房屋价格暴跌，最近的几起入室盗窃事件加剧了这种焦虑。邻里相助的志愿者乔治·齐默曼（George Zimmerman）正携带武器在该地区巡逻，预计罪犯会再次出现。此时出现一个陌生人，其外貌显然符合齐默尔曼心目中的种族貌相定罪做法，促使他在没有任何冲突发生的情况下直接报警。特雷沃恩被枪击时只带了一包彩虹糖和一杯亚利桑那冰茶，身上穿着一件标准的种族象征服装——连帽衫——这样就可以确定案件的象征性意义。[4]
但是新旧媒体起初都保持沉默；直到在3月8日，这个故事在全国媒体上爆出。社交媒体的涓涓细流现在开始涌动了，人们对种族貌相定罪和青少年遇害的愤怒，很快变成了一股洪流。很快，当地就组织了一系列行动：在桑福德的教堂集会、在塞米诺尔县法院外的另一个集会。但这些都不能简化为当地社区的自发反应：第一个是由来自巴尔的摩的福音派传教士领导的；第二个是由新成立的左翼组织“捍卫梦想”（“Dream Defenders”）的学生活动者组织的，该组织位于300英里外的州首府塔拉哈西的历史悠久的黑人院校佛罗里达农业与机械大学。到3月17日，遇难者的家属要求司法部干预的呼吁在《纽约时报》上迅速得到了回应，国会黑人党团的伊曼纽尔·克里弗（Emanuel Cleaver）宣布对此案进行调查，认为这可能是一起“仇恨犯罪”。四天后，随着百万帽衫游行，示威活动也蔓延到全国。
纵向的中介
第二天，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在桑福德领导了一次示威活动。夏普顿是电视主持人，民权组织“全国行动网络”（NAN）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美国著名黑人活动家双巨头之一，另一位是很快跟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5]主席本·杰洛斯（Ben Jealous）加入声援的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两次参加民主党总统竞选，是马丁·路德·金的同事，全国彩虹联盟、PUSH行动，以及二者合并时的创始人。夏普顿和杰克逊都是浸礼会牧师，他们遵循着将公民权利和有组织的宗教绑定在一起的标准模式；而马丁·路德·金也是浸礼会牧师。随着这些人物及其相关体制的加入，这一新兴运动得到了长期民权人士和当今“种族领袖”（race leaders）的认可。[6]
在人们的记忆中，运动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曾遭受过政府的暴力镇压，但这并没有阻止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在国家神话中占据一个特殊而神圣的地位。[7]在神话中，这个国家的基础是黑人奴隶制的原罪，在马丁·路德·金的基督般形象里获得仪式升华，而杰克逊正是用基督的血给自己傅油的。因为演讲，金现在与林肯和杰斐逊一道，坐在美国的万神殿里，并且像乔治·华盛顿一样，有一个全国性的节日来纪念他。对于美国学生来说，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标志着黑人历史月的到来，在这一天，他们被告知骄傲的罗莎·帕克斯在公共汽车上的事迹，目睹南方州的警察攻击和平抗议者的新闻短片。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构成了社会运动的空气笔形象，这种形象是从美国历史的泥潭中迅速涌现出来的，所有人都可以安心喝彩。在这个天球里，民权似乎本身是政治行动本身的原-型（ur-model），而民权历史上的领袖和事件等星座，成为政治行动的重要路标和目标。正是通过这一运动，一部分黑人才得以摆脱那些留在贫民区的黑人的堕落的命运。这场运动也留下了重要的体制基础。
沙普顿和杰克逊等“民权领袖”经常出现在示威活动的前沿，他们甚至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定期得到总统的倾听：在撰写本文时，自2009年以来，沙普顿已经收到了60多份进入白宫的邀请。如果后来被称为“黑命攸关”（#BlackLivesMatter）的斗争浪潮经常看起来像是年轻人的标签行动主义的典范，如果社交媒体会成为特雷沃恩案件的关键（乔治·齐默曼谋杀案双方律师后来也同意），那么强调一些假定的横向性（horizontality）而认为纵向的中介被牺牲是错误的，因为在特雷沃恩死后的一个月内，这些更纵向的中介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在纵向层面被融合后的协调行动当然是美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白人之间的种族纽带就在这种协调之中一直扩张范围。奴隶主和自耕农，战后地主和贫穷的白人佃农，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实业家和爱尔兰移民等等，他们二者之间，甚至还不如今天的黑人政治精英与种族暴力中穷人为主的受害者之间那么多共同点。然而，自耕农加入了奴隶巡逻队，并在内战中为保卫奴隶制而战；白人佃农（在短暂的跨种族民粹主义联盟之后）将通过私刑恐怖来维持吉姆·克劳法（Jim Crow）的种族隔离；而爱尔兰移民虽然最初自己也受到了种族歧视，却代表新教上层社会残酷地管理黑人社区。历史上，白人性的纵向中介能够跨越这些巨大的距离，不是因为文化或家族的亲和力，而是因为中介体现在美国国家本身。
然而现在，这个国家被某个表面上不属于这种结构的人所占据。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黑人性（Blackness）现在似乎也有能力跨越类似的社会距离——至少在原则上如此。不到一个月，沉默的奥巴马屈服于媒体的压力，发表了一份声明。他在玫瑰园发表不冷不热的声明的时候，设法确认了他对马丁的个人的种族认同感——“如果我有个儿子，他看起来会和特雷沃恩一样”——同时又表达了一个共同的美国身份：“我们所有美国人都会以应有的严肃态度对待这件事。”这里的修辞张力——种族特殊性与国家公民普遍性之间的张力——表达了美国社会的构成性矛盾。这种张力此前就困扰着奥巴马的竞选和总统任期。种族既是一种资产，也是一种负担。[8]于是，在上述两端摇摆的修辞，将不断表现出他在后来多个斗争浪潮中的反应。
中介与因果关系
但是，阿尔·夏普顿或杰西·杰克逊在另一名黑人被杀（通常是警察所为）之后所领导的示威活动，几十年来早就是美国政治图景中熟悉的固定场景；此类死亡率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以前可能还要更高。[9]所以，单独一次死亡一旦汇合了一些强大的交叉潮流，就能够成为美国几十年来最重要的斗争浪潮，这一点需要一些解释。除了其他的因素之外，话题标签（#hashtag）的特殊性还在此变得更加重要：近期人们大量采用容易上手的数字工具，降低了政治动员的门槛，普及了主动生产和分发信息的能力。这带来了反击或绕过主流新闻议程的可能性，促使人们质疑在大众媒体内简单重申警方报告的标准做法。其他叙述现在可以在个人相对较少付出的基础上集体构建，将以前不会相互联系的特定事例汇集在一起。正是通过这种中介，人们从一份在地理和时间上分散的死亡清单中构建了一个统一的事业，因此，如果我们要理解这场运动的表述，我们就必须看到这些中介的作用。
此外，随着危机时代斗争的浪潮（尤其是占领运动）的兴起，尼克松执政时期开始被视为禁忌的公开抗议再次具备了明显的可能性，而且越来越有合法性。最后，过去几年是政治-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时期，黑人社区的前景比其他地区更加黯淡：种族标志着美国劳动力中最不安全的那部分，他们在总体恶化的环境里，不可避免地遭遇超出比例的困难。正是这些关联因素与美国的种族表征所特有的社会和体制结构相结合，才使得一场单一的群众运动得以迅速发展。特雷沃恩·马丁之死是一个信号弹，照亮了这片饱受折磨的土地。因此，他和在14岁被残害至死、推动民权运动向前的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比较并不是漫无目的的。
马丁的父母很快就开始就特雷沃恩案件和相关问题发起他们自己的运动，与此同时，示威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激增，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也继续增加。2012年3月24日，特雷沃恩示威活动在好莱坞举行，这似乎成为了第一次将“黑命攸关”作为口号和标签的场合，也许是为了回应特雷沃恩的父亲特雷西·马丁，几天前他在百万连帽衫游行上宣称特雷沃恩的性命确实攸关。在马丁的例子中，似乎一切的背后都有计划：人们将以他的名义，让特雷沃恩通过一场运动而使其性命攸关，伸张正义。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口号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表演意图。4月12日宣布齐默曼将被控谋杀以后，@neenobrowne 在回应中提出了黑命攸关（#BlackLivesMatter）——也许是对现有口号的破坏。这一个模因可能有更早的起源。[10]黑人的生命是否“攸关”是一个如此客观的问题：2012年有6454人被杀，这个数字与黑人人口的总数不成比例。[11]这种模因会流行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每个人的脑海中早有这种想法。
击中石膏的一枪
4月6日，“梦想捍卫者”组织开始了从佛罗里达州代托纳海滩到桑福德的40英里的效仿民权运动的游行。此后从四月下旬开始，又有一起案件与特雷沃恩的案件纠缠在一起，事态愈发复杂，激起了更多的愤怒。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玛丽莎·亚历山大（Marissa Alexander）向虐待她的丈夫开枪示警，随后涉嫌严重伤害罪被起诉。这一枪与齐默曼不同，只打中了石膏。佛罗里达州版本的“坚守阵地”（Stand Your Ground）法——该法授权那些受到威胁的人进行自卫——似乎在这两起案件中都发挥了作用，预期的结果却截然不同。[12]一方面，一名男子杀害了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援引了自卫权。另一方面，一个黑人妇女在保护自己免受暴力威胁时没有伤害任何人，却将在监狱中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即使审判结果还没出来，这两个案件令人沮丧的结合也似乎足以证明法律制度的种族和性别特征。5月20日对亚历山大的判决只是证实了人们的预期——她被判法定最低刑期20年。[13]
特雷沃恩的案子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性媒体的焦点，自从奥巴马发表声明以来，已经引起了人们熟悉的反应：齐默尔曼从一开始不折不扣的国家恶棍，越来越多地被保守主义者称赞为民间英雄；媒体围绕代理权展开了一场争论，齐默尔曼声称自己是受害者，而特雷沃恩则受到了精英阶层的惯常待遇，也即引发强烈抗议的种族主义死者：他的数字形象被媒体揭露，希望找到任何迹象表明他不可能是一个“天使”。虽然他是一个来自佛罗里达郊区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但这无碍媒体的意图，不过他们的揭露的可信度因此受限，效用也可能大了折扣。几乎可以肯定，如果特雷沃恩真的是贫民区的孩子，结果会有所不同，奥巴马炮制仿佛他父母一般的认同的能力也会不同。但是，在案件等待宣判、特雷沃恩的家人一直忙于小规模的行动的时候，媒体报道逐渐减少，社交媒体的洪流只剩下哀伤的涓涓细流。
11月23日，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17岁的乔丹·戴维斯（Jordan Davis），也是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被迈克尔·邓恩（Michael Dunn）枪杀。戴维斯的过错在于他在车里大声唱嘻哈音乐，为此邓恩用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开了10枪，其中3枪击中并导致了乔丹的死亡。这是一个对所谓的“暴徒”（thug）文化怀有反感的人作出的随机愤怒行为，尽管邓恩也声称是自卫，因为他感到受到了一把神秘霰弹枪的威胁，而这把枪却从未被找到。[14]这么多个月来，佛罗里达州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于是“安息吧乔丹戴维斯”（#RIPJordanDavis）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安息吧特雷沃恩马丁”（#riptrayvonmartin）。12月1日，梦想捍卫者在离案发地几个小时路程的塔拉哈西为戴维斯守夜。戴维斯一家很快就加入了这个悲伤的团队，并在桑迪胡克学校枪击案发生后，与特雷沃恩的家人一起参与反枪支暴力活动。他们利用家族史将自己与民权斗争联系在一起，而戴维斯的母亲后来讲述了一个将两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悲惨故事：
乔丹不停地说（关于特雷沃恩·马丁），“妈妈，那可能是我。妈妈，那可能就是我。”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说，“他甚至没有做错任何事。” 我告诉他：“乔丹，你不必做错任何事。你是一个年轻的黑人男性，有些人永远不会尊重你。”[15]
枪支管制和“坚守阵地”法，这两个问题都是在人们等待齐默尔曼审判开始的漫长的几个月里，实实在在、无法在当下解决的运动诉求。但是当然了，一种普遍的感觉——在这些事情中有某种特定的种族因素在起作用——从未消失。12月底，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场示威活动将特雷沃恩与死于警察之手的当地黑人阿兰·布鲁福德（Alan Blueford）联系在了一起。2013年1月，曾经刊登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原始照片的《JET杂志》在封面上刊登了戴维斯的肖像，标题是：你的孩子是下一个吗？
2013年3月9日，16岁的基马尼·格雷（Kimani Gray）在布鲁克林的东弗拉特布什（East Flatbush）被便衣警察开枪打死。这起事件相互矛盾的叙述——是挥舞着枪支的帮派成员，还是手无寸铁的无辜者在逃命时被残忍地处决——永远不会达成一致。这使得纽约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接近发生反警察骚乱——距离枪击现场只有几个街区之遥的地方，有青少年脱离守夜现场，砸毁药店并纵火燃烧多辆汽车。随着“布鲁克林骚乱”（#brooklynriot）在 Twitter上广泛传播，随后的几个晚上还有更多的集会。市议会议员朱玛恩·威廉姆斯（Jumaane Williams）出面，以社区的名义叫停了示威活动，还指责占领运动派出了煽动者。这样早期的例子以后会成为普遍，表明现有的黑人组织声称代表这个运动，他们在这方面的合法性使其具有约束暴力的功能。但是，对格雷的抗议与特雷沃恩和戴维斯的抗议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被限制在一个地方，而且相对缺乏中介：尽管这次抗议很快被添加到了话题标签的纪念碑上，但以格雷的名义采取的行动却有所不同。在事件发生后的数周和数月内，远在各地的活跃人士没有举行声援抗议活动，社交媒体上也没有相应出现一浪接一浪的讨论，相反，人们对格雷之死的反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接近。[16]这种形式上的差异可以被解读为不同政治组成的索引。
美国总统也是特雷沃恩·马丁
2013年6月，也就是华盛顿大游行50周年的那个夏天，黑命攸关活动人士在芝加哥南部以“收集梦想”的方式回应枪支暴力。然后，齐默尔曼在7月14日被宣布所有指控无罪。这导致了2012年的余烬重燃。7月16日，梦想捍卫者在佛罗里达州的国会大厦开始了为期数周的静坐示威，要求通过特雷沃恩马丁法案，废除坚守阵地法和宣布貌相定罪为非法。随着推特和Tumblr对齐默尔曼的审判发帖讨论，“黑命攸关”这个变体标签再次开始抬头。这一次，标签获得了多个活动人士的引领，包括艾丽西亚·加尔萨（Alicia Garza），帕特里斯·库勒斯（Patrisse Cullors）和奥帕尔·托梅蒂（Opal Tometti），他们随后将成为运动的领袖人物，宣称对这个口号拥有所有权。[17]与此同时，州政府提供了胡萝卜和半遮半掩的大棒：在民主党的压力下，美国参议院于7月19日宣布了“坚守阵地”法听证会（特雷沃恩·马丁和乔丹·戴维斯的家人将在听证会上作证），而奥巴马现在认同自己就是特雷沃恩，是种族偏见的受害者，并对种族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暗示未来可能会有一些立法层面改革，同时维护现行法律的中立性，并警告不要进行暴力抗议。上述的张力又出现了：“黑人”和“总统”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现在，前者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夸张地蚕食后者，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理性预期是特雷沃恩·马丁案不会悄然终结。
第二天，阿尔·夏普顿和国家行动网络按照惯例，宣布在“100个城市”举行示威活动。迄今为止，马丁、亚历山大和戴维斯的抗议活动一直集中在他们的家乡佛罗里达州——而声援行动来自美国两个活动分子众多的大都市：纽约市和旧金山湾区。尽管佛罗里达州仍然是示威的基地，如杰克逊维尔和迈阿密，不过示威现在已经蔓延到哥伦比亚特区、亚特兰大、达拉斯、辛辛那提、新奥尔良、明尼阿波利斯等地。亚历山大一案仍在议事日程上，杰西·杰克逊在当地杰克逊维尔组织了一场集会。他曾为塔拉哈西静坐示威提供了实际支持，现在又提出动员体制力量帮助年轻的示威者。杰克逊说，佛罗里达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州”，并且唱起标准的民权赞美诗，称该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塞尔玛（Selma）”。虽然标准的黑人政治权力掮客显然不能完全把控示威和占领，不过现在就正如2012年春天那样，显然不是自发的高潮。
事实上，学生领导的示威和占领活动（以及后来的骚乱），以及民权运动的体制性和人员性力量，一直到美国国家的立法机关，在总统宣布的外交斡旋和让步下形成的齐心协力的推手，是这一波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与占领运动或反全球化运动相比，它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和体制“深度”：这种深度或许在一个受种族构成性矛盾困扰、民权遗产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国家才有可能出现。由于现在规模可观的黑人中产阶级仍然倾向于先于其他阶级认同种族界限，而且黑人在国家体制的高层中也很活跃，似乎就有了一个社会基础来形成大体上纵向的运动构成模式，这种模式违背了传统的叙述中激进反抗及其不可避免的被收编的模式。这就是“黑人”带来的构成。
不久，连身家30亿美元的《福布斯》富豪榜成员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也加入进来，将特雷沃恩·马丁与埃米特·蒂尔相提并论。不到一个月，华盛顿纪念日游行和“实现梦想全国行动游行”（National Action to Realize the Dream March）的媒体盛会拉开帷幕，引来奥巴马、比尔·克林顿和吉米·卡特（但瞩目的是没有布什家族；卡特敏锐地将民主党的财富与民权运动的收获划等号）将民权运动赞颂为国家神话。夏普顿抓住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批评了黑人青年文化及其“垮裆裤”，赢得了大量的掌声。但是出席人数估计比预期的要少得多，大概在一万人左右。虽然民权运动的象征意义在这一波斗争中从未远去，但这也许是一个证据，证明特雷沃恩案暴露出来的情绪不是为了纪念上一代人的英雄主义：路德戴上了使徒保罗的面具。
去他的联邦调查局
在这个阶段，运动的策略大体上仍然局限在民权运动的剧本上。首先强调种族主义暴力或体制歧视的地方事件，以此吸引联邦政府。然后利用司法部或联邦调查局（FBI）对“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的调查，迫使州和地方官员做出让步。[18]这种指向联邦政府的做法似乎令人惊讶，尤其是考虑到它在制定对非裔美国人产生不利影响的政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但是，种族问题和美国国家有着长期的亲密关系，后者的角色不能简单还原为滥用或妥协，如果把这里的国家职能简单地理解为融合上一代反叛的黑人政治，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的黑人不断地暴露在高度武断的暴力之下，这种暴力往往是由联邦、州和市政府的工作人员直接施加的；有时是私人行动者在得到州政府的默许或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施加的。但是，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管辖权冲突也默许黑人运动在某些时期互相竞争。事实上，他们的此类尝试已经形成了美国现有的权力分工。
在南北战争之前，对联邦权力的严格限制已被写入宪法，明确防止国会可能破坏或宣布南方各州的奴隶制为非法，联邦法律保护主要限于奴隶主——美国宪法的商业和逃亡奴隶条款将联邦财产权的执行限于有跨州逃亡倾向的财产。但战后的第14和15修正案，连同《执行法案》（Enforcement Acts），赋予国会前所未有的权力，推翻了州法律，保护奴隶不受前主人的掌控。这些修正案，加上对商业条款的强化解释，至今仍是联邦对各州司法机构的权力基础。因此，种族问题与美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密切相关。
但是，这期间出现了由南方复兴主义精英领导的反对重建运动（Reconstruction）浪潮，于是上述发展的预期受益者几乎立刻就被新授权的联邦政府抛弃了。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裁决最终在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成功地剥夺了对南方黑人的宪法保护。即使联邦司法监督和干预在20世纪早期扩大到包括有组织犯罪、汽车盗窃、毒品和卖淫活动——被称为“白奴”——联邦政府始终无视反对私刑运动者的呼吁。[19]直到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局案之后，当吉姆·克罗法案变得无利可图而且成为国家的耻辱时，[20]南方黑人在宪法里获得的承诺才最终得以兑现。[21]从某种角度来说，黑人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享受联邦保护手段的。
当然，今天和过去一样，这些保护措施仍然非常有限。司法部在执行其民权法案时前后矛盾，也没有人认为联邦调查局的条子会致力于种族平等。这里或许可以类比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腐败的地方官员被拿来当典型，从而打压抗议，保存更大范围的腐败系统。国会在建立大规模监禁基础方面的角色（见下文附注），以及最高法院最近对《投票权利法案》的废除，使人们对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可信度不抱任何幻想。但是，重建运动的历史表明了一个老生常谈的现象，即所谓的黑人救世主往往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在寻求帮助期间做黑人
2013年9月14日，24岁的乔纳森·法瑞尔（Jonathan Ferrell）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出了车祸，他去附近的一所房子寻求帮助。房主拨打了911，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一个叫兰德尔·克里克（Randall Kerrick）的警察不仅没有帮助法瑞尔，还向他开了十枪。[22]11月2日，19岁的热妮莎·麦克布莱德（Renisha McBride）在密歇根州的迪尔伯恩高地的大底特律都市区发生车祸后试图寻求帮助。她显然喝醉了，头脑不清就敲响了西奥多·威弗尔（Theodore P. Wafer）家的大门，后者向她开了一发霰弹枪。在这个故事中出现如此惊人的重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特定事件中介后的产物：两个孤立且时机不同的案例，本身可能不会引起什么注意，现在却一起共鸣，由后来者放大先行者，结果两者越来越响亮。不过，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社会一般结构的人为产物：一个黑人因为车祸而驻留在一个陌生的社区，引起了他们试图求助的居民的恐惧，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死亡——对黑人的郊区焦虑、种族主义和任意暴力的整个标准装置显露无疑。
麦克布莱德一家的发言人似乎一直反对将她纳入特雷沃恩等人仍被继续的恐怖叙述，但是随着密歇根州的坚守阵地法可能面临撤销，而威弗尔的辩护提及他认为自己的家被闯入，这种联系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阿尔·夏普顿迅速出现在现场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麦克布莱德的葬礼当天，民主党人试图废除佛罗里达州的坚守立场法案，却被压倒性的共和党反对者击败。在麦克布莱德死后的几个星期里，底特律的示威活动愈演愈烈，人们在警察局外面举着BlackLivesMatter的口号进行守夜和集会，而“#为热妮莎伸张正义”的话题也成为全美热点。但是人们注意到这些动员缺乏特雷沃恩那次的水平：难道黑人女性的生命就不那么重要了吗？
2014年2月，尽管杀害乔丹·戴维斯的凶手被判二级谋杀罪名成立，但陪审团意见不一，这意味着全面的谋杀指控仍有待进一步审判。这引起了全国的愤怒和佛罗里达州的戴维斯示威游行。在此之后，全国各大城市都采取了新一轮的特雷沃恩·马丁行动。3月10日，马丁和戴维斯的父母以及无所不在的夏普顿，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州议会大厦举行示威，要求废除“坚持阵地”法。然而这个时候，佛罗里达州由共和党主导的议会似乎准备延长这项立法——尽管玛丽莎·亚历山大（Marissa Alexander）这样的案件似乎堪儆效尤。在与这些杀戮有关的问题上，国家的脉搏似乎明显加快，“新民权运动”的想法仍然广为流传，但似乎可以理解，如果没有进一步的事件干预，这项事业可能会失败，只演变成小规模的针对坚守阵地和枪支管制的运动。
我无法呼吸
但是在仲夏的时候，当梦想捍卫者在佛罗里达州组织“自由学校”（Freedom Schools）的时候，纽约警察正试图优先解决警暴问题，却给名单上增加了一个名字：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43岁，2014年7月17日在纽约市斯塔顿岛被警察丹尼尔·潘塔里奥（Daniel Pantaleo）锁喉致死。加纳显然在出售“散烟”——在邻近税率较低的州，如宾夕法尼亚州或特拉华州购买的散烟——而且在2014年已经因为这种轻罪多次被捕。对警察来说，这不是打击犯罪，而是打击“混乱” ，这是纽约市警察局著名的“破窗”治安策略的一部分。[23]加纳最后一次被捕被一段视频拍摄到，视频在6小时后被公布，迅速走红：加纳对警察提出抗议，称逮捕是一种骚扰；潘塔雷奥用胳膊扣住加纳的脖子，其他五名警察把他拖到地上，压在他身上。在另一个视频中，我们看到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而警察坚持说“他还有呼吸” ；到达现场的救护人员没有注意到他已经没有呼吸了。加纳死在人行道上，周围都是凶手，镜头捕捉到了他临终时的遗言：“我不能呼吸了。我无法呼吸”。
也许是因为之前的事件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也许是因为这次事件被用心注意到了；也许是因为这次活动发生在纽约市而不是佛罗里达或密歇根州，势头很明显在不断加大。7月19日，在斯塔顿岛和哈莱姆为加纳进行了示威活动，阿尔·夏普顿和全国行动网络也参与了活动。在一次批评警察的演讲中，夏普顿迅速宣布对纽约警察局提起民权诉讼。7月29日，百老汇明星在时代广场为加纳举行了一场快闪示威。2014年8月5日，22岁的约翰·克劳福德在俄亥俄州的比弗克里克一家商店拿起一把玩具枪，被警察开枪打死。警方在枪杀后对克劳福德女友进行激烈质询的视频，进一步引发争议。
此外还有8月9日，手无寸铁的18岁小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 Jr.），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郊区的弗格森地区被警察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开枪打死，目击者声称，他已经举起双手投降。如果说这一波的斗争事件迄今为止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民权标准，那么关键的转变将要发生了。如果到目前为止这些行动主要是由大学生和专业活动家组织和推动的，那么上述下行的转变现在又开始了，弗格森地区的穷人开始大规模参与。
附注：关于大规模监禁
随着弗格森地区接近崩溃的边缘，8月7日杀害雷妮莎·麦克布莱德的凶手西奥多·威弗被判所有罪名成立，并被判处17至32年有期徒刑，但这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事实上，甚至一些活动人士也在怀疑能否真诚地把这记为一场胜利。帕特里斯·卡洛斯（Patrisse Cullors）是一名反监禁活动人士，她与艾丽西亚·加尔萨和奥帕尔·托梅蒂（Opal Tometi）一起创立了“黑命攸关网络”（Black Lives Matter Network）。她开始担心，这场运动是在庆祝她一直在反对的事情；当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的枪击案在电视新闻上播出时，她和加尔萨实际上正在争论这个问题。[24]弗格森的局势会悬置这个问题，但首次反对大规模监禁的群众运动就把增加监禁作为核心诉求之一（尽管只是针对警察和种族主义者），这将继续成为争论点。
1970年，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社会学家西德尼·M·威尔赫姆（Sidney M. Willhelm）出版了一本书，书名颇具煽动性，书名为《谁需要黑鬼？》（Who Needs the Negro?），[25]他在文章中指出，美国黑人面临的是一种辛辣的讽刺：正当民权运动承诺将黑人从工作场所的歧视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自动化正在扼杀他们以前被排除在外的工作。威尔赫姆描绘了一个反乌托邦式的未来，这个未来已经被证明具有可怕的预言性。他警告说，非洲裔美国人正面临着与美洲原住民同样的命运：严重的种族隔离，长期处于高度贫困状态，出生率不断下降——过时的人口注定走向人口衰落。当时是民权运动取得成功的令人兴奋的日子，威尔被当成疯子而遭到忽视。今天，他的书只在一些黑人民族主义小圈子里流传。[26]
回想起来，威尔赫姆的许多预测都是正确的，但即使是他那黯淡的愿景，也未能预见到即将发生在美国黑人身上的灾难的真实规模。他写道，“‘整个社会’的真正挫败感，来自难以抛弃因自动化而变得多余的2千万人” ，因为“不可能再次管控黑人或监禁2千万各种‘黑人’程度的美国人。”威尔赫姆在他那反乌托邦式的想象中，无论如何也没法料到著作出版后的二十年里监狱人口的增长规模。然而，这正是威尔赫姆所认识到的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非裔美国人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与监禁人数的增加之间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
如今在美国，18岁至35岁的黑人男性中有十分之一被关在监狱里，远远超过任何其他时间或地点所看到的比例。近年来绝对数字有所下降，但累积的影响令人恐惧。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出生的所有黑人男性中，有四分之一在35多岁之前都曾经入狱过。对于那些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人来说，监禁已经成为一种常态：70%的高中及以下学历者曾入狱。[27]他们通常被关在远离朋友和家人的乡村监狱里，许多人同时受到监狱和帮派的剥削，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单独牢房内自生自灭。
如何解释这个现代的地狱景观？威尔赫姆给我们讲了一个经济故事：资本家不再有能力或动机去剥削这些人的劳动力；资本不需要他们，只能由国家监护。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在《新吉姆·克劳法》（The New Jim Crow）一书中给了我们一个政治上的解释： 对黑人叛乱（指针对民权运动成功而出现的反弹）的恐惧导致白人选民支持“法律与秩序”政策，比如增加强制性最低刑期和减少假释机会。[28]亚历山大低估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一波非常真实的犯罪浪潮的影响，但这些政策最初是由共和党的“南方战略”倡导的，几乎毫不掩盖种族精神的内核，而且由于对黑人犯罪行为的忧虑，这些政策在80年代开始得到两党支持。
然而，如果白人政治家希望通过这些惩罚性政策专门针对黑人，那么他们失败了。从1970年到2000年，白人的入狱率也同样快速增长，而且在2000年后，即使黑人入狱率开始下降，白人的入狱率仍在继续增长。黑人仍然以高得多的比例被监禁，但是黑人和白人的差距实际上在大规模监禁的时代缩小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更广泛的人口趋势有关，例如城市化和地区间移民，但这意味着黑人远不是监狱热潮的唯一受害者。[29]即使满足了目前在狱中的每一个黑人能奇迹般地获得自由，令反种族主义欣喜若狂，美国仍将拥有全球最高的监禁率。
美国版的“郊区贫民区”（banlieue）
“弗格森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郊区，一个由绿树成荫的街道和保养良好的房子组成的小镇，其中许多房子是在上世纪中叶为中产阶级建造的。但弗格森位于圣路易斯县北部，是该区域房地产市场最疲软的地区之一。”
—— 圣路易斯邮报，2013年8月18日
圣路易斯长期以来一直强制实行州内种族隔离，其形式包括隔离公共住房、限制性契约等等。[30]1956年，由于要进行城市工程和“贫民区手术”，普鲁特-伊戈（Pruitt-Igoe）项目诞生了，该项目在北圣路易斯可容纳15000人。后来设计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建筑师山崎实（Minoru Yamasaki）基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原则设计了这个项目，项目完成后几乎立即因其犯罪和贫穷而臭名昭著。[31]在20世纪70年代初，地方当局通过拆除这一建筑，解决了普鲁特-伊戈的大规模租金罢工，在查尔斯·延克斯（Charles Jencks）看来，这是“现代建筑死亡”的一天。[32]北圣路易斯至今仍然高度贫困和种族化，95%的人口为黑人，许多街区的20-30岁男性失业率接近50% 。
弗格森市靠近圣路易斯的北部边缘，是白人早期的迁移目的地，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工人和工作机会都离开了这个城市以逃离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系统，并享受圣路易斯县郊区较低的税收。但是，普鲁特-伊戈灾难中的许多难民也逃到了北部的弗格森这样的地方，因为其他白人郊区妨碍建造多户型住房，强制执行限制性契约，又或者太贵了。[33]这是新一波移民外迁潮的开始——这一次是黑人移民——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犯罪和贫困席卷了这个去工业化了的城市。白人现在开始离开弗格森，带走他们的投资和税收收入，于是当地政府开始允许在城镇的东南角建造低收入和混合收入的公寓。[34]这些开发符合空间两极化和局部同质化的一般模式，因为种族隔离出现在越来越大的区域之间——现在隔离以城镇和郊区为界而不是社区。[35]通过这样的动态变化，弗格森的黑人人口比例在最近几十年变得越来越高：从1970年的1％，增加到1990年的25％，再到2010年的67％。但是，地方政府对这部分人口的统治远远落后于其迅速变化的种族貌相定罪：2014年，只有大约7.5%的警察是非裔美国人，而且几乎所有民选官员都是白人。与此同时，性别平衡也发生了同样迅速的变化，弗格森的“失踪黑人男性”数量是美国最高的：每100名女性只对应60名黑人男性；超过三分之一的黑人男性缺席，很可能因为他们已经死亡或身陷囹圄。[36]
大规模房屋拆迁也给弗格森——尤其是弗格森东南部，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居住和遇害的坎菲尔德·格林（Canfield Green）公寓楼——带来了进一步的人口流入：邻近的金洛克（Kinloch）是一个老旧得多的非洲裔美国人聚居区，这里的人口不断下降，犯罪率居高不下，最后该地区的大部分被夷为平地，为兰伯特-圣路易斯（Lambert-St. Louis）国际机场的扩建让路。虽然在规划者和开发商手中，金洛克和弗格森可能共同形成了一幅种族主义、城市衰败和残酷化的连续图景，但从其他尺度上看，开始出现的是两极分化：距离弗格森南部边界几公里处是一个叫贝尔里夫（Bellerive）的小镇，该镇紧邻密苏里圣路易斯大学校园，家庭收入中位数约为10万美元。
事实上，按照圣路易斯县的标准，弗格森本身仍然相对完整，在南弗洛里森路（South Florissant Road）周围就有一片相当繁荣的白人孤岛。因此，这里的犯罪率和贫困率都低于邻近的郊区，比如詹宁斯和伯克利。但这是一个正在转型的郊区。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圣路易斯县的种族区分主要是由公共政策以及半公共的限制性契约划分出来的，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它们倾向于遵循一种更为离散和自发的房地产估值模式。和佛罗里达州的桑福德一样，弗格森也受到最近止赎危机的严重影响。从2004年到2007年，北圣路易斯县一半以上的新抵押贷款是次级抵押贷款，到2010年，弗格森县每11个房屋中就有一个丧失了抵押品赎回权。在2009年到2013年间，北县的房屋价值缩水了三分之一。[37]房东和投资公司买下债不抵支的房屋，租给了少数族群。白人迁移潮已经作鸟兽散。
由于房地产税与估值挂钩，弗格森市政府不得不寻求其他资金来源。从2004年到2011年，法院的净罚款为120万美元，约占该市收入的10% 。到2013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达到260万美元，占总收入的五分之一。该市的年度预算报告将此归因于“更加集中地关注交通执法”。在那一年，弗格森市法院处理了24532张手令和12018件案子，大约每户3张手令和1.5件案子。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报告很快披露，这些数据在全体人口中的分布绝不平均：
非裔美国人经历了弗格森市警察85%的车辆拦截，90%的传讯，以及93%的逮捕，尽管非裔美国人只占弗格森人口的67% 。他们的案子被法庭驳回的可能性比其他人低68%，被签发逮捕令的可能性高出50%。[38]
在坎菲尔德格林等高度贫困地区，不缴纳罚款很容易导致进一步罚款和监禁，报告发现，”逮捕令几乎只为了威胁监禁来迫使付罚款”。在这里，白人财富的消失和对黑人财富的破坏导致了地方政府形式的变化：收入不是凭借双方同意的税收，而是凭借彻底暴力的掠夺。
迈克·布朗的尸体
在四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迈克·布朗的尸体在炎热的柏油路上被任由腐烂。等到警察最终把它拖走时，血泊已经从红色变成了黑色——甚至连救护车都没有，他们只是把尸体放进了一辆 SUV 的后备箱。他们把尸体留在街上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正忙于“保护犯罪现场”，也就是在居民从周围的公寓里涌出来的时候，驱散正在聚集的大批愤怒的人群。当地新闻记者赶到现场时，布朗遗体的晃动手机视频已经开始传播。多里安·约翰逊（Dorian Johnson）是布朗的一个朋友，在事故发生时他也在场。他告诉采访者，布朗“像动物一样被射杀”。警察将枪声和“杀死警察”的口号写入了警方报告。“举起手来，不要开枪”和“我们是迈克尔·布朗”将很快加入合唱，加上有人在垃圾箱放火，已经标志着反警察骚乱即将到来。暴露在外的尸体蜷缩着，血液沿着街道流淌，这似乎在说：你就这么要紧而已。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更多的警察开车赶到一个临时的玫瑰花瓣纪念现场，布朗的尸体就躺在那里：可能还有一只警犬被纵容在上面撒尿。
2014年8月10日，在第二天的白天守灵活动中，县政府的一名黑人领导人试图平息日益加剧的骚乱，但被吆喝了回去。新黑豹党的成员们高呼“黑人有力量”口号，“漫无目的地谈论魔鬼说唱音乐、摩尔人等等”。[39]入夜以后，人数众多的安静群众迎来了大批警察——标准的骚乱场景原型。冲突随之而来：一辆警车和一辆电视车遭到袭击；商店遭到劫掠；一家加油站首先着火。这相当于一个信标，吸引了更多人上街。[40]这不是“暴民愤怒”的神秘随机事件，而是一个有意选定的目标：有谣言说员工曾经向警察举报布朗，指控他在商店行窃。加油站之后出现了一些骚乱标准程序：停放的车辆被点燃，发生了抢劫事件，还有大声播放音乐和人们分发热狗的一点节日气氛。警察们后退了几个小时，留下了那种可能出现在骚乱中的奇怪的伪解放空间。
随着全国的目光转向这里，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加入了“#如果他们枪杀了我”的标签，嘲笑媒体故意把受害者往最像黑帮分子的方向来描写。来自圣路易斯的活动人士开始涌入这个郊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前年参与了针对齐默尔曼判决的市中心自发游行。与此同时，标准机制迅速采取行动：8月11日，联邦调查局对布朗枪击案展开民权调查，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康奈尔·威廉·布鲁克斯（Cornell William Brooks）飞抵弗格森，呼吁停止暴力。第二天，奥巴马进行了干预，发表了一份声明，对布朗的家人表示哀悼，并要求人们冷静下来。面对即将到来的骚乱浪潮，可以预见，这种构成性的紧张关系现在将以何种方式得到解决：奥巴马避免与布朗或其家人有任何种族认同，转而支持“更广泛的美国社区”。
但骚乱行动持续了多日：行动必然在这片郊区蔓延开来，警察的队伍紧张地跨越各个分区。[41]远离前线的购物中心遭到了抢劫，空气中弥漫着狂欢节般的副歌：抗议者挤上慢速行驶的汽车，大声外放嘻哈音乐。多奇怪的幽灵骑行。在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的争吵中，抗议者有时会扔石头或者燃烧瓶，但他们也经常举起手来，高喊“不要开枪”。回想起来，这可能看起来像是这场斗争浪潮的早期戏剧性演出，而且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习以为常的模因。但这显然也是对当前局势的一种自发反应，就发生在布朗遭到枪击之后，和精通媒体的活动人士月底涌入这座城市之前。因为这件事不仅在布朗本人身上有直接的象征意义，而且在实际上也有直接的参考意义，因为抗议者面对的是美国国家的各式工具箱：特警队、催泪瓦斯、橡皮子弹、胡椒球、闪光弹、烟雾弹、布袋弹和装甲卡车。这些军事装备，还有某个警察说“放马过来，你他妈一群畜生”的画面在屏幕轮播以后，全国震骇——而警察试图关停这些报道。
与其他类似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抗争长期以来面临着更大的人身暴力威胁——事实上，在弗格森抗议的人也会遭到身份不明的枪手的实弹射击，有时还会被击中（这种抗争之所以常常在某些环境下有意不被报道，原因之一正是如此）。因此，警察对手无寸铁的黑人的暴力行为并不是这些抗议活动的唯一内容，抗议本身对待这个问题也不是和其他诉求一样单纯传承。这还涉及抗议本身的性质：那些天每个走上街头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迈克·布朗。我们可以说，这里出现了运动联合后自我呈现的一种特殊可能性；一种离墓地只有一步之遥的统一，因为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种有可能遇害的统一：举起手来，不要开枪。在全国的注视下，这种绝对脆弱的表现传达出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警察难以应对的力量：你连我是一具活生生的尸体也要否认吗？
这样的信息在全国性舞台上播出，似乎对警察的合法性构成了威胁，并对弗格森骚乱的持续管理提出了实际问题。该州内部甚至有人批评军事化治安，虽然批评者是自由放任主义那一翼。[42]14日，公路巡逻队作为一种替代、温和的方式被下令采用，目的是缓和紧张局势，显然取得了一些成功。公路巡逻队是一支州警察部队，较少涉及当地事务，黑人警察比例高得多，有鲜明的非军事色彩。傍晚时分，一位上尉甚至参加了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在“某教堂一次激动人心的聚会”上，神职人员对“抗议运动似乎无法控制的本质和该组织中老年人憎恶的暴力冲突”感到绝望。[43]与此同时，坎菲尔德格林变成了一个街区聚会。
在持续5天的抗议活动经常被暴力驱散之后，杀害布朗的达伦·威尔逊的名字终于被公布，同时还有一份报告称，布朗在死亡当天早上从弗格森市场与酒类商店（Ferguson Market & Liquor）——而不是加油站——偷走了一包雪茄。这个确认罪状的时机可能有策略考量；随后威尔逊很快承认当时正因该缘故而没有阻止布朗。那天晚上，弗格森市场与酒类商店也受到了类似加油站的待遇：劫掠。第二天，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宵禁。街上有少量但依旧数量可观的枪支，经常向空中开火，警察越来越紧张。8月12日，当地爵士歌手梅·惠勒（Mae Wheeler）的曾孙女玛亚·阿顿-怀特（Mya Aaten-White）在离开抗议时被枪击。子弹穿透了她的头骨，但没有击中大脑，留在了鼻窦腔里。她活了下来，并拒绝配合警方的调查。
尽管有些抗议者来自周围地区，但起初大部分上街的人都是当地居民。[44]但是，一大堆蔓藤已经开始出现在弗格森的地表，四处盘亘交错，要套紧身边的石墙： 基督徒的哑剧（mime），祈祷和说唱，传教士，美国革命共产党，“走到防暴警察和人群那里，只会反复说‘天哪’的人”，还有遍地的招新大会。[45]血帮（Bloods）和瘸帮（Crips）也来了，一起对抗警察，还明显要保护一些商店不被劫掠。“伊斯兰民族”的成员也上街了，试图保护店铺，还主张妇女应该离开；其他人则以新的民权运动的名义呼吁和平；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利用这个机会给他的教会请求捐款，被人嘘走和要求离开当地社区的示威；圣路易斯的“非裔美国公民领袖”据说“因为无法引导抗议者而感到沮丧”：分歧似乎正在扩大。[46]
这场骚乱本可以像2001年的辛辛那提，2009年的奥克兰或者前年的弗拉特布什那样，依然是地方性事件。然而，它恰好与全国性的活动高潮重合，设法甩开了地方调解人，为其他人的随意诠释和代理开辟了一个空间。很快，由社交媒体组织的大巴载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活动人士来到密苏里州——占领运动和匿名者组织显然发挥了重要的角色，还有零星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另一个民权组织“自由乘车”（Freedom Rides）在黑命攸关的旗帜下组织了起来。正是在这个时候，“黑命攸关”才成为这些运动之内的一个自立的显赫身份。弗格森正在从社区骚乱的地域转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活动中心。关键领袖开始出现，而这通常根据他们在Twitter上的关注者数量来确定：一些是本地人，比如约翰内塔·埃尔齐（Johnetta Elzie，“Netta”）和阿什利·耶茨（Ashley Yates） ，还有一些来此朝圣的人，如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德雷·麦克（DeRay McKesson）。[47]
新的种族领袖
“它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标签——它是民权运动。”
——《YES！》杂志， 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
现在所有的部件都已就位。看似一个运动，实际上是两个：精通媒体的活动人士和无产者骚乱分子，两者在社会和地理空间上大多是分割的。[48]但在弗格森的事件之后，这种分野因为一种共同的紧迫感、一个标签的多样共鸣、不断发展的体制性桥梁而弥合，而最重要的可能是民权运动这个遗产本身——它有能力召唤黑人的统一。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黑命攸关”唤起了“我是一个人”（I am a man）这个更老的口号；[49]许多活动家的信仰和宗教措辞；非暴力公民抗命组织的策略和媒体曝光率，这些与更不透明的骚乱形成对比；更不用说民权组织和退伍军人本身的直接参与。
这次遭遇战的关键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民权运动的历史性成就未能改善大多数美国黑人的生活。今天，收入、财富、学校教育、失业和婴儿死亡率方面的种族差距仍然很大。种族隔离依然存在。私刑和二等公民身份已经被大规模监禁所取代。因此，反对新吉姆·克劳法的斗争似乎需要推翻旧吉姆·克劳法的运动。但是，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已经使这个计划陷入困境：一小部分非裔美国人因为歧视在法理上终结而收割了巨大利益。在1960年，17分之1的美国黑人收入处于最高一级五分位数，而今天这个数字是10分之1。非裔美国人在财富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显著增加，在今天甚至远高于白人。[50]
对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黑人中产阶级参与反种族主义运动，表明他们局限的阶级协作的性质。当这些人成为领导人时，一般认为他们只会关心自己的利益，背叛黑人无产阶级。[51]正如这些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公民权利的制度遗产和政治遗产或多或少被富裕的黑人垄断了。[52]但是，这些批评往往去淌中产阶级如何定义的浑水，这个问题涉及黑人中产阶级的时候尤其尖锐。在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中，“中产阶级”由社会中最贫穷的成员以外的所有人组成。对于主流社会学而言，它是收入或财富谱系的中心，中位数两端的范围可宽可窄。韦伯主义者在这个定义里加入了某些地位标记，比如工作场所的管理角色、“白领”职业或大学教育。最后，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以一种专门的方式，直接把主流或韦伯式的定义，加在以有无生产资料所有权为基础的双阶级模型之上。这些方法都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具有连贯的利益集合的持存阶级主体。
这些定义上的问题被黑人中产阶级放大了。我们知道有大量的黑人，尤其是女性流入了“白领”职业，但这恰好发生在这项工作带来的高地位大半被剥夺的时候。[53]我们知道，今天受过大学教育的黑人增多了，但也知道大学教育的价值在近几十年急剧下降。因此，黑人与白人之间以及黑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变化，似乎比韦伯主义的参数更能说明问题。然而，某些家庭自196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收入增长并不总是持久的。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财富的代际传递没有那么稳固，他们在历史上被排除在房地产市场之外，意味着中等收入者拥有的财富通常比同等收入水平的白人家庭少得多。[54]因此，相比于白人，那些出生在中等收入家庭的黑人往往更可能比他们的父母挣得更少。最近的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的向下流动，对黑人财富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白人。[55]
不可能摒弃“中产阶级”概念的部分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现有的参数正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塑造，也在于确实存在一些阶层具备以下最显著的结构特征：它们掉进了真正的精英阶层和那些可以确凿认为是穷人的阶层之间（不论这种中间位置多么含糊）。在这里以及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使用主流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来指中等收入者。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个词潜伏的歧义和陷阱保持警惕。就“黑人中产阶级”而言，根本问题在于它往往将两个不同的层次混为一谈：（1）成为稳定的蓝领或公共部门职业的人，因此获得了一点住房公平，但通常住在贫民区附近，距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被次贷危机搞得一团糟；（2）一个狭小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层次，他们进入中层管理职位或经营自己的公司，搬进自己的精英郊区，现在能够再生产自己的阶级地位。
许多新的活动家领导人都属于这些层次中的其中一个，[56]这本身并不新鲜。过去的民权运动领导人也往往来自“黑人精英”。然而，那时候的精英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方面都与黑人无产阶级相对较为接近，也受到吉姆·克劳法的打压，与黑人无产阶级住一起，共命运。这个精英阶层，“贫民区资产阶级”，由宗教和政治领袖、专业人士、店主和垄断了按种族分割的市场的制造商组成。尽管许多人作为”种族经理人”帮助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但他们也有兴趣克服阻碍，让他们和自己的子女进入最好的学校和职业，因此在民权运动中，他们扮演了”种族领袖”的角色，把”改善”整个种族的生活作为他们的任务。[57]
新的活动人士在科技、跨行业和组织方面与上一代人有所不同。他们对自上而下的组织模式和克里斯马的男性领导者持怀疑态度。不过，这与其说是对领导力本身的排斥，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交媒体自娱自乐的时代，几乎任何人现在都可以宣称自己拥有种族的领导权，为一些虚构的圈子牵线搭桥。他们反对传统非政府组织的等级结构，尽管他们许多人都是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更认同活动家阿萨塔·沙库尔（Assata Shakur）令人鼓舞的越狱事件，而不是贝亚德·拉斯金（Bayard Ruskin）在幕后精心策划的联盟建设工作。他们希望摆脱这些僵化的中介，将自己与更年轻、更有活力的弗格森骚乱者联系起来，而社交媒体似乎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
但是，尽管他们的意图是好的，自我形象是激进的，尽管弗格森似乎提供了真实的统一，新旧一代的种族领袖之间的差异只会加深活动人士和他们希望代表的人之间的鸿沟。这些差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描述：
（1）大多数活动家都受过大学教育，而且不像上一代人，他们没有被限制在全黑人的大学里。[58]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保证能得到高薪的工作，事实远非如此。但这的确意味着，他们拥有弗格森或巴尔的摩贫民区极少有人能够接触到的文化体验：他们与许多白人打过交道，这些白人不是收了钱来管控他们的，另外他们通常多少经历过校园为基础的身份政治那种淡定、谨慎的八面玲珑，以及“白人盟友”的（通常是不请自来的）行动。因此，尽管他们的行动方式并不总是以白人自由派为方向，但他们在这方面的社会和技术能力往往超过像沙普顿这样熟练的媒体操纵者。
（2）与前一代不同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在贫民区长大的。这也许是民权运动最大的遗产：使有能力负担的人搬到郊区生活。1970年，58%的黑人中产阶级生活在贫穷的以黑人为主的社区；今天，同样比例的人生活在较富裕的以白人为主的社区，大多数在郊区。[59]这意味着他们的经历过的犯罪要少得多。当然，他们仍然经历着种族主义的治安，被警察拦下的次数远远多于白人，并且受到各种形式的羞辱和侮辱，但是他们被扔进监狱或被杀害的可能性要小得多。[60]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黑人中产阶级入狱的可能性一直在稳步下降，而穷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入狱的可能性却一路飙升。[61]
（3）最后也或许是最重要的是，不像上一代，行动主义对新一代来说是一种职业的选择。今天，对“种族领导力”的期待已经不再是黑人精英阶层培养过程中的一部分。对警察暴力受害者的认同，通常是那些选择成为活跃分子的人的选择性同情问题，而许多人当然没有做出这种选择。[62]但是对如此选择的人来说，传统的公务员工作和志愿工作已经被职业化的非营利部门的职业机会所取代。这些工作通常是暂时的，让大学毕业生在转向更好的工作之前能够“回馈社会”。[63]德雷·麦克森（DeRay McKesson）在成为新型行动主义的代言人之前，曾担任“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的大使。该组织招募精英大学的毕业生，让他们在贫穷的市中心学校教两年书，这通常是推广特许学校、打击当地教师工会的策略的一部分。[64]一般而言，“社区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无论以宗教性还是政治性为主，通常都由福特、洛克菲勒和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Open Society）等大型基金会资助。作为美国福利国家私有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们也可以充当“人工草皮” ：假装草根的政治运动，实际上是游说团体（例如学校改革）和民主党人的掩护。
因此，在弗格森事件之后，全国各地活动人士的涌入也带来了大量美元的涌入。当现有的非营利组织争相招募当地活动家时，基金会就争相资助新的非营利组织，从中挑选赢家。[65]内塔最初是由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招募的，她和德雷在开放社会的支持下成立了零运动（Campaign Zero），[66]随后德雷放弃了他的六位数薪水，“全职关注运动工作”。[67]一些当地的活动者并没有这种运气，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开始依赖群众资助的小额捐款。2015年1月，直播了许多抗议的Bassem Masri被一个对手播主曝光，说他曾经吸毒。[68]
改良骚乱
8月18日，密苏里州州长杰伊·尼克松（Jay Nixon）召集国民警卫队实施宵禁。两天后，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德尔（Eric Holder）前往弗格森，会见了当地居民和布朗的家人。在附近的克莱顿，大陪审团开始听取证据，以确定威尔逊是否应该被起诉。8月23日，至少有2500人参加了由夏普顿领导的斯塔顿岛加纳示威活动，高呼“我不能呼吸”和“举起手来，不要开枪” ，仿效弗格森衍生的模因。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下属的一个名为“纽约正义联盟”（Justice League NYC）的组织要求解雇潘塔莱奥警官，并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第二天，布朗在圣路易斯的葬礼有4500人参加，不仅包括无处不在的夏普顿和杰克逊，以及特雷沃恩·马丁的家人，还有白宫代表，马丁·路德·金三世和一些名人：如斯派克·李（Spike Lee）、艺名Diddy的肖恩·科姆斯和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等。夏普顿的悼词以布朗父母的名义批评了骚乱：
迈克尔·布朗不想因为一场骚乱而被人们记住。他希望人们记住他是那个让美国重新审视警察执法的人。
但是，正如以骚乱为动力的改良史所证明的那样，这些因素当然不是相互排斥的。尽管骚乱通常会巩固人们对一场运动的反应——过往的权威砖家疾呼要采取惩罚性措施，而其他人则争先从这些事件中鼓捣出一个更合理、更守法的“社区”，而自己就担任社区首领 ——但骚乱也往往会动摇国家，让其采取补救行动。就在几天后，司法部宣布对弗格森警方展开调查。不久就宣布了对弗格森的政治和法律体制的大规模改良。到9月底，弗格森警察局长已经公开向布朗一家道歉，他们还受邀参加国会黑人党团会议。奥巴马在会上就种族问题发表讲话，他从单一的国家共同体出发，反对用暴乱行动直接冲击，因而再次将自己的立场大范围割让给种族问题的特殊性。他谈到公民权利的”未完成的工作” ，同时把这个问题说成是”大多数美国人”的问题。
动乱一直持续到九月份，使得弗格森的警察队伍不堪重负。他们很快又会被替换，而这一次上马的是圣路易斯县警察。由于大量的组织和专业活动人士在第一线，其他更具戏剧性和非暴力的行动形式正趋向于取代社区骚乱，例如10月6日，圣路易斯一场古典音乐会被打断，人们齐唱大萧条时代的阶级斗争圣歌《你站在哪一边? 》（Which side you are you on?） 。同一天，一名联邦法官就是否可以要求示威者“继续前进”一事作出了利于和平活动分子和不利警察的裁决。与此同时，埃里克·霍德尔宣布司法部将对警察战术进行全面审查，从10月9日起，参议院就警务军事化问题举行听证会。在许多不同团体的庇佑下——其中包括布朗去世后在当地成立的“举起手联合起来”（Hands Up United）——弗格森的行动在整个10月份一直继续，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抗议者从全国各地涌入。
交通堵塞
支持约翰·克劳福德的示威活动仍在其他地方进行，人们占领了俄亥俄州比弗克里克警察局，并在州议会大厦举行集会。除此之外，“约翰·克劳福德法”草案即将出台，这是一项大胆的立法，要求在俄亥俄州销售的玩具枪必须被明确标示为玩具。毕竟，俄亥俄州警方似乎特别难以区分玩具和真正的武器（至少在黑人手中时是这样） ，因为遇害者名单很快又多了一个名字：2014年11月23日，12岁的塔米尔·赖斯（Tamir Rice）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被警察蒂莫西·A·洛赫曼（Timothy A. Loehmann）枪杀，当时他正在玩一把报警者已经确认为玩具的枪。两天后，塔米尔·赖斯的抗议者在克利夫兰市中心制造了交通堵塞。
11月中旬，随着大陪审团对杀害布朗的凶手即将作出决定，密苏里州州长杰伊·尼克松再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由于料到这次和以往一样不会起诉，新一轮骚乱行动在望，他召集了国民警卫队。[69]11月24日，这些预期成真了。宣布不起诉以后，迈克尔·布朗的母亲被摄像机拍到大喊“他们错了！每个人都希望我冷静下来。你知道那些子弹是怎么打中我儿子的吗? ” 当她悲痛欲绝的时候，她的伴侣穿着背后写着“我是迈克·布朗”的衬衫，拥抱并安慰了她一会儿，然后转向人群，显然是怒不可遏，反复喊着“烧死那个混蛋! ” 如果说迈克·布朗的生命对国家来说并不要紧，那么至少可以强迫国家认为要紧。随着弗格森和圣路易斯地区发生劫掠和枪击，纽约、桑福德、克利夫兰、洛杉矶、西雅图、华盛顿等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据报有170个城市），许多也采用了阻塞交通的策略。在奥克兰这个激进分子恒久聚集的热点，骚乱在“卧地抗议”和交通堵塞之后开始蔓延：掠夺、纵火、砸窗。面对全国动乱，教会团体进行干预，批评大陪审团的决定，并支持和平示威。弗格森的教会自愿成为保护示威者的“圣地”，从而给“安全空间”的话语增添了新的宗教元素。[70]
接下来的几天，随着国民警卫队在弗格森的人数增加，示威活动在全国各地和国外持续进行。11月27日的湿冷秋夜，在防守严密的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外面，大约5000人聚集举行了一场黑命攸关的示威活动，随后在牛津街上发生了一场“举起手来，不要开枪”的游行，并在议会广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这一事件利用了布朗之死和伦敦托特纳姆区的马克·杜根（Mark Duggan）之间的联系，杜根的死曾引发英国2011年的骚乱浪潮。[71]在加拿大各个城市，也都出现了声援弗格森的行动。[72]12月1日，奥巴马邀请“民权活动分子”到白宫发表演讲，而圣路易斯公羊队则公开声援布朗案，举着手走上了街头。
然后，在一周多一点后的2014年12月3日，再有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在全国众目睽睽之下，掐死了加纳的警察不出所料被无罪释放。当然，在美国或其他地方，警察几乎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被起诉过，甚至更不可能被定罪；国家暴力的执行者不能与他们所管辖的公民严格遵守同样的标准，即使他们的可信度取决于他们同样遵守这套标准的印象。正当程序要执行，并且尽可能延长到愤怒平息，延长到不可避免的脱罪为止；只有在最露骨或者最极端的情况下，个别警官才会成为警察部队总体合法性祭坛上的牺牲品。尽管如此，在某些方面看来，这无疑是火上浇油。[73]
第二天，数千人在纽约市举行抗议活动，在杀戮发生地斯塔顿岛周围巡回堵路，沿着曼哈顿街道高呼“我无法呼吸”。大中央车站发生了卧地抗议，这是在效仿美国另一边的湾区。现在，重大行动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通常先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上呼吁，然后在城市某个角落阻塞交通的团体接收到许多其他地区团体的实时更新，有时还极度欣喜地碰上面。在沿海城市，近期的占领运动经验为自发示威提供了一定的便利。警察看起来不知所措，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早就被指示要克制自己的行动，以免火上浇油。
12月13日，纽约、华盛顿、奥克兰、芝加哥等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夏普顿必不可免与加纳和布朗家族领导了华盛顿的示威活动，不过演讲者被年轻的弗格森活动人士打断了，这进一步表明双方存在分歧。纽约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但这是一次传统的被引导的游行，前几周的能量要么被遏制，要么已经耗尽。几天后，伊斯马伊尔·布林斯利（Ismaaiyl Brinsley）为了给加纳和布朗报仇而公然杀害两名布鲁克林警察。警察工会指责左倾的市长比尔·白思豪（Bill de Blasio）对抗议者采取了温和立场。[74]与此同时，奥巴马宣布了进一步的体制性回应： 成立一个名为“21世纪警务工作组”的警察改革委员会，“检讨如何加强公众信任，巩固地方执法部门和他们所保护的社区之间的牢固关系，同时促进有效减少犯罪”。
虽然动乱在寒冷的冬季逐渐平息，但它并没有被扑灭。2015年1月初，有人在洛杉矶警察总部外建立了一个小型营地，标有#占领洛杉矶警局（#OccupyLAPD）和#BlackLivesMatter的标签，抗议25岁的精神病患者埃泽尔·福特（Ezell Ford）在2014年被洛杉矶警察枪杀，当时他的死亡已经成为几次示威活动的焦点。同年2月，黑命攸关的模因在名人圈子里风靡一时，碧昂斯（Beyoncé）、说唱歌手Common的伴舞和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都在格莱美颁奖典礼上表演了“举起手来，别开枪”的动作。这种名人参与度是斗争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而这一波斗争里某些行为的形式一定吓坏了彬彬有礼的美国社会：从2013年11月杰米·福克斯（Jamie Foxx）在自己家里举办的特雷沃恩募捐活动，到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与布朗和戴维斯两家的联系，再到碧昂斯和杰伊-Z （Jay-Z）为弗格森和巴尔的摩的抗议者提供援助，再到歌手普林斯（Prince）2015年的作品《为和平聚会》（rally4peace）和抗议歌曲《巴尔的摩》（Baltimore）。
三月初，司法部宣布由于证据不足，达伦·威尔逊不会因枪击布朗而被联邦政府起诉侵犯公民权利。不过，这一行动和更温和的递萝卜互为呼应，可能是料到会发生进一步的骚乱：同一天，同一个部门发布了一份谴责弗格森警察的种族偏见的报告，这份报告的证据是电子邮件中包含种族主义偏见，以及系统利用交通违章来增加州库收入。当地警察局长在几天内辞职，“21世纪警务工作队”的初步调查结果也于同日公布，以进一步强调改良的前景——以及暗示骚乱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的功效。但第二天，没有发生骚乱的克利夫兰公布了法律文件，将12岁的塔米尔·赖斯（Tamir Rice）被枪击一案归罪于他本人。丑闻爆发后，克利夫兰迅速收回决定。在弗格森，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此时另有两名警察被枪击但没有身亡，导致发生了支持警察的示威活动以及支持警察和反警察行动之间的对抗。
走一趟（rough ride）
四月初，另一个名字出现在遇害者名单上：50岁的沃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在逃跑时被警察迈克尔·斯拉格（Michael Slager）开枪打死，地点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北查尔斯顿。这是又一起被摄像机捕捉到的案件——在一名黑命攸关活动人士的协助下，视频很快公布了。当安东尼·斯科特看到这段视频时，他模仿了布朗的朋友多里安·约翰逊（Dorian Johnson）的评论：“我以为我哥哥像动物一样被枪杀了。”随着活动家到达现场和小型的沃特·斯科特示威在北查尔斯顿的市政厅爆发，几天之内就发起了对斯拉格的谋杀指控。和瑞妮莎·麦克布莱德一样，斯科特的家人起初似乎也不愿意让他加入到死亡名单和相关的媒体奇观中去。尽管如此，这个故事很快就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斯科特公然被谋杀的照片被放在一个黑底封面上，照片上方印着大大的粗体字“黑命攸关”。运动尚未熄灭的余烬再次复燃：在斯科特葬礼的第二天，巴尔的摩警方逮捕了25岁的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 ，把他塞进了一辆警车去“走一趟”，这期间他的脖子被扭断了。[75]
在4月19日格雷去世前昏迷的几天时间里，示威活动已经在西区警察局前开始。4月25日，巴尔的摩市中心爆发了黑命攸关抗议活动，开启动乱的第一个迹象。[76]4月27日的葬礼和布朗的葬礼一样，有数千人参加，包括白宫代表、加纳家人、“民权领袖”等。警察和许多年轻人在巴尔的摩市蒙达明商场（Mondawmin Mall）外发生冲突，这成为多日大规模骚乱的导火索，估计造成了900万美元的财产损失。[77]有推特宣称“小鬼与警察之间全面开战了”和“简直是共产主义蛮子”。[78]随后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骚乱脚本：呼吁保持冷静，谴责“暴徒” ，将责任归咎于自私的少数族群，支持和平抗议，国民警卫队出动，宣布宵禁，大规模清理集会骚乱地区；一位家长教训参与暴乱的孩子被摄像机拍到，变成了一位国家女英雄；有人暗示一切都是帮派在背后搞鬼；有人发现了外部煽动者涌入。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烈焰的火星抛出了原型，就看不见每一股骚乱浪潮的特殊性。在英国的骚乱中，早期有关帮派介入的说法后来被证明毫无根据。在巴尔的摩，帮派发挥的功能似乎与早期人们声称的完全相反。警方已发出警告，称瘸帮和黑色游击队家族（Black Guerilla Family）等帮派休战，是打算“组队”对付警察。但是很快就发现，在“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的斡旋下达成的停战协议实际上是为了镇压骚乱。血帮和瘸帮领导人发布了一段视频声明，要求在该地区进行平静、和平的抗议活动，并与警察和神职人员一起实施宵禁。4月28日，新闻摄像机记录了帮派成员在安全广场购物中心驱散“潜在不安分份子”的过程。[79]
城市的艰难时刻
“能归纳潜意识的最佳图像，是清晨的巴尔的摩。”
——雅克·拉康
巴尔的摩和圣路易斯之间的相似性是惊人的。由于去工业化，两者在几十年内一直萎缩，大约一半的内城居民处于贫困线以下。1970年代，这两个城市都是国家强制种族隔离的中心，而在2000年代，这两者都是次贷的中心。[80]尽管美国大多数城市的犯罪率自1990年代高峰期以来急剧下降，但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的犯罪率却一直居高不下，两地的暴力犯罪和凶杀案数量一直位居前十。[81]然而，尽管圣路易斯的传统的黑人郊区如金洛克已经被彻底摧毁，但巴尔的摩的那些地区却蓬勃发展，繁荣兴旺。[82]巴尔的摩的郊区位于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哥伦比亚特区这三个富裕地方的交汇处，是美国黑人中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乔治王子县是美国最富有的黑人占多数的县，经常被称为典型的黑人中产阶级郊区，但该县的警察部队以残暴闻名。[83]在塔-内希西·科茨（Ta-Nehisi Coates）最近的回忆录中，他将这一发现作为他的黑人民族主义幻灭的根源。科茨在霍华德大学的同学普林斯·琼斯（Prince Jones），被乔治王子县的一名黑人警官误认为是入室盗窃嫌疑犯而杀害。当时科茨写了一篇文章，探讨这起谋杀案引发的种族和阶级问题：
通常情况下，警察滥用武力被认为是一个种族问题：洛杉矶警察局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了罗德尼·金（Rodney King），或者手无寸铁的蒂莫西·托马斯（Timothy Thomas）最近被辛辛那提的白人警察枪杀。但是在越来越多的社区，残暴的警察是非裔美国人，由非裔美国警察局长监督，向非裔美国人的市长和市议会负责。
在试图解释琼斯枪击后为什么没什么人参加夏普顿那样的游行时，科茨指出，“富裕的黑人居民可能和白人居民一样，认为警察暴力的受害者是罪有应得。”[84]
几十年来，这些郊区孕育出一个黑人政治建制：联邦众议员、州参议员、副州长、市议员、警察局长。这是民权运动的又一个遗产。[85]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这说明巴尔的摩是美国第一个针对以黑人为主的权力结构发动的骚乱。[86]这与弗格森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对简单归咎黑人死亡于警察的种族主义提出了重大质疑。毕竟被指控杀害格雷的六名警察中有三名是黑人。[87]看起来，这些事件开始把阶级议题推回到议程上来。一段时间以来，黑人性将自己呈现为先前的政治组成问题的解决方案，超越了软弱无主心骨的99%人作主的阶级政治，而新方案似乎具备占领运动所没有的社会实在性。但是，正如政治组成的下行曾经引发了关键的变化，现在这种下行又提出了问题：这种新的黑人统一能否维持它迄今为止极为纵向的方式？阶级究竟是要打破的种族之下的磐石，还是使种族问题变得激进的社会根源？目前看来，前一种前景似乎更有可能。
居高临下
4月28日，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无人机在巴尔的摩上空盘旋时，奥巴马发表了声明，中断了与安倍晋三的峰会。这次和之前相比似乎相当不合常规，字字斟酌，在支持警方和支持格雷一家之间寻找平衡点；表示和平示威受到的关注从来就不如暴乱；笨口拙舌地将“骚乱者”描述为“抗议者”，然后明白自己口误，迅速改口“犯罪人”，然后还加码，矫枉过正地用了种族化的称呼“暴徒”；将巴尔的摩与弗格森联系起来，将一系列正在发生的事件置于“持续了几十年”的“缓慢发展的危机”之中；呼吁警察工会不要监守自盗，承认“这对警察不好”。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奥巴马措辞的极端张力所体现的种族矛盾，如今已退居幕后，而“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深思”的问题，现在成了尤其是贫穷黑人、贫困社区、正式雇佣短缺和灰色经济取而代之的的问题，而报警不过是为了遏制贫民窟问题；他说这是真实的问题，尽管在政治上很难解决。[88]希拉里·克林顿也急于表示，理解这些斗争中的核心社会问题。[89]保守的《华盛顿时报》宣称巴尔的摩的问题是阶级问题，不是种族问题，并深情地谈到“贫困地区居民感受到被不公平对待他们的警察部队针对” 。[90]主流观点似乎正在发生变化，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对巴尔的摩进行抨击，同时常常默契地认为问题来自城市内部的贫困。与1960年代的鲜明对比令人震惊：极端自由主义的约翰逊曾经将黑人骚乱视为共产主义阴谋，而现在整个政治阶级似乎都同意骚乱者的不满：黑命确实攸关，而且贫民区的状况和监禁也的确是问题。[91]
除了与60年代的骚乱相比，此次财产破坏的程度相对较低（见表）以外 ，精英有如此意外的高接受度，也许还可以归因于新旧民权运动面临的截然不同的可能性。以前的运动具有可能实质转变社会和政治的风险，可能对追溯到重建运动失败以后的种族压迫结构造成挑战，并带来了推翻一些种族主义精英的前景。而黑人统一这个新政治，似乎正在踢开一扇没有任何终点的大门。旧运动至少可以让部分黑人融入到不断增长的经济中，而新运动面临着停滞的经济，即使对于那些幸运避开了贫民区的人来说，机会也在减少，而身陷贫民区的人就更不用说了。[92]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是美国人的美好空想，很容易被接受，这正是因为除了要求更多警察佩戴防身摄像头等平淡无奇的措施外，很难看到有什么改良可以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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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 1965 |
底特律 1967 |
巴尔的摩 1968 |
洛杉矶 1992 |
巴尔的摩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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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乱天数 |
6 |
4 |
6 |
6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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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劫掠/纵火的建筑数 |
977 |
2509 |
1200 |
3767 |
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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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数 |
34 |
43 |
6 |
53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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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人数 |
3438 |
7200 |
5800 |
11000 |
4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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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损失（百万美元） |
40 |
60 |
13.5 |
100 |
9.2 |
表：部分美国骚乱的影响（来源：维基百科）
现有的黑人精英阶层愿意接受“新吉姆·克劳法”的说法，只要它能把活动家引入非政府组织，并帮助巩固选票——但这必须处于家长式和体面的框架之内，还夹杂着莫伊尼汉式（Moynihan-style）的对功能失调的黑人家庭的调侃。这些羸弱的倡议所关注的，是诸如用心改善个人的前景，从而把社会问题丢到一边。[93]与此同时，教会既是福利国家的替代品，也是社区代表的机关——事实也证明，在这场运动中他们愿意扮演和肯定这些角色。[94]巴尔的摩的精英们利用了这种情绪，例如，在格雷案中起诉所有警察——无论结果如何，这都会赢得州检察官玛丽莲·莫斯比（Marilyn J. Mosby）的赞誉。不过，最先使用“暴徒”这个词的还是这些精英，包括奥巴马，这一点可能意义重大。[95]虽然美国黑人社会的整个光谱和其他人可以轻易肯定，从特雷沃恩·马丁开始，所有黑人的生命当然都很重要，但他们对来自巴尔的摩贫民区的骚乱者能说什么话呢？当犯罪行为的污名被推到前台时，黑人身份的脆弱统一还能保持吗？
恩典
6月8日，警官迈克尔·斯莱格在最知名的罪案之一中被起诉，罪名是谋杀沃尔特·斯科特。我们可以合理地预计，终于有一个警察可能会被牺牲，来换取整个警察系统的合法性。当然，他们也很难做出其他选择：这件案子看起来一目了然，能有任何其他结果就是直接承认双重标准。但是，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兰德尔·克里克——杀害乔纳森·法瑞尔的凶手——的情况，即使是一目了然的案件，通常也无法定罪；就像多宗“坚守阵地”的案件一样，即使受害者手无寸铁，警察只需要说他们感到“受威胁”。
斯拉格隔壁的牢房很快就有一个南卡罗莱纳州的男人住进来了。6月17日，在查尔斯顿，21岁的刽子手迪伦·鲁夫（Dylann Roof）杀害了9名黑人教徒。这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对特雷沃恩事件之后的反应。起诉警察的要求最终得到满足（下个月在辛辛那提有更多警察被起诉） ，于是人们对这次大屠杀的反应似乎很平静。没有愤怒的抗议，只有震惊和悲伤。在鲁夫的预审聆讯上，受害者的家庭成员出现并公开宽恕了他。正是这种基督教的“恩典”给了奥巴马机会，最终以民权总统的身份，出席在屠杀中遇害的州参议员兼牧师平克尼（Reverend Pinckney）的葬礼。受害者羔羊般的无辜和社区的民间反应，使他能够援引一个黑人性的形象，这个形象用最美国的传统包裹起来：基督教信仰。
他挪用黑人教会的修辞术语，终于可以抛开自己对种族和种族歧视的模棱两可。“我们要提防的不仅是种族抹黑，我们还要提防面试的时候，优先考虑白人名字强尼而不是黑人名字亚马尔的微妙冲动”。这个用法引起雷鸣般的欢呼：“哈里路亚！”鲁夫带有复仇色彩的南方邦联主义意味着，黑人的正义怒火现在能指向的不是杀人的警察，而是一个符号：邦联旗。自1960年代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领导白人反对公民权利的运动以来，它就一直飘扬在阿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州议会大厦上。6月27日，黑人基督教活动家布里·纽瑟姆（Bree Newsome）撕下了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厦的邦联旗。在接下来的一周，两个州的共和党州长都下令将此旗从官方建筑物上移除。[96]一时间网上对悬挂此旗的人、汽车和建筑物进行攻击的视频，成了流行的模因。[97]
随着夏天的到来，黑命攸关活动家也开始介入了民主党初选：左翼竞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意外插入竞选，他的演讲被解读为左翼“阶级优先”与“种族优先”之间的对抗；活动家与希拉里·克林顿进行临时会议，随后谴责“她和她的家人在维持国内外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中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德雷率领的零运动（Campaign Zero）和由加尔萨、托梅蒂和卡洛尔领导的黑人生命攸关网络（BLMN）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显现，争论点大多在于是否应该接受民主党人的投怀送抱。[98]这种警觉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正如美国左派喜欢说的那样，民主党是社会运动灭亡之地。8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黑命攸关”的决议，但遭到了黑人生命攸关网络的抵制。资深民主党人竞相支持更听话的“零运动”学生。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民权保守派在夏季的公开对抗虽然没有那么多报道，但也许意义更为重大。这里的分歧很大一部分出自“黑人对黑人”的犯罪问题：根据司法统计局的数据，93%的黑人谋杀案是由其他黑人所为——正如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在弗格森动乱的高峰期指出的那样。对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斯林·布洛克（Roslyn Brock）等人来说，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动手杀人的时候如何坚持黑命攸关运动？”[99]对于新的活动人士来说，这些话语让“白人至上主义”挣脱鱼钩，把责任推给了黑人自己，导致黑人领导人“管制”自己社区的治安，成为一种普及化的“体面政治”的一部分。
在犯罪期间做黑人（criming while black）
几十年来，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唇枪舌剑，使得“黑人犯罪”这个问题被过分强调，这可以追溯到1965年莫伊尼汉（Moynihan）对“黑人家庭”状况的哀叹。[100]这场三角辩论大致可以划分出三种截然不同的症候和药方。保守派谴责文化病态和缺乏稳定的双亲家庭，认为这是黑人居住区高犯罪率的根源；因此，解决方案变成了促进宗教规章和黑人的父亲身份，同时谴责说唱音乐。自由派为父权保守派之下的说唱歌手和单身母亲辩护，谴责种族主义警察过度监管黑人社区，从而夸大黑人犯罪行为；因此，解决办法就是警察改革和打击种族主义。最后，社民派同意保守派的观点，黑人犯罪真实存在，但他们会指出一些结构性因素，如高失业率和贫困，这些因素部分是由现在和过去的种族主义所驱动的；因此，解决方案就成为了针对贫民区的马歇尔计划。
许多黑人中产阶级对自由派否认黑人犯罪持怀疑态度；许多人的家人或朋友都被犯罪波及过。他们经常对结构相关的争论持开放态度，也厌倦了等待似乎更不可能的社民派灵丹妙药。他们注意到自己有能力取得相对的进步，很容易将黑人穷人的状况与其他种族化的移民群体的所谓成功进行对比。因此，他们得出了保守的结论：那些人的文化、性观念等等一定有问题。这不仅仅是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们和本·卡森（Ben Carson）们的想法，这也是有影响力的自由派学者的立场，比如威廉姆·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和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也逐渐成为许多所谓激进派的立场：阿尔·夏普顿愤怒地反对垮裆裤，康奈尔·韦斯特谴责黑人文化中的“虚无主义” ，并认为宗教是解决之道。[101]黑命攸关活动人士所反对的“体面政治”，指的就是这些。
当然，这种反对本质上没错：把犯罪归咎于文化是愚蠢的。[102]米歇尔·亚历山大的《新吉姆·克劳法》是这些活动人士的关键参考点。亚历山大指出，毒品相关的监禁案例中存在种族差异：黑人和白人使用毒品的比例相似，但黑人被捕的次数要多得多，有时同一罪名却被判处更长的刑期，这意味着这些差异是种族主义警察和法官造成的。然而，自由派对保守主义论点作出的如此回应往往带有盲点。亚历山大关注的是轻罪的毒品犯罪者，甚至许多保守派都认为这些人不应该坐牢，这样一来，他就回避了更棘手的问题。在囚犯中，暴力犯罪者与毒品犯罪者的比例超过2：1，而暴力犯罪者中的种族比例失调与毒品犯罪者一样严重。[103]不过有这些罪行在这里，是很难否认黑人受害和犯罪的比例还是高得多。[104]结构主义者的解释在这里基本成立，即便他们的解决方案似乎不可靠：黑人比白人有更大的概率生活在城市贫民区，还面临程度高得多的物质贫乏。
这些地方暴力不断，成了“黑人对黑人犯罪”统计数据居高不下的真正基础，而保守派就喜欢拿这些数据作为证据，证明黑人遭受暴力的责任在于黑人社区本身。可以理解自由派反驳这些论点的方法，是指出不同的种族内谋杀率也很相似：白人的谋杀率为84%，黑人为93%。[105]这似乎是有效的论辩点：难道白人社区就不该为“白人对白人的犯罪”承担更多的责任吗？ 但是，又有东西被模糊了：根据司法统计局的数据，黑人互相杀害的次数是其他种族的8倍。我们没有必要接受这么一种修辞上的逻辑，以为承认这一点就好像给保守派的道德说教让步了。在这个发达世界最不平等的社会里，难道犯罪率高不是意料中事吗？城市地区的主流就业方式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往往要用直接行动的能力来支撑，这样的地区是暴力犯罪的集中地，难道真的毫无预兆？回避这些事情的论点往往含蓄地诉诸一种不切实际的无辜概念，因此似乎具有强化犯罪污名的反向效果；在这里，“体面政治”的批评者将这种政治的基础前提再生产了出来。[106]
虽然通过庞大的贫民区马歇尔计划来解决基本问题这个前景看起来是最渺茫的希望，但黑命攸关活动人士的许多政策建议，只不过是某种版本的“增加黑人警察”。[107]巴尔的摩等地的警察和“平民审查委员会”，长期以来是广大民众面貌的镜像，这些地方的警察改革史清楚表明了上述提议的不足。但是，那些更激进地声称应该减少警力而不是改善警察的人，在某些方面也同样脱离实际。[108]保守右派经常提到的一个事实令人不安，但并不因此而虚假，那就是我们常常发现最贫穷的黑人社区最支持加强警力。当夏普顿在他对布朗的颂词中抨击歹徒和暴徒的卑鄙黑人性时，一些活动人士被吓坏了，但他的讲话受到了在场许多弗格森居民的热烈欢迎，这是因为夏普顿诉诸了植根于贫民区的某个版本的“体面政治”。在西巴尔的摩长大的塔-纳西·科茨（Ta-Nahesi Coates）承认，许多居民“更有可能要求警察支持，而不是抱怨警察的暴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喜欢警察，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求助对象：当美国白人的“安全”在“学校、文件夹和摩天大楼”中时，他们的“安全”却来自“和派他们过来的社会一起蔑视我们的持枪警察”。[109]
管制过剩人口
在最抽象的层面上，资本是色盲的：白人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与黑人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没有什么不同，而当种族主义法律干涉劳动力的买卖时（比如南方的吉姆·克劳法最终所做的那样），资本家就会倾向于支持推翻这些法律。然而当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出现了谁必须离开的问题时，通常在工人身上就可以发现内部的必然分野，这些分野通常按照亲疏、族群和种族而定。因此，资本家即使不是种族主义的制造者也会从中受益，因为在经济增长时期，这些分野会削弱工人本来可以获得的集体议价能力。历史上，严格的种族等级制度不是资本的造物，而是国家——特别是白人定居者和其他殖民国家（虽然会有例外）。反通婚法是国家种族主义的缩影，旨在宣布种族混合为非法来实现种族差异。民族-国家变成了种族国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是可以依靠种族国家干预劳动市场的。这个市场使工人偶然地分派到就业和失业其中一端，而种族国家干预的目的是根据种族的划分，有条理地分派这些结果。
在二十世纪中叶，这种由国家精心安排的种族制造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瓦解了。一方面，纳粹种族灭绝被曝光和去殖民化运动的成功使露骨的国家种族主义失去了合法性。另一方面，战后的快速增长导致劳动力市场收紧，减少了种族化群体之间的就业竞争。因此，这是一个同化的时代，表现为民权运动的局部胜利。19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再次确认，使这一进程发生逆转。利润下降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新近实现的形式平等并没有阻止就业竞争加剧所巩固的真正的经济不平等。在这里，国家将给自己弄到一个新的种族制造角色，不过这一次当的不是合法分离的裁判人，而是种族化的过剩人口的管理者。 [110]
随着经济放缓，以及劳动力市场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开始崩溃，无产者开始被逐出工业部门，导致失业率和就业不足情况增加和低工资服务业的增长。人们纷纷逃往郊区，留下了衰败的市中心。社会结构相应破败，国家也出现财政危机。从里根开始，历任政府就跨越两党的分歧，以此为契机强行终止一系列早就变得瘠薄的社会规划。以前存在的社区也开始瓦解。这里还有一个文化维度：对媒体的户内私人消费，原子化加剧，等等等等。但最重要的是，现有的团结行动是以增长中的经济为前提的。本应在黑人权力运动背景下实现自主的共同体，发现自己被犯罪和绝望撕裂了，于是警察作为社会中介的最后手段介入，管理日益严重的社会混乱，在社会结构中变得无处不在。例如，当人们由于这种或那种精神崩溃而进入不健康的精神状态时，政府就越来越多地派遣警察，不派“心理健康专业人士” ，他们会用武力制服这些人，并在这个过程中经常杀人。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人们必须在缺乏帮助的情况下生存下去，出一点事故或坏运气，就会一无所有。有人跌倒后起不来，从此一蹶不振或者走向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警察的作用是确保跌倒的人不会再生事，如果生事，就拖到监狱里去。因此陷入桎梏的不仅仅是那些被警察掳走的人，还有陷入了蔓延中的社会解体的向量之中的人——是人不是天使。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害怕低头看路，形成了自己的警察心态。本来那些把警察呈现成为强加于社区的反警察口号，是以社区没有警察干预一样好好的为前提的，现在这种警察心态给口号添了一层谎言：在社区和社会本身处于衰败状态的地方，警察可以充当替身，给那些资本不再关心的生灵带来一种与秩序相像的东西。
基于基本同样的原因，国家要改变警察的根本性质来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大可能。要进行全面改良，取消警察目前作为压制性的最后手段的社会中介职能，就需要恢复社民派提倡的马歇尔项目。但随着经济资源的减少，国家缺乏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与此同时，黑命攸关活动人士围绕更为软化的改良与两党政治精英团结在一起——比如释放轻罪的毒品罪犯，以及对社区警务进行“司法再投资”——这样做只会促进前景，打造出一个更精准定位的监狱国家。对美国黑人的残酷管制是过剩人类全球性未来的预警。要逃离这种未来，就需要发现超越分歧的新的统一行动模式。
尾声
这股斗争浪潮以“黑人”为旗帜，吸引了美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他们抗议与种族主义结构深深交织在一起的问题，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纵向融合。与近期其他运动（如占领运动）盲目摸索统一相比，“黑人”这个统一用词的内容更显分量。这是一场罕见的运动，似乎可以把贫民区居民、百万富翁明星和政治权力掮客联合起来，推动一项实质性的社会事业。但问题就在于此。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的跨度上延伸，相应形成的统一必然薄弱。如果身份的内容没有了统一就成为虚空，那么在差异到了极致的时候，为了安放身份就要回归到最纯粹的形式性，这时候内容就会逃逸。
“黑人性”之所以似乎可以提供更多实质性的东西，是其特殊构造的结果：这个社会性内容是根据其作用被强行用来标记从属阶级的，但由于它最终与阶级并不一致，于是得以产生身份上的统一。这些存在张力的极端长期以来确定了黑人斗争的特殊性：要无产阶级的叛乱还是要“种族领导”；“黑人性”是社会经济的诅咒还是文化。但是，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及穷人越来越陷入贫苦和犯罪，将两极融合在一起的姿态必将变得空洞。如果要拿住社会性内容，就必须放开身份那一端；如果要接受身份，就必须放弃社会性内容。实际上不可能同时两头握住。核心诉求是警察改革吗？还是在那些警察暴力多多少少是其他暴力的唯一制约的贫民区，改善一下条件？如果说“黑人性”似乎提供了各种诉求可能不会冲突的空间，那么这些暗淡不清的光芒只是出自团结行动的古老力量，那时候黑人中产阶级也生活在贫民区，与贫民区共命运，那时候黑人工人阶级可以理智地希望明天会更好。
虽然黑人性的社会性内容很明显已经被抽空大半，但鉴于黑人性显然能够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动态动员，现在就宣布黑人性死亡同样为时尚早。在这种紧张关系中，仍然存在着一个不稳定但或许已经被肯定的时刻，那就是种族化逻辑的社会根源，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正在那里腐烂为虚无，过剩人类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也在那里。即使种族可以将自己呈现为政治组成的谜团的解决方案，通过下行的转变召唤出新的统一，这种统一本身也会在新一个政治组成的僵局中出现，因为进一步的下行有可能使其解体。现在贫民区重新发现了自己的骚乱能力，并通过这种暴动来迫使变革，那么美国穷人之中其他更大组成的白人和拉丁裔会袖手旁观吗？在这样的时刻，新的种族领袖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必须仔细聆听这些转变可能通往的新政治组成。
后记
尸体依然在堆积。2015年7月16日，28岁的黑命攸关活动家桑德拉·布兰德（Sandra Bland）被发现在德克萨斯州沃勒县的警局牢房中上吊。事件被判定为自杀，但是自然有许多人怀疑被摆布了。进入这场运动的恐怖万神殿的人之中，这只是冰山一角。截至写作该段的时候，美国警方已经在今年杀害了891人，其中217人是黑人，是白人和西班牙裔的两倍多。[111]虽然无法获得确切数字，但是从这一波斗争开始算起，美国有上万名黑人遇害。[112]虽然这个总数只是略低于白人，但白人占了全美总人口63%，而黑人只占13%。
8月9日是布朗枪击案纪念日，当天250人聚集在弗格森。晚上，警局发生枪击和劫掠，一名记者遭到抢劫，同时武装人员守卫着弗格森市场和酒类商店。18岁的小蒂龙·哈里斯（Tyrone Harris, Jr.）——显然是迈克·布朗的密友——被四名便衣警察开枪打死，据称是因为参与了劫掠者之间的枪战。8月19日，另一名18岁的圣路易斯青少年曼苏·鲍尔-贝（Mansur Ball-Bey），在警察搜查他家的时候逃跑，被警察从背后射杀。大量人群聚集在北圣路易斯，被警察用催泪瓦斯驱赶； 扔石头、烧汽车、劫掠……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在弗格森长大的黑人祖母佩吉·哈伯德（Peggy Hubbard）攻击了黑命攸关运动，称其支持鲍尔-贝这样的“暴徒”和她在牢里的兄弟，却对9岁的贾米拉·博尔登（Jamyla Bolden）的悲惨死亡视而不见，她在母亲的床上睡觉的时候，被一个过路司机的流弹击中身亡。8月24日，一位新任命的弗格森法官宣布， 2015年之前签发的所有逮捕令将被取消，同时密苏里州立法机关将圣路易斯县的法院费用上限定为市政收入的12.5%。尽管屠杀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但是集体议价权再一次通过骚乱争取到了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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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原文为 “Brown v. Ferguson,” Endnotes 4 (2015)。杜云飞译，土拨鼠校。本译文于2020年载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黑命攸关”专题页，现版本是在土拨鼠的初步校对版基础上进行修正，并附上脚注。】
[2] 感谢Chino, Chris, Danielle, Idris, Jason, Mike和Shemon。
[3] 见“水涨船高”和“盘旋待降”两篇文章。【译注】本文集没有收录前一篇。
[4] 很难理解在一个几乎每小时就有一名黑人遇害的国家，特雷沃恩的死为何尤其引发了这样的反应。原因之一可能是特雷沃恩的背景和他毫无疑问的“无辜”，使他成为中产阶级认同的安全对象。但这肯定也是当时情景的夸大后的符号体系：“白人族群”垂涎他的房产价值，而一个黑人闯入者的海市蜃楼存在本身似乎就会损害这个价值。这种郊区恐慌长期以来就与美国的种族化动力纠缠不清。见Chris Wright在《尾注》的“自己真正的背景”（Its Own Peculiar Decor）一文。【译注】本文集没有收录。
[5] 1909 年由 W. E. B. 杜波依斯等人成立的重要的非裔美国人民权组织，最初的焦点是推翻吉姆·克劳法。
[6] Cedric Johnson, Revolutionaries to Race Leaders: Black Power and the Making of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7).
[7] 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两个总统的知悉下，J. 埃德加·胡佛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及其阴暗的 “反间谍计划”（COINTELPRO）对黑豹运动及其领导人进行了迫害，其中包括如今备受尊崇的金。在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联邦调查局组织了对弗雷德-汉普顿和黑豹党其他成员的暗杀。
[8] 当然，种族作为一种资产在这里的作用是比较新颖的，在某种程度上也肯定是民权运动的成果逐步渗透的结果。但是，这些东西在其赖以生存的腐朽大厦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含糊。一个极度不平等、暴力到怪异的社会选择了一个黑人来当总统，这有一种令人放松警惕的救赎感。
[9] 警察枪击的数据是出了名的不完整。关于长期趋势的最佳证据来自联邦调查局 “执法部门正当杀人案件 ”这一花哨标题的数据， 1980 年和 1994 年达到峰值。Alexia Cooper and Erica Smith, ‘Homicide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0–2008’,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10, p. 32.
[10] blacklifematters.org于2012年3月18日注册，当时正值 “百万连帽衫大游行 ”前夕。网站出现在好莱坞示威游行的标语牌上。该网站将特雷沃恩的行动与特许学校和教会活动联系起来。在整个 2012 年，#BlackLifeMatters 仍比 #BlackLivesMatter 更为常见。后来被称为#BlackLivesMatters 发起人的活动人士将自己的故事追溯到 2013 年夏天齐默尔曼被无罪释放后的斗争。
[11] 来源：FBI,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2”.
[12] 据同样审理齐默尔曼案的检察官安吉拉·科里（Angela Corey）称，亚历山大的“坚守阵地”辩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她曾经离开房子去车里取枪。尽管双湖区警察局长最初援引“坚守阵地”为由解释齐默尔曼为何无罪释放，但他的律师们实际上并没有诉诸“坚守阵地”，而是选择了标准的自卫辩护。
[13] 亚历山大在上诉后于 2015 年 1 月获释，当时他已服刑三年，余下两年将被软禁，并佩戴脚踝追踪器。
[14] 2014 年秋天，当美国因迈克尔·布朗被枪杀而沸腾时，邓恩被认定三项试图谋杀罪成立，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15] Ta-Nehisi Coates, ‘To Raise, Love, and Lose a Black Child’, The Atlantic, 8 October 2014.
[16] 弗拉特布什可以被看作以社区骚乱应对警察枪击这个更古老传统的一个实例。2009 年奥克兰的奥斯卡·格兰特（Oscar Grant）骚乱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当地的“社区领袖”发现由于长期与市长让·权（Jean Quan）结盟，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下风。关于弗拉特布什，见Fire Next Time, ‘The Rebellion Contained: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15 March 2013; Nick Pinto, ‘Everybody Wants a Piece of Kimani Gray’, Village Voice, 20 March 2013。
[17] Alicia Garza, ‘A Herstory of the #BlackLivesMatter Movement’, The Feminist Wire, 7 October 2014.
[18] 从地方层面的“捍卫梦想”和“黑人斗争组织”（Organization for Black Struggle），到全国层面的全国有色人种网络（NAN）和有色人种协进会，无论直接诉求是废除“坚守阵地”法还是警察改革，当前浪潮的大多数参与者都默认了这一游戏计划。这种战略在早期更为明显，但随着民主党初选临近，它将在2015年夏季重新凸显出来。
[19] Lisa Miller, Perils of Federalism (Oxford 2008).
[20] 联邦支持民权的部分原因是吉姆·克罗法与美国身为“自由世界领袖 ”的角色不相容。民权运动在南方取得成功，关键的先决条件在于佃农已被机械棉花收割机取代，而被吉姆·克罗法严格划分的劳动市场对南方新兴城市的雇主来说是个障碍。民权运动的主要受益者可能是南方的白人精英，他们在民权运动之后目睹了地区投资流入。见Gavin Wright, Sharing the Prize: The Economics of the Civil Rights Revolution (Harvard 2013).
[21] 这里有一个讽刺的反转：第十四修正案原本针对的是前奴隶的权利，却被重新解读为保护公司不受州政府的监管，因此《民权法案》基本上将之忽视了，转而依靠“商务条款”，使私人基于种族的歧视成为联邦罪行。
[22] 在这起案件中，有色人种协进会实际上赞扬了警方迅速指控克里克，尽管最初的起诉没有成功。2014年1月28日，第二个大陪审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了他——这在上述连串事件中是相当罕见的。然而，2015 年 8 月宣布审判无效，陪审团意见不一，这反映全国范围内对警察杀人问题的广泛两极分化。
[23] 触发斯塔顿岛汤普金斯维尔（Tompkinsville）公园地区加纳所在点的取缔行动的，似乎是当地店主和房东因担心顾客和财产价值而提出投诉。‘Beyond the Chokehold: The Path to Eric Garner’s Death’, New York Times, 13 June 2015.
[24] Jamilah King, ‘How three friends turned a spontaneous Facebook post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The California Sunday Magazine, 1 March 2015.
[25] Sidney M. Willhelm, Who Needs the Negro? (Shenkman 1970).
[26] 长期以来，自动化（automation）一直是美国黑人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的中心议题。对比James Bogg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ages from a Negro Worker’s Noteboo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3)
[27] Bruce Western, Punishment and Inequality in America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28] 这些改革，再加上可以用来将一切同伙变成国家证人的串谋新指控，实际上是将审判权交给了检察官。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New Press 2010). 然而正如James Forman Jr所指，亚历山大上述的回应论点忽视了黑人政客也支持这一法案。James Forman Jr., ‘Racial Critiques of Mass Incarceration: Beyond the New Jim Crow’ NYU Law Review, vol. 87, 2012.
[29]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南方的黑人监禁率要低得多，因为吉姆·克罗法的私刑恐怖不需要监狱。随着南方城市化和民权运动的到来，黑人入狱率开始上升（令人震惊的是，1965 年即《民权法案》颁布当年，黑人入狱率首次达到北方水平）。尽管如今南方的黑人入狱率较高，但种族差异却较小，因为白人入狱率增长得更快。（数据：BJ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n Prisoners in State and Federal Institutions）.
[30] 1974 年，一个联邦法官小组得出结论：“圣路易斯都市地区的种族隔离住房……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产业以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机构在住房市场上蓄意实行种族歧视的结果。” Richard Rothstein, ‘The Making of Ferguson: Public Policies at the Root of its Trouble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15 October 2014.
[31] 见2011年由Chad Freidrichs导演的纪录片“普鲁特-伊戈计划的迷思”（The Pruitt-Igoe Myth），该片探究了该计划的社会史。
[32] 具有某种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一些人后来将另一个著名的山崎实建筑拆除事件视为后现代主义死亡的一天。
[33] 见Anthony Flint, ‘A Failed Public-Housing Project Could Be a Key to St. Louis’ Future’, Citylab, 25 August 2014; R.L. ‘Inextinguishable Fire: Ferguson And Beyond’, Mute, 17 November 2014.
[34] 见Chris Wright的“自己真正的背景”对这种动态的分析。【译注】本文集没有收录。
[35] 见Daniel Lichter et al., ‘Toward a New Macro-Segregation? Decomposing Segregation within and between Metropolitan Cities and Suburb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80, no. 4, August 2015.
[36] 全美国白人男女比为99对100，黑人则是83对100。Wolfers et al, ‘1.5 Million Missing Black Men’, New York Times, 20 April 2015.
[37] Jim Gallagher, ‘Blame poverty, age for weak North County home market’, St. Louis Post Dispatch, 18 August 2013.
[38] ‘Investigation of the Ferguson Police Department’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ivil Rights Division, 4 March 2015. 司法部的报告注意到弗格森的这些问题，这本身就是斗争的结果，而斗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问题。
[39] Dialectical Delinquents网站 http://dialectical-delinquents.com/articles/class-struggle-histories-2/ferguson-st-louis-a-compilation/上的匿名证词。
[40]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该处被烧焦的前院将成为抗议活动的中心聚集点。
[41] Phil A. Neel, ‘New Ghettos Burning’, Ultra, 17 Aug 2014.
[42] Senator Rand Paul, ‘We Must Demilitarize the Police’, Time, 14 August 2014.
[43] Julie Bosman, ‘Lack of Leadership and a Generational Split Hinder Protests in Ferguson’, New York Times, 16 August 2014.
[44] 目前似乎还没有关于参与度的可靠统计数据，但逮捕数字与对事件的逻辑解读相吻合：在事件的第一阶段，弗格森显然是一场社区反警察骚乱，因此可以通过以地点本身为代表来判断其部分社会特征。Ann O’Neill, ‘Who was arrested in Ferguson?’, CNN, 23 August 2015.
[45] Various, ‘Reflections on the Ferguson Uprising’, Rolling Thunder #12, spring 2015.
[46] Bosman, ‘Lack of Leadership and a Generational Split’.
[47] 关于新的活动家的情况介绍，见‘The Disruptors’, CNN, 4 August 2015.
[48] 特别感谢Chino对本部分的协助。
[49] 1968 年，在孟菲斯罢工的垃圾工人举着写有“我是一个人”标语的牌子，成为标志性照片。这一口号又可追溯到 18 世纪废奴主义者的口号“难道我不是一个男人和兄弟吗？”（am I not a man and a brother?），这被Sojourner Truth的“我不是一个女人”（ain’t I a woman?）响应。
[50] 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是黑人人口中收入属最高一级五分位数与最低一级五分位数的比率。1966 年，这一比率为 8.4（最富有的 20%黑人的收入约为收入最低的 20%黑人的 8 倍）；到 1996 年，这一比率翻了一番，达到 17。白人相应的数字分别为 6.2 和 10。Cecilia Conrad et al., 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US Econom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pp. 120–124.
[51] 例如Adolph Reed Jr., ‘Black Particularity Reconsidered’, Telos 39, 1979; Keeanga-Yamahtta Taylor, ‘Race, class and Marxism’, Socialist Worker, 4 January 2011.
[52] 例如，平权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白领职业和精英大学。对比1978 年关于医学院配额的巴基之争。
【译注】1978年加州大学诉巴基案，允许高校招生时将种族作为考量的多个因素之一，被视为平权法案的一个胜利。巴基是白人，两次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拒绝录取后提出诉讼，州最高法院先判决医学院败诉，因其政策侵犯了白人申请者的权利，并下令接受巴基入学，随后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上诉。
[53] 1967年，13%的黑人雇员为“白领”，1984年为40%，2010年为51%（白人为62%）。Bart Landry, ‘The Evolution of the New Black Middle Clas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7, no. 1, 2011.
[54] 在出生在最低一级收入五分位数的人口中，超过90%的黑人和白人的收入都超过了他们的父母，但在出生在第二级五分位数的黑人中，只有66%的人的收入超过了他们父母的收入，而在白人中，这一比例为89%。Pew Trusts, ‘Pursuing the American Dream: Economic mobility across generations’, 9 July 2012
[55] 从2005年到2009年，黑人家庭的平均财富下降了一半以上，降至5677美元，而白人家庭的财富仅下降了16%，降至113149美元。Rakesh Kochhar et al, ‘20 to 1: Wealth Gaps Rise to Record Highs Between Whites, Blacks and Hispanics’, Pew Social & Demographic Trends 2011.
[56] 艾丽西亚·加尔萨是黑命攸关网络的联合创始人，她在以白人为主的加州马林（Marin）县长大，那里的家庭收入中位数超过 10 万美元。相比之下，德雷·麦克森（DeRay McKesson）则在巴尔的摩的一个贫困街区长大。然而，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学区担任人力资本主任时拿着六位数的薪水，以无情解雇教师而声名鹊起。Jay Caspian Kang, ‘Our Demand Is Simple: Stop Killing Us’, New York Times, 4 May 2015.
[57] 关于“种族管理”的历史，见Kenneth W. Warren, ‘Race to Nowhere’, Jacobin 18, summer 2015.
[58] 许多人都来自精英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和常春藤黑人联盟的奈尔·福特（Nyle Fort）。德雷·麦克森是缅因州一所精英文理学院的校友，最近被耶鲁大学聘用。
[59] Patrick Sharkey, ‘Spatial segmentation and the black middle cl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9, no. 4, 2014.
[60] Karyn Lacy 描述了黑人中产阶级在白人权威形象眼中将自己与黑人穷人区分开来的“排他性边界工作”。Blue Chip Black: Race, Class, and Status in the New Black Middle Class (UC Press 2007).
[61] 今天，未受过高中教育的白人男子入狱率是受过大学教育的黑人男子的三倍。Western, Punishment and Inequality.
[62] 关于无产者黑人 身份和中产阶级黑人身份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见Ytasha L. Womack, Post Black: How a New Generation Is Redefining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 (Chicago Review Press 2010); Touré, Who’s Afraid of Post-Blackness?: What It Means to Be Black Now (Free Press 2011).
[63] 例如，参见奥巴马曾在芝加哥南区的一个教会为基础的社区组织任职。
[64] 涉及其中的“为美国而教”领袖不只德雷一人，首席执行官Matt Kramer也在弗格森抗议中亮相。圣路易斯 “为美国而教”执行主管Brittany Packnett还与德雷和内塔共同启动了零运动。Anya Kamenetz, ‘A #BlackLivesMatter Leader At Teach For America’, NPR, 12 May 2015.
[65] 开放社会基金会声称已“投资250万美元支持弗格森的一线社区团体”，其中包括“黑人斗争组织”和“密苏里改革与赋权组织”。见‘Healing the Wounds in Ferguson and Staten Island’,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blog, 19 December 2014.
[66] Darren Sands, ‘The Success And Controversy Of #CampaignZero And Its Successful, Controversial Leader, DeRay Mckesson’, Buzzfeed, 14 Sept 2015.
[67] 德雷还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位董事和硅谷的几位自由派自由放任主义者一起，加入了致力于“结束警察暴行”的新非营利组织“正义在一起”（Justice Together）董事会。见Tarzie, ‘Meet The New Police Reform Bosses’, The Rancid Honeytrap, 25 June 2015.
[68] 这似乎是因为潜在金主的竞争而受的鼓动。Sarah Kenzior, ‘Ferguson Inc.’, Politico Magazine, 4 March 2015.
[69] 在美国，大陪审团在正常的法庭诉讼程序中发挥着过滤作用，它秘密决定是否应提起刑事指控。大陪审团由检察官领导，辩方不陈述案情。在这种情况下，缺乏问责制使大陪审团成为首选。虽然在正常情况下，被告不在场通常会增加起诉的可能性，但如果领导陪审团的检察官本人不愿起诉（出于与警方的体制性关系），那么或多或少还是能担保不起诉的，而且总是可以归咎于大陪审团自己。
[70] 比如见‘Presbyterian Church Stated Clerk responds to Ferguson grand jury decision’, pcusa.org, 24 Nov 2014: “我们呼吁教会祈祷，求上帝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让我们在生活、工作和敬拜的地方就种族进行坦诚的对话。我们为弗格森和所有社区的安全空间祈祷，让人们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
[71] 关于杜根一案的情况和随后的骚乱浪潮，见“水涨船高”一文。【译注】本文集没有收录。
[72] 此前巴勒斯坦人向弗格森发出了声援信息，包括应对防暴警察的小贴士——这响应了黑人权力运动曾经具备的国际联系。4月，当巴尔的摩正从自己的骚乱浪潮中恢复过来时，埃塞俄比亚的以色列人也用了“举起手来，不要开枪”的模因，将自己反对警察暴力的斗争与黑命攸关运动联系起来。见Ben Norton, ‘Baltimore Is Here: Ethiopian Israelis protest police brutality in Jerusalem’, Mondoweiss, 1 May 2015.
[73] 负责监督大陪审团调查的检察官丹尼尔·多诺万（Daniel Donovan）后来当选为美国国会斯塔顿岛众议员，而这是一个警官云集的选区。后来，市政府向加纳的家人支付了590万美元，以过失致死索赔达成和解。
[74] 这一事件以及随后的“警察罢工”，最终成为市政府与巡警慈善协会进行合同谈判的起首一招。
[75] “走一趟”：这是警方通过车辆的移动对被捕者间接施加暴力的一种手段，从而使他们免于承担更直接的侵犯行为的罪责。Manny Fernandez, ‘Freddie Gray’s Injury and the Police “Rough Ride”’, New York Times, 30 April 2015.
[76] 在体育场外狂欢的金莺队白人球迷与示威者发生冲突，警察进行了暴力干预，一家 7-11 商店遭到劫掠。
[77]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张海报，呼吁进行“人类清除计划”——这是引用了某部恐怖电影中对为所欲为的一天的描述。为此警方关闭了商场。数十名高中生出现在现场，但更多的人被警察围困在商场门口，因为警察封锁了本应送他们回家的公交车，并向聚集的人群发射催泪瓦斯。Justin Fenton, ‘Baltimore rioting kicked off with rumors of “purge”’, The Baltimore Sun, 27 April 2015.
[78] The 2015 Baltimore Uprising: A Teen Epistolary (Research and Destroy, New York City 2015).
[79] ‘Gangs call for calm in Baltimore’, Baltimore Sun, 27 April 2015; Garrett Haake, ‘Gang members help prevent riot at Baltimore mall’, WUSA9, 28 April 2015.
[80] 巴尔的摩是首个接纳居民种族隔离条例的城市（1910年）。Richard Rothstein, ‘From Ferguson to Baltimor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9 April 2015.
[81] 这两地还拥有一段醒目的历史：它们都是奴隶制根基不稳的边境城市。见Barbara Fields, Slavery and Freedom on the Middle Ground (Yale 1985).
[82] 1970年，巴尔的摩地区有7个人口普查区以黑人为主，相对富裕，远离内城的集中贫困地区。2000年则有17个。Sharkey, ‘Spatial segmentation and the black middle class’.
[83] 乔治王子县警察是首批降临巴尔的摩应对骚乱的部队之一。
[84] Ta-Nehisi Coates, ‘Black and Blue: Why does America’s richest black suburb have some of the country’s most brutal cops?’, Washington Monthly, June 2001.
[85] 1970 年，美国有 54 名黑人议员。到 2000 年，美国有 610 名黑人议员。大多数议员在州议会，但有 40 多名成员的黑人党团已成为国会中一股强大的力量。
[86] Curtis Price, ‘Baltimore’s “Fire Next Time”’, Brooklyn Rail: Field Notes, 3 June 2015.
[87] 巴尔的摩44%的警察是黑人，对比其人口有60%是黑人，但警察招募所在的大都市地区有30%是黑人。见Jeremy Ashkenas, ‘The Race Gap in America’s Police Departments’, New York Times, 8 April 2015.
[88]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hite House, 28 April 2015.
[89] ‘It’s time to end the era of mass incarceration’, 29 April 2015. 连茶党共和党人特德·克鲁兹（Ted Cruz）也加入了反监禁合唱队。
[90] Kellan Howell, ‘Baltimore riots sparked not by race but by class tensions between police, poor’, Washington Times, 29 April 2015.
[91]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国家和媒体对 2011 年英国骚乱的反应是一律的专政打压和不理解。
[92] 见‘A Statement from a Comrade and Baltimore Native About the Uprising’ on SIC website.
[93] 比如“大哥哥大姐姐”（Big Brothers Big Sisters）和奥巴马的“我兄弟的监护人”（My Brother’s Keeper）倡议。
[94] 见Antonia Blumberg and Carol Kuruvilla, ‘How The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Changed The Church’, Huffington Post, 8 August 2015.
[95] 另外，这一次是总部位于巴尔的摩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出来谴责“外部煽动者”。Aaron Morrison, ‘NAACP condemns looting and violence in Baltimor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28 April 2015.
[96] 其他州都没有悬挂这一旗帜，但密西西比州将其纳入了州旗，并在最近的民众投票中以 2 比 1 获得支持。
[97] 6 月底，一个更古老的匿名模因重新出现作为回应：一周内有 8 座南方黑人教堂被烧毁。
[98] Darren Sands, ‘The Success And Controversy of #CampaignZero’.
[99] Darren Sands, ‘The NAACP And Black Lives Matter Are Talking Past Each Other’, BuzzFeed, 17 July 2015.
[100] 关于这份报告和随后的争论总结，见Stephen Steinberg, ‘The Moynihan Report at Fifty’, Boston Review, 24 June 2015.
[101] Stephen Steinberg, ‘The Liberal Retreat From Race’, New Politics, vol. 5, no. 1, summer 1994.
[102] 关于犯罪的结构性决定因素在当代的证据，见Ruth Peterson and Krivo Lauren, ‘Segregated Spatial Locations, Race-Ethnic Composition, and Neighborhood Violent Crim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no. 623, 2009.
[103] 毒品犯罪者占联邦囚犯的比例高得多，但只有6%的囚犯关押在联邦监狱。见Forman Jr., ‘Racial Critiques of Mass Incarceration’.
[104] 如果我们只看凶杀案（一般是最可靠的数据），那么从1980年到2008年，黑人成为受害者和犯罪者的可能性是白人的6-10倍。Cooper and Smith, ‘Homicide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0–2008’.
[105] Jamelle Bouie, ‘The Trayvon Martin Killing and the Myth of Black-on-Black Crime’, Daily Beast, 15 July 2013.
[106] 确实，自由派在质疑犯罪现实的同时，也在暗示最一无所有的人在乖乖地默认自己的处境。
[107] 比例“黑命攸关”明尼阿波尼斯的Michael Mcdowell就呼吁让“社区领袖”当警官。Waleed Shahid, ‘The Interrupters’, Colorlines, 14 August 2015.
[108] 见Alex Vitale, ‘We Don’t Just Need Nicer Cops: We Need Fewer Cops’, The Nation, 4 December 2014.
[109] Coates, Between the World and Me (Spiegel & Grau 2015), p. 85. 科茨将此进一步描述为“对贫民区的犯罪怒火中烧，因为你们在使得贫民区变成这个样子的犯罪史面前无能为力”。
[110] 见Chris Chen在《尾注》的《资本主义平等的极限点》。【译注】本文集没有收录。
[111] 这些数据来自《卫报》在这一波斗争开始时启动的‘The Counted’项目<http://www.theguardian.com/us-news/series/counted-us-police-killings>，旨在追踪被美国警方杀害的人。《华盛顿邮报》也有类似的统计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national/police-shootings>，枪杀一类录得759人死亡，其中190人为黑人。截止至2015年10月9日。
[112] 2000年至2010年间，这一数字超过了78000人，超过了越战期间美军伤亡人数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