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的逻辑

论领域的分离与贱斥过程[1]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内部会用一些二元术语来分析资本主义之下宰制的性别化形式。[2] 这其中包括：生产与再生产，有偿与无偿，公共与私人，性（sex）与性别（gender）[3]。当思考性别问题时，我们会发现，这些范畴是不准确的，在理论上是不充分的，有时甚至存在误导。本文试图提出一些范畴，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197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年危机后）性别关系的转变。

接下来的叙述受到了系统辩证法（systematic dialectics）的强烈影响，这种方法试图将社会形式理解为某个总体性的诸多互相连接的时刻。[4]我们因此从最抽象的范畴转向最具体的范畴，将性别的表现当作一种“现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来追踪。我们只关注资本主义特有的性别形态，并且从一开始就认为，人们毋须诉诸生物学或史前史便能讨论性别。我们首先将性别界定为两个不同领域的分离，然后再确定被配置到这些领域的个人。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将领域做空间意义上的界定，而是像马克思谈论生产和流通这两个分离的领域一样，将之界定为具备物质性的概念。

以上列举的二元术语有碍我们去把握这两个领域如今是如何运作的，因为它们缺乏历史特殊性，并推崇一种对性别“宰制”的跨历史理解。这种理解虽然将父权制当成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却并不使之在历史上专属于资本主义。我们希望描画出像“资本”那样专属资本主义的范畴。我们认为，这些二元术语依赖于这样一些范畴谬误：一旦我们试图说明19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转型，它们的错误就毕露无疑。家务活动或所谓“再生产”活动的形式已经日益市场化，并且这些活动虽然或许占据了家庭“领域”，却再也没有在资本主义的总体性中占据和以前一样的结构性位置（尽管它们表露的具体特征不变）。因此，我们认为自己必须去澄清、改造和重新界定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那里得到的范畴，这不是为了理论的缘故，而是为了去理解人类为何仍然深深印刻着这种或那种性别。

 

1 生产／再生产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5]

当马克思谈到再生产时，他指的不是特定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是社会总体性的再生产。可是，当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谈到再生产时，他们通常想表明的却是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批判中，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主义总体性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是不完整的。

 

 

当谈到劳动力时，马克思称它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的商品

 

尽管马克思谈到了劳动力商品的特定性，[6]但这个说法的一些方面还需多加注意。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劳动力与其承担者之间的分离。交换劳动力的前提，是这个商品被其承担者带到市场。但在这个特殊情况中，劳动力和它的承担者是同一个活生生的人。劳动力是这个人的活的劳动能力，就此来讲，它不能脱离其承担者。这样，劳动力的特殊性便提出了一个本体论问题。

回到《资本论》，在第一章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商品”，并且仅仅几章之后，它最特异的表现，即劳动力，就会向我们显露无疑。按照马克思的做法，要使商品确确实实地变成一种奇特而不自然的事物的话，从仿佛自然而然、不证自明的商品流通王国出发是对的。不过，我们不会只探究是什么组织了这些“物”、这些对象，而是将进一步从性别分析的角度出发，考察这些以自己的“自然”方式盘桓四顾、像拜物教化的商品那样仿佛没有历史的他者身体（other bodies）、人身对象（human objects）。但他们肯定是有历史的。

劳动的二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是商品形式的核心。相应于此，《资本论》第一章介绍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马克思批判的始终。商品形式中这不可调和的两方面之间的分裂确实是一条指路线，引导着马克思追寻和揭露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其他矛盾形式。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这个矛盾。一方面，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是完全单一的有别于他物的特殊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言，作为交换价值而被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具有一定的用途。此外，因为它是单一的，所以它是一个单独的单元，而许多这样的单元聚合为一定数目、一定量的个别的物。这不是抽象的同质劳动时间的总和，而是具体、个别和可互相分离的劳动的总和。另一方面，作为交换价值，商品代表着社会中“社会总劳动”的一定份额——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再生产所需要的平均时间。

这个绝不仅专属于“物”的矛盾是无产者存在于世的根本条件。就此来讲，无产者所对峙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主的商品堆积；而无产者自己也作为一个商品身处其间——所以这种对峙立刻成了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的一次偶然碰面，同时又是主体和对象的相遇。

这种本体论上的分裂之所以存在，盖因劳动力既不是一个人，也不只是一件商品。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力是一种特异的、不同于其他商品的商品。正是其特异性使劳动力商品在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因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或称活劳动能力）是其（交换）价值的唯一来源。此外，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便会有更多内涵。这种特异的“生产”是那样特别，足以值得我们格外留神，因为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一个劳动力是从流水线上产出的。

那么劳动力是怎样被生产、再生产出来的呢？马克思发现了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不过，他是否对劳动力的生产与其他商品的生产作了必要的区分？他写道：

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7]

当提出劳动力的价值问题时，马克思的结论是，该价值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等于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不过在这里，它被神秘地还原为生产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但一大车“生活资料”并不能将劳动力作为一个现成商品生产出来。

如果将劳动力的生产和其他商品的生产加以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劳动力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即生活资料）将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了最终产品那里，而将这些商品转化成一个起作用的劳动力时所需的新劳动并未给该商品增加任何价值。依此进一步类推，我们可以说，就价值而言，劳动力只由死劳动组成。

根据上述引文，马克思将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必要劳动，还原为以实现自身（再）生产为目的而购买的“原材料”。因此对马克思来讲，这些原材料，这一堆货品转化为劳动力商品时所必需的一切劳动都不是活劳动，实际上，这些原材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根本不被视作必要劳动。这意味着，不论这些活动对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有多大的必要，它们在结构上都被当成了非劳动。马克思之所以没有把它们看成必要劳动，是因为将与工资等价的原材料转化为劳动力的活动发生在与价值生产和流通相分离的领域中。这些必要的非劳动活动之所以没有生产出价值，不是因为它们的具体特征，而是因为它们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不直接以价值形式为中介的领域。

价值要存在，就一定要有外在于价值的东西存在。[8]同样，劳动要存在，要发挥价值尺度的作用，也一定有外在于它的东西存在着（我们将在第二部份回到这个问题）。自治主义女权主义者（autonomist feminist）会总结说，再生产劳动力的一切活动都生产价值，[9]而我们会说，要使劳动力具有价值，这些活动中的一部分必须与价值的生产领域切割开或断联（dissociated）。[10]

 

 

因此，劳动力的再生产以两个不同领域的分离为前提

 

如上所述，存在一个非劳动或额外必要劳动（extra-necessary labour）的领域，它包裹着死劳动（即以工资购买的商品）转化为市场上能找到的活劳动能力的进程。我们现在必须来看看这个领域的特定之处。

“再生产领域”这样的术语并不足以指称这个领域，因为我们试图命名的不是一系列按其使用价值或具体特点加以规定的特定活动。像打扫或做饭这样同样具体的活动，其发生领域是不确定的：在一定社会语境下，它可以是生产价值的劳动；在另外的语境下，则又会是非劳动。像打扫这样的再生产任务可以是购买来的服务，而购买预制好的饭菜在时间上也可以代替做饭。不过，要完全了解超越劳动力的性别是如何再生产的，我们就必须区分再生产是否商品化、货币化或批量生产。

因为现存的生产和再生产概念有局限性，所以我们需要找寻更精准的术语来划定这两个领域。从现在开始，我们会用两个富有描述性（因此有点笨拙）的术语来命名它们：(a) 市场直接中介领域（directly market-mediated sphere，简称DMM）； 和 (b) 市场间接中介领域（indirectly market-mediated sphere，简称IMM）。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创造新行话，而是为了填补空白、集中研究这两个领域的结构性特征。在行文中（详见第二部分），我们将会增加另一组描述性术语（有工资/无工资），以便详细说明这两个领域的细微特征。

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必然需要一整套活动；它们有些发生在市场直接中介领域（那些作为产品或服务而被购买的商品），其余则发生在市场间接中介领域。这些活动的差别不在于它们的具体特征。其中的每一种具体活动，譬如做饭、照顾小孩、洗衣、补衣等，有时会产生价值，有时却不会，这取决于它们发生的 “领域”而非实际地点。因此，这里的领域未必是家里。界定着这一领域的，不是其中发生的活动中的一部分是否再生产劳动力，而是这些再生产任务与交换、市场以及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

这种概念区分会产生实际的后果。在市场直接中介领域中，无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的再生产任务，都是在直接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即符合所有市场要求）进行的。在资本和市场的制约与指挥下，无论何种商品和服务，都必须在生产率、效率和产品统一这三方面进行竞争性生产。生产率的指标是时间，效率的指标涉及投入的经济利用方式。而劳动产品的统一则要求劳动过程的统一、生产者与产品关系的统一。

在市场直接中介领域内外进行的任务的差别是显然易见的。在领域中，首要的是资本家投资的回报率，因此所有活动（即便就其使用价值而言是“再生产的”）都必须达到或超越当前的剥削率和/或利润率。另一方面，在市场直接中介领域以外，那些通过再生产其承担者来再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人，他们利用工资的方式并不受制于同样的要求。即便利用工资的方式一样，它们在对时间、货币和原材料的必要使用上，也还有着极大的不同。与市场直接中介领域不同，这里的再生产过程各方面都不受市场的直接决定。（对在国家组织的再生产中存在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我们会在第二部分加以讨论。）

市场间接中介领域在时间上有一个特点。在该领域，所有活动依然按照一天24小时和一星期7天[11]来组织的，但这其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却并不起到直接作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透过市场的中介才适用这个抽象进程，这个中介将竞争性出售产品或服务所需的劳动过程内的时间量加以平均化。破产和损失利润会影响这一进程，为了减少生产商品所需时间而创新使用机器也是如此。因此，提高利润或市场份额宰制了市场直接中介领域。当然，机器化在市场间接中介领域中也是可能出现的，并且已经有了许多这类创新。不过，这里的创新不是为了在一定时间内生产更多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缩短一定活动所耗费的时间，以便将更多时间投入其他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活动。像照看小孩这样的活动，即便有些活动可以更快地完成，照看他们仍然要花上一整天，而这一时间量是不变的（我们在第五部分会回到这个问题）。

此外，不同领域各自有着不同的宰制形式。依赖市场的，或者说无关个人的抽象宰制，是通过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准的的价值对比机制，来组织市场直接中介领域的生产及再生产关系的。该领域的“直接市场中介”属于抽象宰制一类，因而是一种由市场决定（“在生产者背后”）的间接强制（compulsion）。因此，对于分配劳动本身来讲，直接暴力或计划在结构上并非必要。

与此相反，在市场间接中介领域，不存在这种将具体活动的各种表现加以对比的机制——也就是说，它们没有被社会地决定。除了通过间接方式之外（即在市场直接中介领域外，生产的要求改变了维持劳动力的要求），它们不受抽象的市场支配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客观制约规定。相反，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活动分工涉及其他机制，从直接宰制和暴力，到等级制合作形式（或曰最优计划分配）不等。[12]这里没有无关个人的机制或方法来客观地量化、强制实现或者“合理地”均分这些活动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它们被分配给谁。当人们试图找寻这些活动“平等且公正的”份额时，就一定会持续不断地协商，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来“合理地”量化和均分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打扫厨房一小时意味着什么，照顾小孩一小时意味着什么：你照顾小孩的一小时，跟我照顾小孩的一小时是一样的吗？这种分配由始至终只能是一个充满冲突的问题。

 

 

2 有偿/无偿

 

除了生产与再生产之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通常还会区分有偿和无偿劳动。像很多前辈一样，我们认为这些范畴是不准确的，并且倾向于采用有工资/无工资（waged/unwaged）的区分。当进一步说明市场直接中介和市场间接中介这两个领域与有工资或无工资的关系时，我们会根据社会确证原则（social validation）来阐明这些领域间的重叠。此间我们将会考察这些被探讨的活动何以被称为劳动或非劳动；也就是说，它们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是否具备劳动性质。

有偿/无偿和有工资/无工资的差别，被工资形式，或者我们必须称为工资拜物教的东西模糊了。工资本身作为货币并不是领工资工人所做的工作的货币等价物，而是工人出卖其劳动力的价格，等价于以各种方式进入其再生产过程（即保证次日他们准备好并能够工作）的价值总和。[13]不过，一旦工作日结束，那些为工资工作的人似乎就完成了他们的社会职责。工资没有覆盖的似乎就属于非工作的世界（a world of non-work）。因此，一切“工作”似乎成了有偿工作的同义反复，因为人们“工作”之余的活动似乎是无偿的。然而我们必须要记得，马克思证明了现实的活劳动从来没有以工资形式得到偿付。

显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活动是否有工资的问题没有意义。确实，TA不去工作的话是拿不到工资的。工资劳动[14]是工人为自己及其家庭获取再生产所必需资料的唯一途径。此外，工资给予的确证会影响活动本身的性质。当一个之前无工资的活动变成有工资时，即便它是非生产的活动，也会具有一些与抽象劳动相似的特征。确实，以劳动力换取工资的事实使劳动力的表现走向合理化和相互对比。相应地，这个劳动力将被预期最起码拥有社会平均表现，包括这种表现的所有特征和强度，而这个表现受该类劳动的社会平均规定并与之对应（显然，如果没有价值，便不可能将某类劳动与其他类劳动相对比）。在必要时间量内无法表现合格的个人是不能够在未来出卖其劳动力的。因此，工资确证了这样的事实：某劳动力已被充分雇用，同时也被普遍地承认为社会劳动，无需考虑具体活动本身是什么、是否被“生产性地”消费。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有工资和无工资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差异和市场间接中介领域与市场直接中介领域之间的差异有所重叠。当我们说有工资活动时，我们是在指一些社会活动；[15]而无工资活动则是社会活动中的非社会活动：它们没有得到社会的确证，却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不过重要的是，它们都没有直接投射到市场间接中介领域和市场直接中介领域。

我们看到，在这四个术语的相互作用中，一部分有工资活动会和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即那些由国家（国家部门）组织的活动重叠。在这些如鱼鳞般相互交集的范畴集合中，市场间接中介领域和有工资劳动的领域相交。这些有工资活动和市场间接中介活动是国家组织的再生产形式，不受市场的直接中介（见图1）。这些活动再生产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但又是有工资的，因此也得到了社会确证。不过，这些活动并不生产价值，也不遵循直接市场中介的标准（见图1）。它们是社会的，因为它们能通过价值的社会形式结算。因为不生产价值，所以这些再生产形式对资本来说是集体成本，也就是以税收的形式，扣除部分集体工资和剩余价值来间接支付。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过头来，考察一下“工资购买了什么”这个问题；即什么是工资要素，是什么构成了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工资所购买的，既有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也有直接（如聘用私人保姆）或间接（如为国家的教育开支缴税，这也是间接工资的一部分）参与劳动力再生产的服务。无论是否生产价值，[16]这些服务都有一个反映于劳动力交换价值中的成本，暗示它们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剩余价值扣除的部分。

剩下的就是那些无工资，因而没有增加劳动力交换价值的活动了。这些是社会活动中的非社会活动，是劳动中的非劳动（见附注1）。它们与社会生产切割开；它们不仅必须显现为，而且必须是非劳动，也就是说它们被自然化了。[17]它们构成了一个其断联（dissociation）是价值生产的必要条件的领域：性别化的领域。

在下一部分，我们将讲到被指派到这个领域的个人。不过，我们首先要考虑另一对二元：公共/私人。

 

 

附注一：关于劳动

我们将劳动界定为与非劳动对立，得到社会确证的如此这般的活动，因为劳动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具有特定功能和特定的社会性质。以其他因素界定劳动也是可能的，比如：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能量的消耗、快乐与不快活动之间的区别。但我们认为，这些界定中没有一个能帮助我们理解无工资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活动的性质。这些界定只考虑到活动的具体属性，而如果用它们描述无工资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活动，就会显得平庸或荒诞。照顾小孩算不算与自然进行交换？睡觉又算不算再生产劳动力的劳动？刷牙是劳动吗？给别人刷牙呢？我们认为我们对劳动的界定初看或许平庸，但却是唯一能够跳过那些无意义问题、从正确起点出发、研究这些活动的特定性质的界定。

 

 

3 公共/私人

 

很多人会用“公共”这个范畴指称国家部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通常会用“私人”领域这个概念指称家庭领域内的一切事物。我们认为，有必要坚持私人/公共的传统二分，以区分经济与政治、市民社会与国家、资产阶级个人与公民。[18]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私人”这个词指家务（oikos），在当时被认为就是经济领域。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降临，私人领域就超出了家务本身。

我们首先来看看，在“公共领域”之外、包括经济在内的“私人领域”概念，在例如女权主义理论当中是如何地不足。私人并不只存在于家庭领域当中，也不仅关乎家庭活动。确切来说，它是家庭内外活动的总体。经济和政治（政治经济学）发生了结构性分离（这对应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扩散），这导致私人领域也日益弥散，使家庭成为不过诸多“经济”或“私人”瞬间中的其中之一。因此，不同于大部分女权主义者的描述，私人领域即家务这种情况，仅存在于经济与政治尚未分离的、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前现代关系语境中。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则相反，私人剥削的范围伸延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如果私人是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总体，那么“公共”何在？马克思称，公共是以国家形式存在的源自社会的抽象。这一政治和司法的领域是对权利的现实抽象，与构成市民社会内部的分层和差异是互为分离的。在马克思看来，为了实现和维持形式平等（这当然伴随着阶级不平等）——这是自私自利的私有者尽情地、不受国家节制或指示地积累资本所必需的——这种抽象或分离是必须的。胜任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现代国家，就是在这一点上区别于对应其他生产方式的其他国家体制（无论君主制还是古代民主制）。

这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公共领域”并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地方，而是一个“平等公民”的抽象“共同体”。因此，经济关系领域和政治领域（包括以“抽象平等公民”之间关系为中介的不平等者的关系）之间的分化，使“公民们”只是根据国家和公民权利而取得了形式平等。结果，这些“个人”即便在“现实生活”（市民社会这个私人领域）中绝不平等，却仍然以平等的面貌出现在市场上。[19]“公共”这一抽象必须存在，恰恰是因为市场直接中介领域受到了市场的中介。这个市场是私人劳动之间的中介空间，而这些私人劳动是在由私人（自私自利的）个体所有和经营的私人企业中被独立地、一个接一个地生产出来的。

那么，公共/私人、政治/经济、国家/市民社会等领域，它们与直接和间接市场中介领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这些领域的相交点标志了它们在构成上的分离，并且界定了那些固定于其中之一个领域者有别于固定于另一个领域者。[20]决定着这些差别的是：那些被国家界定的个人对于各自人身所承担的、视作自己财产的劳动力商品，是互相直接交换呢，还是经由那些与自己形式平等的人，进行间接、被中介的交换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被配置于各领域的个人了。当我们考察这一生产方式的开端时，我们首先看的是拥有不同权利的个人。他们被法律规定为两类不同的司法存在体（judicial being）：男性和女性。之后在分析这对性/性别二元术语时，我们会看到这种司法差别如何印刻在这些个人的“生理”身体上。现在，我们必须看一看，公共和私人的二分如何首先将作为男性和女性的个人固定在再生产资本主义总体性的不同领域之内。做到这一点离不开他们的差异化权利——不仅包括私有财产权，也包括他们的人身中所拥有的财产。

这种独特的财产形式是工资关系普遍化的必要条件，因为价值的前提是商品所有者之间存在形式平等，因而虽然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不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之间存在着“真实的”结构性不平等，但（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交换还是能够实现。可是，只有通过背弃阶级差别，通过诉诸公民和他者这对二元，而且这种二元不是在对立阶级之间，而是各自阶级内部之间，“自由交换”才会发生。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没有必要使所有工人都在“公民”的标志下获得平等。就历史而言，“公民”只是命名了一个特定的、无论有产者还是某些无产者都能够隶属的范畴。因为资本主义司法关系通过重新建构公民与他者的差别来背弃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自身得以构成的历史条件就是各种形式的不自由。因此，我们把公民和他者映射为：男性（白人）/非（白人）男性。

例如在北美奴隶制的条件下，为了维持奴隶主对奴隶的财产权，必须将白人归为一类。我们会看到女性也被归类为他者，但另有原因。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白人/有色人/女人的这种关系中，保持与“黑人奴隶”相对立的“白人主人”的纯洁，以及在未来的资产阶级世代中严格维护对平等能指的宰制（“白人血统”及从中延伸的“白人母亲”）是最为重要的。因此，在新世界以种植园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加上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混合语境中，白人女性和非白人女性也被严格区分，以保持这个科学分类法（taxonomy）。[21]

不过在上述生产方式中，公民/他者这对二元的构成，不是基于对奴隶制的负面定义，而是基于那些拥有而绝非没有同一种形式自由的人所组成的“自由”劳动。马克思所称的“自由劳动”（即对工资劳动者拥有的自由的技术性定义）需要我们或许可称之为的 “双重自由”：

可见，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22]

但女性难道一直以来不都是工资劳动者吗？当然，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女性就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并且她们的劳动能力也被资本所利用；但她们直到相当近期才成为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拥有了“双重自由”。1970年代以前，女性确实自由得没有生产资料，但她们没有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自身所有物加以出卖的自由。[23]包括自由择业在内的所有权自由，在历史上曾是一些人通过牺牲他人而拥有的特权。那些为争取政治和“公共”自由（或者说双重自由）而斗争的人，受到了双重束缚。他们被迫为自己的（“但差别着的”）平等申辩，同时又与其他同样为着平等，却在不同方面进行斗争的人存在利益矛盾。[24]

这在女性那里尤为如此。她们一方面要求身为理想的、平等的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身为差别者（as different）的自由。这是因为她们在资本主义下的“实际差别”（real difference）不是出自理想或意识形态，而是透过将女性界定为差别者的实践而体现并结构性地再生产出来的。这种“实际差别”缠在一张由各种相互构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构成的网中，这些关系必然以公民、国家和公共领域为前提，而女性则在其中一方面争取人权和公民权，另一方面争取再生产权利。

因此，即便形式自由是生产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前提，它所组织起来的由资产阶级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也是公共或法律领域可持续再生产的必然条件。无论“平等”的权利还是同等自由的权利，它们本身都不会重新组织财产的分配，更别提资本积累得以可能的各种条件（下文就能看到）。这些领域是协同工作的，否则就可能在国家内部通过法律或“政治”行动，消灭 “差别” 在历史上特有的实际存在形式。这可以归纳为透过公共领域消灭私人领域，即一场通过改革来实现结构上不可能的革命。

作为双重自由的“平等”是被结构性地剥夺财产的自由。这不是说它不值得。问题在于，它对于资本、国家及其伺候的宰制机器（apparatus of domination）是否也值得？正如我们大部分人的切身经历，在大部分女性的差别化自由被消灭之后，性别区分仍然持久地存在着。如果这种差别化的自由就是把女性束缚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东西，那为什么它的消灭没有将女性从“女性”范畴和性别化的再生产领域中“解放”出来？

 

双重自由和性别盲目的（sex-blind）市场

 

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史时就会惊讶地发现，在许多情况下，不平等一旦获得司法机制的保障就会获得自己的生命，使自己的法律根据变得多余。当很多国家的女性缓慢但确实地在公共领域获得平等权利时，在经济、在劳动市场的“私人领域”加剧女性不平等的机制却已经那样地根深蒂固，仿佛某种神秘的自然规律的作用。

讽刺的是，双重性别领域的再生产和女性被固定于其中一个领域，二者持续不断地被“性别盲目的”劳动市场机制重建着。这种机制的存在，并不直接为了男性/女性的区别，而是为了劳动力的价格或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异。其实，劳动市场如果要继续成为市场就一定是“性别盲目的”。作为等价物交换的场所，市场在对抽象价值进行纯粹对比时理应忽视具体差异。那么，“性别盲目的”市场又如何再生产性别差异？

一旦一群女性个人被定义为“有孩子的人”（见附注2），并且“有孩子”这个社会活动被结构性地构造为一种缺陷，[25]那女性就被界定为带着一种潜在劣势进入劳动市场的人。这种通过认定怀孕“潜力”具有市场风险而实现的系统性差别化，使所有体现“女性”这个能指的人被固定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这样一来，由于资本是一种“性别盲目”的抽象，因而它以拥有性为理由而具体地惩罚女性，即便这种“性差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并且对资本主义自身的再生产也是必需的。我们可以设想这种情况：雇主不过问求职者的性别，而只奖励那些“最具灵活性”和“最可靠、全天候”的员工。即使如此，性别偏见会同样严重。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旦性差别被结构性地界定和再生产，作为社会成本更高的劳动力承担者的女性会向对立面转化，成为更廉价的劳动力商品。

报酬更为优厚的工作（即那些不只偿付单人再生产的工作）实际上都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在那些技术性行业里，资本家愿意为工人的技术投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长期来讲会得到回报。因此他们会优待那些长期来讲最为可靠的劳动力。如果工人未来可能要走，那么她对资本家而言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了，就将获得更低的工资。那些看起来会“有孩子”的人被贴上的更低价码，不是由市场间接中介领域中形成的技术种类所决定的。尽管女性在其中被贬低的领域充满了各种需要终身培训的活动，但这并不会提高她的劳动力价格，因为没有雇主会有偿购买她的劳动力。结果，资本能够在极短的时间以低廉的价格利用女性的劳动力。

实际上，“女性化”（feminization）的一般趋势并不等同于将性别盲目的市场性别化，而是在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的积累条件下，在工作技术含量日益降低和日益临时化的情况下，资本转向利用廉价短期灵活劳动力的状况。我们必须首先这样定义女性化，然后再考察作为女性化转向一部分的服务部门的兴起以及照顾和情感劳动重要性的日益提升。这一转向是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展开而产生的（对此过程，我们将在本文最后两部分加以阐述）。但首先，我们必须总结一下我们迄今学到的关于性别的东西，并尝试给出定义。这就要求我们去分析和批判另一对常见的二元：性与性别。

 

附注2：论女性、生理和孩子

将女性定义为“有孩子的人”以这三个事实的必要关联为前提：（1）拥有子宫这个生理器官；（2）怀上孩子，即怀孕；（3）与怀孕的结果有着特定关系。将这三点结合关联起来模糊了两点：

一方面，防止、促使或迫使某些拥有子宫的人怀孕以及怀孕频率的机制。[26]这些机制包括：婚姻制度、避孕用具的获取、将异性恋强制成规范的机制，以及（起码许多地方在很长时间里并且迄今依然存在的）与无怀孕风险的性形式（口交/肛交等等）相关的禁忌/耻辱。

另一方面，改变对于孩子的定义以及孩子需要多大程度照顾的观念。曾有一段时期，孩子被视为半动物、半人类的生物，只需要得到清洁和喂食，直至他们长大成小大人（能工作的人）。而现代对童年的看法及其要求则把“养小孩”变成了无穷无尽的事业。

 

 

4 性/性别

 

我们现在准备好讨论性别问题了。那么什么是性别？在我们看来，它是将特定个人群体固定于特定社会活动领域。这一固定过程同时造成了对两种相互分离的性别的持续再生产。

这些性别将自身具体化成一个由诸多规定着“男性气概”（masculine）或“女性气质”（feminine）的理想品格所组成的整体。可是，这些品格本身作为一系列行为和心理特质，是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不断转型着的；它们所关联的时期是特定的；它们对应于世界的某些部分；即使在我们所谓的“西方”内部，也未必具有对所有人来讲相同的意义。不过作为成对的二元，无论何时何地，即便各自表现形式不断流变，它们也都是相互依存的。

性是性别的一体两面。我们追随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批评能在1990年代前的女权主义文献当中发现的性别/性二元。巴特勒正确地指出，性和性别两者都是被社会地建构出来的，并且正是通过将“性别”“社会化”或与文化相匹配，性被贬低为自然/文化这对二元之中的“自然”一端。我们有类似观点，认为它们作为成对的社会范畴，在将性别去自然化的同时也将性自然化了。对我们来讲，性是性别对身体的双重投射的自然化，它将生理差别聚合进离散的自然化表象中。

巴特勒是通过批判身体的存在主义本体论而得出上述结论的，[27]而我们是通过类比另一种社会形式而得出的结论。就像性别那样，价值也必然需要自己的“自然”一端（即价值的具体表现）。性和性别作为一体两面的双重关系，确实可以与商品及其拜物教的二重性类比。正如我们上文所解释的，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商品，同时既是使用价值也是交换价值。商品之间的关系是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

沿用这个类比，性就是依附于性别的物质身体（material body），就像使用价值依附于（交换）价值。性别拜物教是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它表现于这些身体之上，使它仿佛是这些身体自身的自然属性。性别是性差异在其一切具体属性那里都被抽象掉了的产物，这种抽象转变了并决定了它所依附的身体，就好比价值的现实抽象转变了商品的物质身体一样。性别和性的结合使它们被赋予的属性具有了自然表象（“幽灵般的对象性”），仿佛性别的社会内容被“书写在”具体个人的“皮肤上”。

把性历史化与对资本进行透视法缩小后的批判可以相提并论，后者主张使用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而是超历史的。在这里，使用价值被认为是革命的积极遗产，这个革命又被认为能将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的外皮中解放出来。我们对性和性别进行类比时将再进一步，表示性别和性都是历史地被决定的。两者都是完全社会的东西，只能被一道消灭——正如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都要在共产化的进程中被消灭一样。就此来讲，我们的女权主义价值理论分析与巴特勒的批判有一点应和，就是我们都将性/性别这对二元视为在现代性特有的社会条件下被社会地决定和生产的东西。

 

性别的去自然化

 

不过性别并非静态的社会形式。对性别的抽象日益去自然化，使性仿佛更为具体和生理。换句话说，如果性和性别是一体两面，那么性别与其自然化对应物的关系则是不稳定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分歧。这种分歧有人称为“麻烦”（troubling），我们则称为“去自然化”。

随着时间的推演，性别被进一步抽象了，对性征的定义变得越来越随意。性别的市场化和商品化似乎使性别日益去自然化、日益脱离自然化的生理关注。人们或许会说，资本主义自身解构并去自然化了性别。自然（在其显得日益多余的同时，性别的必要性持续存在着）仿佛是性别的前提而非结果。用更熟悉的话来讲，就是反映了资本与劳动的“问题”：“自然”（性/性别这对二元的“自然”方面）对无产阶级的世代再生产变得越来越多余，同时被加诸“女性”身体的“成本”（或者说，性的对极）和日益女性化的趋势一样，对资本积累来说变得越来越紧要。因此，作为更低成本劳动力的性别的再生产是至关重要的，而作为过剩人口的无产者后备军则越来越显得多余了。

女性性别所指称的东西（即被社会地印刻在“自然化”、“性别化”的身体之上的东西）不仅有一系列“女性气质”或性别化特征，本质上还包括价码。生理再生产要耗费平均（男性）劳动力无需承担的社会成本；它成了那些被配置了这些成本的人的负担，不论她们是否会有孩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别化平均这个抽象被重新反映在对身体的组织上，好比交换价值——盲目的市场平均——重新反映在生产上，同时塑造和改造社会生产性质的组织和劳动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性别关系状况的转变发生在它所界定的东西之后。同理，性别持续地被重新强化和再自然化。

 

 

5 资本主义的性别史：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创造到性别化活动的商品化

 

要理解去自然化和再自然化的辩证进程，我们首先要重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程中性别关系的转变，并尝试某种分期法。在这个更为具体的层面上，有很多切入点可供选择，而我们则选择了按家庭分期，因为家庭是连接市场间接中介领域和市场直接中介领域（它们规定着无产者再生产的限度）的经济单位。我们必须搞清楚，家庭形式的变化是否与劳动增殖进程中的转变相对应。

 

 

原始累积与大家庭

 

在原始累积时代，资本家阶级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完美地微调市场间接中介领域和市场直接中介领域的关系，使得工人一方面被迫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生存，另一方面又能分得正好维持温饱的个人财产而不必增加劳动力成本。[28]确实，当市场间接中介领域被构造起来时，它必须尽可能多、尽可能大规模地再生产劳动力，但程度又要刚刚好，使工人们维持温饱的部份只够糊口，使劳动力必须恒常地出现于市场。因此，补充着工资领域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成为工资关系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必要前提及其直接结果，并隶属于市场。

在18—19世纪的过渡时期，以家宅（home）这一生产单位为核心的家庭（family）成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和市场直接中介领域之间的中介的经济单元。不过在19世纪前期，只要不存在没有退休福利，只要儿童在青春期前都被认为可以去工作，家庭就都是由几代人同堂而居的。此外，参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的不只有已婚女性，儿童、祖母一辈和其他女性亲属，甚至房客都会一起参加进来。即便只有“双重自由”的成年男性家族成员才是工资的合法所有人，但成年女性和孩童照样会在家宅之外工作。

实际上在工业化的伊始，女性就占了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与儿童一样，她们并不能决定是否受佣工作、在哪里受佣工作、从事什么工作；她们多多少少都是被自己的丈夫或父亲转包来的。（马克思甚至将这种情况与某些奴隶贸易形式相对比：家族的男性首领就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劳动力价格讨价还价，并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工作。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某些国家，例如法国和德国，女性要等到1960年代或70年代才获得了不经丈夫授权而工作的权利。）女性在家宅之外工作绝不是女性解放和丈夫现代思想的标志，而是赤裸裸的贫穷标尺。即使家族足够殷实，已婚女性一般被预期能待在家里（这时她们通常从事一些家庭生产，尤其是纺织），但问题是很多女性终身未婚（因为结婚非常昂贵），还有一些人不应该怀孕和组织自己的家庭。小女儿常常被送去当别人家的仆人或帮佣，“明面上”保持独身。因此，就算负责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总是女性，负责工资领域的总是男性（人们可以定义如此认为），这两个性别和两个领域在当时也没有一一对应。

 

 

原子家庭与福特主义

 

在19世纪后半叶（即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渐渐开始出现了我们今天所称的原子家庭。首先，在数十年的劳工斗争后，国家开始着手限制雇佣女工和童工，原因之一是国家面临着劳动力再生产危机。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提高了（例如读写能力成了参加工作的必要条件），儿童教育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一个新的童年范畴出现了，这个范畴有特殊的需求和发展阶段。照顾孩子成了一件讲究的事务，不能再假手于较为年长的子女了。[29]

这一进程随着福特主义及其新的消费和再生产标准而达到高峰。随着退休福利和养老院的普及，不同世代开始分居到各自的住房。丈夫和妻子家庭责任的分配也受到领域区分的严格界定。过去常常和其他女性一道进行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例如洗衣服），成了每个家庭中单一成年妇女的个人责任。已婚女性的生活最后通常被完全限制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这成了大部分女性的命运，她们的整个生活（包括她们的人格、欲望等等）都被这种命运所塑造。

因此，性别是伴随着在资本主义特定时期和世界上特定区域存在（这点更重要）的原子家庭而变成僵硬的、与各领域一一对应的二元。它成了一种严格的、并非人人都能符合的定式。许多女权主义者在头脑中仍然保持着那个时期的定式，将性别视为一组规定了“女性气质”和“男性气概”的品格。由此开始，被视为女性的个人生来就有着与被定义为男性的个人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生活在“两颗不同的星球上”（有些住在火星……），并且被社会化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体。这种不同贯穿着所有阶级。

已婚女性再也得不到其他家族成员的帮助，只能被孤立于四壁之间，独自承担所有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如果没有家用电器的发明，使最累人的体力活变成单人可以独力承担的杂务琐事，上述孤立也就不可能出现。洗衣机、室内水龙头、热水器——这些都大大减少了某些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所耗费的时间。不过，时间的节省却远不能增加家庭主妇的闲暇时间。所有空余时间都被用来提高再生产的标准：衣服洗得更频繁，膳食越发多样和讲究健康，并且最重要的是，照顾小孩成了一种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从照顾婴儿开始，到协调小孩的闲暇活动。

 

 

1970年代：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的实际上从属和商品化

 

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的商品化显然不是新现象。自资本主义伊始，人们就已经可以买到做好的饭菜，而不用自己动手煮；可以购买新衣裳，而不必自己缝补；还可以花钱请仆人来照顾小孩或者做家务。不过，这些在当时都是中间及上层阶级的特权。确实，一项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一旦变成商品，它就必须通过工资来偿付。因此，对这些商品的大规模消费只可能发生在工资稳定增长的时代。因为只要这些服务只是在形式上从属，它在增加必要劳动的交换价值同时也导致剩余价值减少（成反比）。

不过，实际上的从属开启了诸多可能性，使部分上述商品的价值伴随着大规模生产而同时降低。生产率的提高使这些商品越来越实惠，而其中一些商品（尤其是已经做好的饭菜和家用电器），也缓慢但确实在进入工资能负担的范围。尽管如此，某些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即便商品化，其价格还是比较难降低到任何种类的工薪都能负担的水平。事实上，照顾孩子即便可以商品化，其生产率也不可能提高以降低成本。即使护理、洗衣等等工作都能更高效地完成，照顾孩子的时间也绝不会缩短。照顾孩子的速度是无法加快的：他们一天24小时都需要照顾。

将照顾小孩合理化，这是可能的，例如由国家负责组织，从而减少成人与小孩之间的比例。但是，一个成人可以照顾的小孩数量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成人必须教授特定标准的社会化、知识和纪律的情况下。这种工作也能由最便宜的劳工（即那些工资低于劳动女性的女性）来承担。但这样的话，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只不过递延给了全体人口中的最低工资阶层。因此，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更有甚者，它的负面效应通常都被重新配置给贫苦移民和有色人种女性。

于是我们看到，这些可能性都是有限的：永远存在一个余数。我们会把这个余数形容为贱斥者（the abject）[30]（即不可能使之从属或者不值得从属的）。这些活动所以是贱斥的，显然不是因为本身如此。它们存在而为贱斥，是因为资本，因为它们被资本塑造。总存在着这么一个余数，它不得不停留在市场关系之外，而家庭中该由谁来承担它的问题常常造成冲突，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6 危机与紧缩措施：贱斥者的兴起

 

在当前的危机下，所有迹象都表明国家将越来越不愿意组织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纯成本。幼托、养老和医疗开支将首先被削减，更不用说教育和课后活动了。这些要么变成有能力支付的人的市场直接中介领域（私有化），或者堕入无工资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从而增加了贱斥者。

这种设想能实现多大程度还有待观察，但是受危机影响国家中的趋势已清晰可见。在美国和大部分欧元区国家（德国是显著的例外），政府都在削减开支，以减少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31]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甚至还有英国，都在大幅削减医疗和幼托的开支。在希腊和葡萄牙，公立幼儿园纷纷关门。在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和捷克，有报道称孕妇的产假和福利，以及她们产后复工的权利，都受到了侵害。[32]在英国，国营托儿所接连关闭。对此，参与了哈克尼（Hackney）托儿所运动的反资本主义女权主义团体“女权主义者反击”（Feminist Fight Back）其中一名成员这样描述道：

全英国的地方政府都开始宣布大量削减各项社会服务的资金，从图书馆和医疗到游乐场和艺术团体，从性侵危机中心到家暴受害人服务。与女性尤其相关的是将在儿童服务方面感受到的深远影响，比如由地方当局和社区开办的托儿所，还有新工党标榜的、为家长提供各种“一站式”服务的“保障开端中心”（Sure Start Centre）。[33]

在一个有着“大社会”（Big Society）的中央政策理念和“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在家中、在邻里中、在工作场所中……感到有足够的自由和力量来帮助自己和自己的社区”的文化，并且首相在这种理念和文化之下亲自提倡在“志愿基础”上组织社区服务的国家里[34]，反国家的女权主义者面对着一个难题：

我们的目标是“既在国家内又反对国家”的供给（provision “in and against the state”）。这对争取公共品和共享资源与劳动的斗争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要如何保证，我们再生产自己社区的自主努力不会协助卡梅伦建立这个“大社会”？我们如何才能为这样的逻辑背书：如果国家不提供，我们就自己动手？[35]

2012年在波兰波兹南发生的幼儿园抗争也反映出同样的难题。市政当局为了节省开支，逐渐将所有公立幼儿园转为私立。当其中一所托儿所的工人与家长和活动家一起抗议私有化时，地方当局提出了让员工自行管理托儿所的方案，但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补贴或担保。员工和家长最终拒绝了这个前景暗淡的方案。[36]

不过，有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似乎很推崇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由女性自我组织，认为这是创造替代性社会的必要一步。例如，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在其2010年的文章《原始积累时代的女权主义和共同政治》（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Common in an Era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中写道：

 

如果经济建筑在作为家务（oikos）的家庭（house）之上，那么历史上成为家庭工人和家庭囚徒的女性必须主动行动，重新夺取家庭并使之成为集体生活的中心，使它贯穿多种群体和各种合作形式，提供没有孤立和固化的安全，促进共同体的财产分享和流通，并且最重要的是，为再生产的集体形式奠定基础。……有一点依然需要澄清。给女性配置共有化（commoning）/集体化再生产的任务，并非要向“女性气质”这一自然主义观念让步。可以理解很多女权主义者会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比死还难受的命运”……不过，正如多洛雷丝·海登（Dolores Hayden）所言，重新组织再生产的工作以及由此造成的住房和公共空间的结构重构并不是身份问题；它是一个劳动问题，以及力量和安全的问题。[37]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是对的：我们确实认为这种可能性比死还难受。她随意引用多洛蕾丝·海登来回应这种异议时忽略了一点：劳动问题正是身份问题。[38]即便危机中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自组织这些再生产活动（尽管大部分贱斥的再生产很可能最终被强加于女性之上），我们也一定要反抗这个巩固性别的进程。我们一定要如其所是地对待它，它是被贱斥者、是没人愿意从事的事务的自我组织。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就算无工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和贱斥者可能指向同一个具体活动，这两个概念还是需要加以区分的。贱斥者这个范畴特指那些在某种情况下变为有工资的活动，但由于对国家或资本而言成本太高，因而正在回归无工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活动。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纯粹是一个独立于任何动态之外的结构范畴，而贱斥者的概念则把握住了这些活动的特定之处，以及它们在当前时期的配置进程。我们确实可以说，如果我们母亲和祖母们当中有许多人曾被束缚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那么我们如今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只因为我们无法负担，所以要“回归厨房”。我们的命运是不得不对付贱斥者。相对于过去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贱斥者已经大幅度地去自然化了。对于它的承担者来说，这似乎并非什么不幸的自然命运，而是要和工资劳动一道处理的额外负担。[39]被留下来处理贱斥者，是当前性别的丑恶面貌，它帮助我们看到了性别之为性别：一种强有力的束缚。[40]

去自然化进程确实使性别可能表现为一种外在制约。这并不意味着性别的制约比以前变弱了，而是说它现在可以被视为一种束缚，也就是一种在外在于自身、有可能消灭的东西。

总结最后一点想法：如果现在我们真能将我们的阶级归属和性别归属视为外在的制约，那这绝不会是单纯的巧合。又或者会是巧合吗？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以消灭性别为目标（即通过非性别化的个体实现生活再生产的目标，在这种生活里，所有分离的活动领域都被消灭了）的抗争来讲是关键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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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原文为 “The Logic of Gender: On the Separation of Spheres and the Process of Abjection,” Endnotes 3 (2010)。吴明译，朱剑校。】

[2] 从最宽泛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这么一种视角，以社会再生产，特别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安置性别压迫。这种视角常常认为，马克思和往后关于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论述对这种主题的处理不充分，而在“不美满联婚”（unhappy marriage）和“二元制”（dual systems）争论方面，该主义一般支持“一元制”的观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意在延续1970年代开始的“家务劳动争论”对话，该对话转向价值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考量“家务”劳动和“再生产”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译注】“不美满联婚”由美国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海地·哈特曼（Heidi Hartmann）提出，以此形容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联合并不完满，并且从1960年代开始出现诸多问题。“二元制”由美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艾里斯·杨（Iris Young）提出，认为女性同时受到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分工和父权制的压迫。更详细的介绍参见《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莉丝·沃格尔，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 【译注】sex与gender的区别在于，前者多指生理上的性差别，而后者则主要指社会性别，即一定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在言行举止等社会特征方面区别的指认，如认定男性是刚强的，女性是柔弱的。本文的翻译当中，将sex译作“性”，将gender译作“性别”，以为区分。

[4] 见“共产化与价值形式理论”一文。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或《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3页。

[6] 《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劳动力的买和卖”部分。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或《资本论》第一卷，第199页。

[8] 【译注】即不是价值或不包含价值的东西。外在于劳动的东西亦同，即后文所谈的非劳动。

[9] 比如Leopoldina Fortunati。见The Arcane of Reproduction (Autonomedia 1981).

[10] 在这一点上，我们受到罗斯维塔·舒尔茨（Roswitha Scholz）的价值断联（Scholz’s value-dissociation）理论很大影响，即使我们的分析依然有重大区别，特别是在性别动态方面。见Roswitha Scholz, Das Geschlecht des Kapitalismus (Horleman 2000).

[11] 也就是同质时间。见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五章 抽象时间”。

[12] 市场间接中介活动如此分配所经历的性别化内化（我们称之为“自然化”）显然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会在第四部分更详细地考察。

[13] 工资本身没有附带培训手册，这一点很有意思。人们，特别是直接领取工资的人，可以随意使用工资，因此工资的分配并不符合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特定情况，比如家庭规模、生活标准、是否负责/经济地使用某个收入流。这一点需要更多的考察，但目前只需说明，这不是资本家的责任。

[14] 【译注】英语中的wage labour字面意思是“工资劳动”，但在中文里对应的概念是“雇佣劳动”。为了突出有工资和无工资的区别，我们在这里使用“工资劳动”的翻译，而将waged/unwaged labour翻译为有工资/无工资劳动。同理，waged labourer在中文里一般翻译成“雇佣工人”，但在这里我们将翻译成“工资劳动者”。

[15] 显然，一切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活动都是社会活动，但是某些再生产活动被该生产方式的规律排斥为非社会活动，因为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性的内部之中形成了外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社会/非社会这对二元术语（某些女权主义论述会用到）保持谨慎态度。这对术语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暗示“再生产劳动”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外部的一个“非社会领域”，这种劳动要么发生在某种家务的生产方式里（见Christine Delphy, Close to Home: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 [Hutchinson 1984]），要么成为以往生产方式的残影。有时候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另类的生产方式，因为它缺少合理化，我们需要将这个领域社会化。我们认为，关注社会确证本身会少些疑惑，多点启发。

[16] 以营业收入支付的服务是非生产性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属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

[17] 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关于自然化过程的有用洞见：“人口的增加是劳动的一种不用支付报酬的自然力。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把社会力量叫做自然力。所有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85页。

[18]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或者被大部分政治理论认为是“自然的”社会，是与国家相对立的。

[19] 见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

[20] 【译注】即例如，仅能存在于市场直接中介领域的活动与仅能存在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活动相互差别，而不能像一些活动那样，某些情况下存在于市场直接中介领域，某些情况下是间接中介领域。

[21] 见《尾注》第2期Chris Chen的The Limit Point of Capitalist Equality。【译注】本文集没有收录。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或《资本论》第一卷，第197页。

[23] 1965年以前，法国女性未经丈夫授权不得参与工资劳动，在西德则是1977年以前。见下文第5部分。

[24] 我们认为，阶级分析的必要性在于可以切开阶级之下分歧的迷雾，同时能够处理各种分歧与资本主义宰制之间特殊和差别化的关系。一句话，无产者的身份是基于不自由的某种共同形式而形成的抽象，这种身份即使在最抽象的层面也永远不能代表所有人。我们还需要另一种更精细的分析，可以用来对抗工人身份本身的问题所在。

[25] 因为创造未来的工人一代（他们在生命里一段时期属于非工人）是资本背弃了的成本，并且因为这种活动被安置为从劳动中窃取时间的非劳动。

[26] 见Paola Tabet, ‘Natural Fertility, Forced Reproduction’, in Diana Leonard and Lisa Adkins, eds, Sex in Question: French Materialist Feminism (Taylor and Francis 1996).

[27] 见她对波伏娃“不加批判地复制了笛卡尔对自由与身体的区分”的批判。《性别麻烦》，岳麓书社，2024年，第一章，“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主体”。

[28] 见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9] 关于义务教育对工人阶级家庭的影响，见Wally Seccombe, Weathering the Storm: Working-Class Families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Fertility Decline (Verso 1993).

[30] 我们是在词源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ab-ject，指“被投出，被抛开，而脱离的对象是起点的一部分”。

【译注】这个术语来自法国女权主义心理分析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蒂瓦的作品，比如《恐怖的权力》（1980年）。我们采用台湾的翻译“贱斥”，突出该概念的特异性。本文的作者解释，与克莉斯蒂娃的用法不同的是：

我们想要用这个概念表达的是通过实际上从属的过程创造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不能变成从属，因此也就处于这个过程的外部，但同时也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因此，我们想要从术语“abject”中挖掘的主要意义乃是它的词源意义：ab-jactare，即为被抛弃、扔掉的东西，但是，它仍是这个抛弃它的对象的组成部分。它类似于罗斯维塔·朔尔特（Roswitha Scholtz）的“价值分离”（Wert-Abspaltung）概念，但对于朔尔特而言，价值分离自资本主义开始以来就发生了，所以它是静态的。相比之下，那些通过资本主义内实际上从属的过程而不断发生的活动，它们被排斥与变成从属的动态，才是我们希望在“贱斥”的概念中得以把握的要点。这种动态事关我们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也事关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断代。

与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抛弃意味着活动的变性和复归，对我们与被排斥活动的主观关系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与克里斯蒂瓦用来反映这种影响的概念关联起来，也就是将“贱斥”所产生的拒绝与她的抛弃概念关联起来，是一个好主意。我们非常自由地使用这种类比，我认为它很好地捕捉了这类对内生的外部者的拒绝，这一历史过程不仅是“客观的”，而且也反映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性别化个体的主观上。

[31] 见我们同期的“盘旋待降”（The Holding Pattern）一文。

[32] Francesca Bettio, ‘Crisis and recovery in Europe: the labour market impact on men and women,’ 2011.

[33] Feminist Fightback Collective, ‘Cuts are a Feminist Issue’. Soundings 49 (Winter 2011).

[34] 见David Cameron on ‘the Big Society’, Liverpool, 19 July 2010.

[35] Feminist Fightback, ‘Cuts are a Feminist Issue’.

[36] Women with Initiative (from Inicjatywa Pracownicza-Workers’ Initiative), ‘Women workers fight back against austerity in Poland’, Industrial Worker 1743, March 2012.

[37] Silvia Federici,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Common Notions 2012), 147.

[38] 显然，这不代表我们不重视费代里奇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争论的全部贡献。除了达拉·科斯特（Dalla Costa）和詹姆斯（Selma James）的《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费代里奇的文本肯定是1970年代“家务劳动争论”里最有趣的。我们这里想批判的是目前在“共有物”（commons）争论里一种很有影响的立场，我们认为该立场很有问题。

【译注】“共有物”指的是按其本性（nature）而言不存在所有者的物，比如空气、水和共同语（见Panagiota Bampatzimopoulou, “Feminist Commons: Decoloniality, Intersectionality and the Commons”, Master’s thesis in Linkoeping Univesity），而费代里奇在她的Re-enchanting the World (PM Press, 2018)一书中认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最终目标是日常生活的集体化，而我们要格外警惕“共有物”被资本家挪用，比如养育、城市社区园林等等再生产共有物或共有物的活动。她还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一些活动，如占地扎营尤其重要。2016年美国北达科他州发生反输油管道抗议，当地印第安人扎营示威，印第安女性组织集体厨房和学校支持运动。她认为这些都体现了再生产活动的共有化：“政治以曾经往往专属女权主义组织的方式完成了。我们需要这么一种政治，它拒绝将政治组织行动的时间与再生产的时间相分离……”

[39] “……一种怪诞大量而又唐突地出现。如果说在昏暗和被以往的生活中，我对这种怪事还能见怪不怪，那么现在它却在骚扰着我，仿佛它是个彻底分离之物，令人作呕之物。它不要我。我也不要它。然而也不是什么都不要。还有一个我不认为是东西的‘某样东西’。有一个无意义的、但绝非毫无意义的重量，它将我碾碎。”朱莉娅·克里斯蒂瓦，《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3.

[40] 显然，当下有一些男性（尽管极少数）构成了相当一部分贱斥者。他们得以理解许多女性的体验：贱斥者是和人连皮带肉在一起的。这些男性当中有许多人，特别是在他们最后要承担大部分养育小孩的任务时，似乎不知怎么地遭受了社会阉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