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苦与债务：论过剩人口与过剩资本的逻辑与历史
我们往往透过老一代的周期理论来阐释当下的危机。主流经济学家四处搜寻复苏的“绿苗”，而批判性的批判家只去问是不是还要再久一些才能“恢复”增长。确实，如果我们从商业周期理论甚至长波理论出发，就会很容易假定泡沫破灭后就是繁荣，规律得跟钟表一样，而经济下行总是为反弹式上行“铺好道路”。但是，将来一旦这团乱码解开了，我们有多大可能看到资本主义的新黄金时代？[1]
我们可能首先想起来，上一个黄金时代（大概1950–1973）的奇迹时光所依赖的不仅是世界大战和国家开支大规模增长，还有人口史无前例地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事实证明，农业人口是“现代化”征程上一个潜在的武器，因为他们为新的工业化浪潮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来源。1950年，德国有23%的劳动力被农业部门雇用，法国有31%，意大利44%，日本49%。到2000年，他们的农业人口都不到5%。[2]19世纪和20世纪初发生大规模失业的时候，资本的处理方法是将城市无产者驱逐回土地那里去，还会将他们输出到殖民地。资本在迎来殖民扩张的极限的同时消灭了传统核心地带的农民，因此也消灭了自身传统的复苏机制。
与此同时，把那些早已被赶出农业部门的人们吸收进去的工业化浪潮，在1970年代迎来了自己的极限。自那时起，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雇用数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下滑。过去30年来，制造业雇用数下滑了50%，这个幅度相当于这些国家总雇用数的1%。就连新兴“工业化”的国家，比如韩国和台湾的工业相对雇用数，也在过去20年出现了下滑。[3]同一时间，非正式行业的低工资服务业工人数与贫民窟居民数出现扩张。在那些相较萎缩行业的需求而成为多余的人看来，这两者是唯一的出路。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危机趋势，并不局限于经济活动的定期下行这个范围。这个趋势将自己暴露得最猛烈的地方，是工作生活的永恒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征性区别——也就是好收成了可人们会挨饿，人们对产品有需求了可生产资料一动不动——只不过是一场更大危机的一刻。这个更大的危机，就是在货品丰富的情况下，岗位稀缺的情况被持续再生产出来。正是这一场危机的动力，这一场劳资关系再生产的危机的动力，成为本文探讨的对象。[4]
简单和扩大再生产
资本的结果尽管复杂，却只有一个本质性的前提条件：人们必须缺少直接渠道，去获取他们认为是生活必需的货品，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渠道只能通过市场的中介实现。由此才有了“无产阶级”这个词本身，起初它所指的是罗马城市里的无地公民，他们没有工作，于是先被国家配发面包和竞技场驯服，最后成为了雇佣兵。但是，无产阶级的条件在历史上并非普遍：纵观历史，全球的农民都能直接使用土地，成为自给自足的农夫或者牧人，即便他们几乎总是被迫将一部分产品交给统治阶级也是如此。由此才有了“原始积累”的需求：把人们与他们最基本的再生产资料——土地——相分离，然后产生出对商品交换的全盘依赖。[5]在欧洲，这个过程是在50和60年代完成的。在全球范围内，这个过程现在才开始接近完成，不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局部和中国是例外。
将人们与土地相分离，这个起步一旦达成就无法休止。为了让资本和“自由”劳动能在市场时时碰面，这个过程必须恒久重复下去。一方面，已经出现在劳动市场的资本需要大量的人缺少生产资料的直接使用权，而这些人希望用工作交换工资。另一方面，已经出现在商品市场的资本需要大量的人已经获得工资，而这些人希望用金钱换取货品。缺少这两个条件，资本自身的积累能力就受限，既不能大规模生产，也不能大规模出售。1950年前大规模生产的规模在英美之外受限制，正是因为市场的规模有局限，也就是说，因为存在一个巨大的，可以说自给自足的农民阶级，他们并不主要依赖工资生活。战后时期发生的事情就是全球剩下的农民被趋势性消灭，他们先是无法自给自足，后来只能拥有土地，自己在上面工作，已经算不上农民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简单再生产”一章那里，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这个结构性特点。我们会将这个概念放在生产-消费的整个周期当中，并阐释为资本与工人关系的再生产。[6]简单再生产的维系不是出于“习惯”，也不是因为工人拥有了虚假或不充分的意识，而是因为物质强制。这就是对雇佣工人的剥削，也就是这么一个事实：他们总的来说只能购买一部分自己生产的货品：
[资本]不让这些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在它不断使他们的劳动产品从他们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跑掉。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7]
所以，资本的积累不是生产领域或者消费领域的组织问题。过分强调生产或者消费往往会对产生片面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也就是“生产过量”或者“消费不足”。雇佣劳动架构起整个再生产过程：工资将工人分配到生产中，同时分配工人的产品。这是资本的不变量，独立于地理或历史的特殊性。再生产如果崩溃，创造的既是生产过量的危机，也是消费不足的危机，因为两者在资本之下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不能就这样直接从简单再生产结构的展开前进到危机理论，因为简单再生产就其本性而言同样是扩大再生产。正如劳动必须回归劳动市场来补充工资基金，资本也必须回归资本市场，将自身利润再投资到生产的扩大之中。所有资本都必须积累，否则就会在同其他资本的竞争中落后。竞争价格的形成加上行业内可变成本的结构，两者导致行业内部的利润率出现离散，这又会相应驱动以效率提升为目标的创新，因为通过将成本压低到行业均值以下，企业要么可以囤积超级利润，要么可以用降价赢得市场份额。但是，成本下降无论如何都会导致价格下降，因为行业间的资本流动会导致行业内利润率趋同，此时寻求更高利润的资本发生运动，供应（和价格）因此上下变动，导致新投资的回报在行业内均值上下波动。资本的这种恒久运动还把减少成本的创新扩散到各行业，从而建立了利润力（profitability）的规律。这个规律迫使所有资本将利润最大化，而不论自己身处的政治和社会参数。相反，如果利润力下降，那为了重建积累就只能进行“资本价值的屠杀”和“释放劳动”，为利润力重建条件。
只是，这个增殖过程的形式主义概念没有把握到马克思的分析所落脚的历史动力。利润力规律本身不能保证扩大再生产，因为规律还需要新工业和新市场的出现。利润力的升降充当了资本家阶级的信号，表明特定行业已经发生创新了，但是，重点是假以时日，产出的构成——相应也包括雇用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曾经占据大部分产出与雇用数的工业增长放缓了，而新工业在两者中的份额正在增长。我们在这里要考察需求有哪些决定因素是独立于供应的决定因素之外的。[8]
需求会随着一定产品的价格而变化。价格高了，产品就只有富人去买。随着节约劳动的过程创新积累起来，价格就会下降，将产品转变为大众消费品。在这种转变的转折点下，创新会使一定产品的市场巨大地扩张。这种扩张的伸展超出了现有企业的产能，价格下降的速度就比成本下降慢，导致一个时期的高利润力。于是资本涌进行业，把劳动也捎带上。不过在某个节点，市场就到达极限了，也就是说，市场饱和了。[9]此时创新使总产能涨超了市场规模，价格下降的速度比成本下降快，导致一个时期的利润力下降。资本就会离开行业，驱逐劳动。[10]
这个经济学家称为工业“成熟”的过程已经发生过许多遍了。农业革命首先在早期现 代的英格兰爆发，最终触及了国内农产品市场的极限。劳动过程创新——比如将零星的 土地持有整固，废除敞田制，按照自然优势来区分土地使用——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下，意味着劳动与资本都被系统性地赶出了农村。结果英格兰迅速城市化，伦敦成为了欧洲最大城市。
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动力就在这里发挥作用了。工人被迫抛出农业以后，不是任由他们在城市永远懒散的。他们最终被承担了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制造行业，特别是在不断增长的纺织业从羊毛过渡到棉布的时候。但是要再次说明，劳动过程的创新，比如珍妮纺纱机、走锭细纱机和蒸汽动力改善，这些意味着纺织业也开始抛出劳动和资本。而第一次工业革命之中的行业，它们占总雇佣劳动和总积累资本的比例出现下滑，这就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行业铺好了道路，比如化学、通信、电力和以引擎为动能的商品。正是劳动和资本这种根据级差的利润率反复出入的运动，保证了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延续下去：
没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绝对增长的工人的增加，[膨胀]是不可能的。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11]
从这个角度看，扩大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的条件的持续再生产。由于利润力下降而无法在某行业上再投资的资本，将往往在劳动市场寻找被其他行业抛出的可用的工人。资本和劳动的这些“自由”量此后会在利润率更高的扩张中的市场寻求雇佣，又或者在全新的生产线上联合起来，为尚未存在的市场制造产品。由此越来越多的活动从属于资本主义的增殖过程，商品也从奢侈品市场扩散到大众市场。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商业周期理论里描述了这个过程。[12]他注意到，旧行业的收缩甚少顺利平和，通常伴随着工厂倒闭破产，因为在竞争性的价格战之中，资本会试图将亏损相互转移。当多行业同时收缩的时候（这种情况不少见，因为它们的基础是一套相互联系的技术创新），衰退就成为必然。熊彼得将这种资本与劳动的脱节称为“创造性毁灭”。“创造性”不但指毁灭受创新的刺激，还因为毁灭为新投资和创新创造了条件：在危机之中，资本可以在市场上找到折价后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可见衰退犹如森林大火，为新芽的成长铺好了道路。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支持类似熊彼得周期性增长理论的东西，只不过往里面加了工人的抵抗（可能还有生态的极限）作为外部制约。因此，马克思主义将危机理解为自我规范的机制，同时还补充了一个信念，坚信危机为劳动获得权力（或者修正资本主义的生态毁灭趋势）提供了机会。在这些时候，“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只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没有包含诸如“内在”动力和“外在”局限的区分。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动力正是彻底透过这个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而将自身彰显为自己的局限，这种彰显不是通过繁荣与破灭的周期，而是通过资本自身的积累条件的长期性（secular）恶化实现的。
再生产的危机
人们通常在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笔记中寻找长期性衰退的理论，这些笔记由恩格斯编辑整理成《资本论》第三卷的13–15章。在那里，利润率在各行业趋同的趋势，再加上所有行业的生产率的上升趋势，被理解为利润力在全经济体范围的趋势性下降的原因。几十年争论的中心就在“资本的有机构成的增加”，在这一点之上才有了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以及各种趋势与反趋势相互交织的情况。不过，参与争论的人通常忽略了一点：资本的这同一个构成还支撑了另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是通过周期性危机与长期性危机趋势表现出来的，可以解读为马克思对上述论述有更多思考后的重新构建。这就是《资本论》第一卷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13]
这一章紧接关于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三章内容，一般被人们解读为开放性较弱。读者只关注马克思第一部分的论证如何阐发工资率的内生决定因素。马克思在那里表明，通过对某种程度的失业进行结构性维持，工资被限定在符合积累的需求的水平。失业人员的“产业后备军”随着劳动的需求增加而收缩，相应导致工资增加。工资增加随后会侵蚀利润力，导致积累放缓。随着对劳动的需求减少，后备军会再次增长，此前的工资增长也会消失。如果本章的论证只有这个，那么“一般规律”就只不过包含了简单与扩大再生产理论的一个脚注。但是，马克思正要开始展开自己的论证。如果失业人员往往被资本主义的循环重新吸入，成为产业后备军，也就是说依然失业，但对劳动市场的调节来说必不可少，那么他们同样往往超出这个职能，重新确认自己是绝对多余的：
社会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14]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与自身的增长天然相伴，这个规律就是：资本在工人群众当中生产出相对多余的人口，这些多余人口往往成为常备的过剩人口，对资本的需求来说绝对多余。[15]
马克思如何得出这个结论？即便马克思描述的趋势在失业性复苏、贫民窟城市和工作不稳（precarity）一般化的时代当中越来越明显，这个问题也不是直接明了。马克思在第一卷法文版里有更清晰的论证。他在那里注意到，资本的有机构成越高，积累就必须越快去继续维系就业，“社会资本的增长本身会成为新的技术变革的源泉，而这些技术变革又会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这不仅仅是特定的高度集中的行业的特点。随着积累的继续，“大量增长”的货品拉低了利润率，加剧了各行业的竞争，促使所有资本家去“节约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就在这种高压下集中起来了；它们体现为使全部大的生产领域里的资本构成发生革命的技术变革”。[16]
那么新产业呢？新产业不会收纳闲置的就业吗？马克思透过商业周期的整个运动内外，辨认出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向，这将导致新行业与旧行业的劳动需求同时下降。“一方面，在积累过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17]这就是“一般规律”的秘密：能节约劳动的技术，具备在行业内外一般化的趋势，导致劳动需求的相对下降。除此之外，这些创新还无法扭转，要是利润率恢复了，这些创新就不会消失（我们确实会看到，恢复利润力的条件通常是在新产业或者扩张中产业那里进行进一步的创新）。于是劳动需求的相对下降没有了节制，带来剥离资本积累的风险，继而变成绝对下降。[18]
马克思不是从价值规律的抽象分析中简单推演出这个结论。他在《资本论》第一卷13章试图为这个趋势提供经验证明。在那里，他提供了英国1861年的人口调查数据，数据表明从雇用数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所引发的新产业“也不是很大”。他给出的例子有“煤气厂、电报业、照相业、轮船业和铁路业”，这些都是高度机器化和相对自动化的流程，它们的雇用数总共不到10万人，相比之下，纺织业和金属业的劳动力超过100万人，由于引入了机器，他们正在经历萎缩。[19]只看这些数据就能明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刚刚出现的时候，它们对劳动的吸收远不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多。马克思在25章进一步提供了数据证明，1851–1871年间，雇用数只在尚未成功引入机器的旧产业那里继续大规模增长。可见，马克思所预期的这个长期性走向，也就是劳动需求先是相对下降然后绝对下滑，是出自他当时能获得的证据。
马克思在这里所描述的“危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通常所说的定期的生产危机、消费危机甚至积累危机。从这些周期性危机涌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长期性危机，是劳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的危机。如果扩大再生产表明了工人与资本被萎缩的行业赶出以后，会到新行业或者扩张中行业另谋出路，那么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要预示的就是假以时日，无法将自己重新安插到再生产过程当中的工人和资本会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无产阶级在趋势上会变成自己再生产的过程的外在因素，这个“自由”的工人阶级不但脱离了再生产资料，还脱离了工作本身。
马克思认为，这种危机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一方面，身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人们被还原为工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成为工人，因为他们一旦工作就会损害自身存在的可能性的条件。雇佣劳动离不开资本积累，也离不开节约劳动的创新积聚，这些积聚假以时日会减少劳动需求。“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20]似乎节约劳动的创新所引发的货品丰富一定导致岗位丰富。但是在一个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货品因此才会丰富——只能表现为岗位稀缺，表现为多种形式的不稳就业。[21]
马克思对一般规律的说明，本身是对23章开头的论点进行的再说明和戏剧性展开。 他在那里有点武断地写道：“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个论点意味着资本的扩张使产业工人阶级的扩张成为必然。但是，无产阶级不等同于产业工人阶级。根据马克思在本章结论的论述，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在过渡之中的工人阶级，这样一个工人阶级是具备被排除在工作之外的趋势的。这种阐释的支撑来自马克思在《资本论》提供的唯一的无产阶级定义，就在上述论点的脚注里：
“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只要他对“资本先生”的价值增殖的需要成为多余时，就被抛向街头。[22]
从再工业化到去工业化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对解读《资本论》的影响已然明了，却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遭到忽视，因为在“贫困化命题”的名义之下，这个规律在整个20世纪屡屡被人采用和抛弃。人们认为，马克思的失业率增长、工人人口的贫困化因此加剧这个预期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互相矛盾：马克思死后，产业工人阶级既增长了规模，生活标准也有提升。不过，除了这些趋势通常被过分宽泛化以外，近期出现的趋势反转也使贫困化命题更有说服力了。过去30年，我们见证了产业工人的相对数量在全球出现停滞。低薪服务业部门在高GDP国家已有一席之地，而在低GDP国家，贫民窟居民与非正式工人则出现难以匹敌的爆发。[23]那么贫困化命题终究是不是正确的？这是错误的问题。问题应该是：这个命题在什么条件下成立？
马克思在1867年就常备的过剩人口有过写作。只是他描述的趋势，是新产业由于自动化程度较高，对旧产业机器化后抛出的资本与劳动在比例上吸收得少一些，而这个趋势在现实中和他预见的不同。我们在下图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观点在他的时代在英国是正确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早期的上升中产业——比如化学、铁路业、电报业等等——无法填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业雇用数下滑。结果，制造业雇用数的增长率出现稳步下降，在20世纪初还似乎固定为绝对下降趋势。马克思没预料到的和1890年代的实际情况，是出现了同时吸收劳动和资本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得以将增长率的下滑推迟了半个世纪多。这些新产业以汽车和消费者耐用品为主，它们的增长依赖了20 世纪的两项进展：国家在经济管控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以及消费者服务转型为消费者商品。[24]
图1：英国制造业雇用情况(1841–1991)
来源：Brian 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Europe, 1750–2005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马克思在1860年代写到的新兴产业——煤气厂、电报业和铁路业（我们只会再加一个电力）——在当时已经开始向消费者供给。只不过，这些技术所产生的消费者服务起初只是给富裕精英保留的享乐，后来与向产业企业内部的计划经济提供的服务相比，也只居于次位。铁路业出现的时候是采矿业内部用来节省劳动的创新，后来才延伸到其他产业。铁路业成为消费者服务，要到全国性的铁路基础设施在国家支持的卡特尔发展之下实现扩大的时候。即便成本下降，通过铁路实现的机器化交通也向越来越多人开放，但是这个消费者服务依然保留了起初在产业内部作为“流程创新”而使用的时候许多特点。客货两用的全国性铁路在建设过程中吸收了大量资本与劳动，但是在随后相对自动化的流程那里，并不需要那么多资本和劳动进行维护。[25]
在国家道路资金的补贴之下，突飞猛进的汽车业最终将机器化交通这项消费者服务转变为一种货品，可以供个人消费购买。产品的这种分类和复制，也就是节省劳动的流程创新转变为吸收资本与劳动的“产品创新”，意味着这个产业能够随着市场扩张而吸收更多资本和劳动。电报业向电话的转向也是类似的情形，电子制造业到消费者电子产品也一样。在这些情况之下，某种集体消费的服务（通常从产业内部的中介服务脱胎而出）转型为一系列可供个人购买的商品，由此开辟的新市场随着成本下降和产量增加而相应成为大众市场。这就为20世纪的“大众消费主义”提供了基础，因为即使生产率的增加减少了生产的相对成本，这些新产业还是能够同时吸收大量的资本和劳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工人、越来越多的工人获得稳定的就业。
不过，正如在这过程背后支撑着的史无前例的国家赤字所表明的那样，资本并没有内在一致的趋势，能够允许产品的每一代持续出现创新，从而抵消节省劳动的流程创新。相反，产品创新本身的目的通常就是流程创新，致使手段只能加剧了起初的问题。[26]汽车和消费者耐用品产业在1960和70年代开始抛出资本和劳动的时候，微电子等新行业即便在几十年后也没能吸收这些过剩。诸如上文所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种种创新，是涌现自产业内部和军队内部的特殊流程创新，要到近期才转型为多样的消费者产品。从产生新就业的视角来看，这种转向的难处不仅在于监控软件市场很难， 还在于微电子产业所产生的新货品，它们吸收的资本和劳动量有变小的趋势。诚然，电脑本身不仅降低了劳动门槛（限制在全球少数工厂的微芯片产业，机器化程度高得难以置信），还通过迅速增加自动化的程度，具备了降低各行业劳动门槛的趋势。[27]所以，电脑产业的崛起并没有如熊彼得预料的那样，复活了某个停滞的产业部门并恢复扩大再生产，而是正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助力了去工业化和积累规模的减少。
去工业化之下的人口：服务业与贫民窟
去工业化开端于美国。196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雇用比例就开始下降，到80年代就变为绝对下降，但是，这个趋势很快普及到其他大多数高GDP国家，甚至到了被人们看作“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28]低薪服务业的爆炸性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制造业雇用的下降，不过，服务业证明了自己没能替代制造业，成为新一轮扩大再生产的基础。过去40年，美国和欧洲的平均GDP增速按周期来算是越来越低的，只有90年代末的美国是例外，当时实际工资停滞，工人逐渐依赖信贷来维持生活标准。
如果正如我们所说，增长中的生产率将资本和劳动从某些行业那里解放出来，这两者又在新工业或者扩张中工业那里重新组合的时候，扩大再生产能产生动力增长，那么这将对理解服务行业的增长有重要影响。服务业从定义来看，几乎就是指生产率除了实现边际增长外难以为继的那些活动。[29]急剧改善服务业效率的唯一已知方法，就是将服务变为货品，然后用历经时日效率越来越高的工业流程生产。许多制造业的货品以前实际上就是服务业：碟子以前是富裕人家的仆人洗的，现在洗碗机执行的效率更高，生产洗碗机所需的劳动也越来越少。那些依然是服务业的活动恰恰有这样的趋势，证明在货品的世界之中不可能找到它们的替代者。[30]
当然了，资产阶级的“服务业”概念的不精确早有盛名，其中包括了上至所谓“金融服务业”，下至神职人员和酒店清洁工，还有某些外包的制造业岗位。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尝试将服务业的范畴同化为非生产劳动范畴，但是如果我们反思一下上述的划定就会明白，服务业更接近马克思“形式上的从属”概念。马克思早已批判过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形而上理解（将前者理解为生产货品，后者不生产货品），代之以两种劳动的技术性区分：一种是作为资本增殖过程的一部分而执行的劳动，另一种是在该过程之外，以无中介消费者为目的的的劳动。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部分认为，理论上所有非生产劳动都能成为生产劳动，因为这样做只意味着这种劳动已经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增殖过程。[31]不过，形式上从属的活动只在绝对剩余价值的意义上是生产劳动。要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话，必然要转化生产的物质过程，使其便于快速增加生产率（协作、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和机器[32]），这就是实际上的从属。Rowthorn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讨论“技术停滞的服务业”的时候，不知道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劳动过程概念，这个过程只是形式上从属，尚未实际上从属。
因此随着经济增长，“服务业”的实际产出也有增长趋势，但是增长的途径只是增加雇员，又或者加大现有雇员的工作强度，也就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而非相对剩余价值。这些行业里有多数的成本几乎全部来自工资，所以为了让服务业继续低廉又获利，尤其是购买服务的人本身就是穷人的时候，工资就必须压低。因此才有了美国的麦当劳和沃尔玛，又或者印度和中国的大批非正式无产阶级。[33]
今天某些圈子认为，高GDP国家的去工业化要怪在低GDP国家的头上，而另外一些圈子认为，低GDP国家的去工业化要怪在IMF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头上，这些政策是服务于高GDP国家利益的。这可谓一种特异的分析失败。事实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了同一场全球转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二战后的时期初叶，有许多国家转向了“福特制”，也就是在来自高GDP国家、政府赞助的“技术转让”条件之下，才得以可能进口的规模生产的方法。人们通常将福特制理解为国家性的经济发展政策，是以资本与工人共享生产率增长的成果这个“共识”为基础的。但是，福特制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以制造业内部的贸易国际化为前提的。1950和60年代，欧洲和日本在国际贸易的复兴当中受惠最多，这些国家的资本针对国际贸易而生产，因此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规模经济，从而超越了自身国内市场的限制。到60年代中期，巴西和韩国等低GDP国家的资本也在做一样的事情：它们在快速扩张的国际出口市场那里即便只占领到一小部分，也实现了远超自己的本土市场能够实现的增长。所以说在1973年前的时期，贸易国际化是与所有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的高速增长相联系的。
1973年以后，情况变了。制造业市场开始饱和中，少数国家能为整个世界提供制造品逐渐成为现实（现在一家中国企业就可以为供应世界过半的微波炉）。因此接下来才有了劳资关系危机，也就是生产过量与消费不足结合起来的危机，这场危机以全球的利润率下降为信号，失业和不稳雇佣的形式从此花样百出。随着一直以健康的全球增长率为基础的劳资关系协议破裂，工资也停滞了。所有国家里的资本更依赖国际贸易了，但是从此以后，某些国家里的资本的扩张只会以其他国家里的资本为代价。低GDP国家虽然还没赶上高GDP国家，却参与到同一场国际危机里去了。“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34]只不过将它们向新的不稳定的国际框架过渡加速了。去工业化，或者至少是工业雇用停滞，于1980和90年代在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当中几乎普遍出现了。[35]
对依然是农业国，或者依赖传统出口或资源出口的国家来说，危机来得还要绝望，因为“传统”商品的价格在需求下滑的情况下出现崩溃。我们在这里同样必须回顾长期的趋势。二战后时期的初叶，农业发展从根本上增进了廉价食物的普及度。第一，二战后合成肥料由去动员化的军工厂制造，这样提升高收成种别的谷物土地的生产率就成为可能。第二，引擎机器化提升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这两种技术都适应了热带气候的生产。所以，朝鲜战争催动农产品价格上升，全球的农民被高价拉入市场后，这些价格几乎马上就持续下降。因此1950年代，低GDP国家早已开始退出农业。这个结果，不仅是因为农民按照市场可行性被区分和驱逐，还是因为人口本身在大量增长（增长靠廉价食物和现代药物维系）。家庭人数扩大意味着传统的继承方式会粉碎土地所有，同时随着资源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人口密度的增加也会拉扯到生态极限。[36]再次重申，1980和90年代的“结构调整计划”强迫负债国撤销农业补贴，这样做只不过是对已经岌岌可危的农民再用一记闷棍击倒。
所以必须清楚一点，去工业化不是“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引起的。世界上大多数产业工人阶级如今生活在“第一世界”之外，但是全球大多数人口也一样。低GDP国家产业内工人的绝对数字更高，但相对自身人口来说并不高。即便农业雇用数崩溃了，相对工业雇用数也依然下降。正如高GDP国家的去工业化锁定了退出制造业和服务业无法取而代之两种情况，低GDP国家贫民窟的爆炸式增长同样锁定了退出农村和工业无法吸收农村过剩的情况。世界银行曾经暗示，世界各地的过剩人口增长不过是过渡性因素，而现在他们被迫承认这个状况是持久的。有超过10亿的人口无休止迁徙在城市与农村两地的贫民窟之间，勉力维持生计，搜寻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临时工和散工。[37]
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
我们已经描述了资本积累在长期如何导致旧行业抛出劳动和资本，这两者又如何在新行业和扩张中行业重新组合。这是资本的动力系统，同时又成为资本的局限。既然资本无论能否找到投资的生产性场所都会被抛出，那就会出现这个情况：系统里堆积的不仅有资本不再雇用的过剩劳动，还有这些“过剩”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描述了这些现象。[38]我们在本文大部分篇幅关注的是人口过剩现象，因为马克思的读者大部分存在忽视这一点的趋势。我们会在这个末尾部分检视资本过剩现象近期的一些表征，因为过剩资本的历程既是过剩人口历程的中介也将其扭曲。不幸的是，我们在这里只能稍稍触及一下这个主题，更为详细的处理要留待《尾注》第三期。
美国在二战中毫发无伤，成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最大的国内市场、最小的农业人口（从雇用比例来说）和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据估计，美国当时承担了世界过半的产出。[39]美国还在战后涌现为出类拔萃的全球债权人，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还有最多拖欠自己巨额债务的盟国。在这些条件之下，大萧条以来一直蹒跚前行的美国，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思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布雷顿森林会议将美元建立为国际储备货币，只有它可以直接受黄金支撑，其余所有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固定汇率系统由此创建，不过也允许定期调整）。一方面，欧洲各国的货币与美元锁定以后，在重建阶段临时减缓了预算平衡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推动重建而为自己的资本出口保证了市场，而这反过来推动了欧洲购买美国货品。这样一来，欧洲的预算赤字就通过美国资本出口获得填补，跨大西洋的贸易持续失调也在实际层面写入了布雷顿森林协议。但是，这个失衡很快就会蒸发。
在美元通过直接外国投资（通常是军事投资）、贷款和信贷流入的背后，欧洲各国和在欧洲营业的美国企业一直在进口美国的资本品，借此扩大欧洲的生产产能。这个过程同样发生在日本，朝鲜战争就发挥了马歇尔计划的作用（不过美国补贴没有在日本出场）。所有这些都受到美国的鼓励，此时美国在推动自己的大规模生产和分配技术转让到全球各地。不过到1960年代，许多国家自己的产能已经发展到不再需要依赖美国进口的程度了。除此之外，这些国家当中还有一些开始和当初依赖的美国生产商互相竞争了。这种竞争首先在第三市场上演，然后在美国自己的国内市场。美国的贸易顺差随后在60年代中逆转，标志着全球制造业产能的构建正在接近极限了。从此以后，竞争出口份额将成为零和博弈。
虽然在战后繁荣期的时候，美元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使得逆差国实现快速增长，但目前阶段的变化就意味着美国的资本出口愈发推高通胀。[40]美国对越战的预算赤字螺旋式上扬只能加剧通胀问题，因为美元似乎无法避免贬值以后将有侵蚀储备的风险，继而所有国家的支付平衡会把固定汇率制度拉扯到极限。结果，一方面许多央行开始以美元换取黄金（迫使美国在1968年实际上中止自由兑换黄金），而另一方面，以海外美元存款形式积累起来的过剩美元，开始对出口基础型的经济体构成投机压力。一旦美元贬值，这些经济体将蒙受最大的风险，其中既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它们的货币与美元挂钩，所以自己的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和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制造品进口相比，存在贬值的风险；还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因为本身货币兑美元要重新估值，它们的出口市场有被削弱的风险。美国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善意忽视”赤字的政策以后，就用美元贬值的威胁，向世界各国强加新的浮动美元储备货币本位，实际上将稳定美元的职责转移给外国央行，让它们被迫用过剩的美元买入美国证券，维持自身货币兑美元的价值。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美国都不再面临预算约束了，可以高筑债台和随意发行美元的同时，明知道外国别无选择，只能将美元重新回收到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回收到快速取代黄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国政府债务。[41]
回收后的过剩美元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了极大的推动，成为这个市场当中货币市场的波动性突然高企的关键因素，因为过剩美元既是这种波动性的原因，也是对冲这种波动性的唯一资源。不过，未来30年全球经济还被过剩美元转变了样貌和塑造了增长形式。这个“巨大的货币池”因为远远超出了全球投资需求，因此变成了国家与消费者债务和投机金融泡沫等扩大的源泉。从后一个意义来说，过剩美元已经成为在地球游荡的幽灵，无论是哪一个国民经济体，只要不幸吸引到它们的注意力，就会堆积出史无前例的资产泡沫。[42]
这个泡沫和破灭的链条开端于70年代末的拉丁美洲。回收后的石油美元大量流入（受美元实际的负利率刺激）产生了一整个系列的风险金融创新（包括臭名昭著的“可调整利率借贷”）。当沃克尔（Volcker）[43]意外重新上调利率的时候，这些创新全部崩溃了。将美国经济从随后的通缩拯救出来，使里根的加码凯恩斯主义开支计划得以进行的，正是从日本回收的过剩美元。不过美国感谢日本一片善意的方法，是在1985年广场协议中将美元兑日元贬值，把日本经济送进更大比例的资产价格泡沫里。1991年泡沫最终破灭，这又相应引发了日本曾经出口制造业产能的东亚经济体一系列泡沫（日本当时是为了应付日元升值）。这些经济体，再加上其他本身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拉丁美洲经济体，随后都因为1995年的反向广场协议、美元重新估值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先后内爆。不过这样只是将泡沫转移回了美国，这时候美元升值所创造了美国股市暴涨落得个互联网泡沫破裂。2001年，这个泡沫翻个身成为楼市泡沫，当时美国企业的债务需求盘子最终证明不足以吸收全球的过剩美元。如果说最后两个泡沫大部分局限在美国（虽然楼市泡沫还延伸到了欧洲），那是因为美国的规模和偿还优先级的特权，所以它是在任何一段持久的时段内能够承受这些过剩美元流入的唯一经济体。
如果我们将这个现象放在上文所说的去工业化和停滞的背景之下的话，预示要以下这一点就很合理了：这个现象就是大风吹游戏。世界各地的产能再混入上升的生产率，它的扩散使全球的过度产能持续恶化。于是，超额产能如果要保持流动，就只能经由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断将这个累赘一个接一个地转移到通货膨胀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要吸收过剩，就只能在极低的短期利率及其产生的虚构财富这两者的基础上大举借债，而利率一开始上升，投资热情消减，泡沫就必然破灭，一个接一个。
许多人将这个现象称作“金融化”，这个含糊的说法暗示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或者商业资本的宰制加强。但是“金融崛起”的说法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既蒙蔽了金融资本的源泉，也蒙蔽了即便金融认为维持自身的回报率越来越难的时候，这个部门还继续增长的原因。关于前者，我们不仅要看到已经描述过的过剩美元池，还要看到这个事实：非金融部门的停滞已经逐渐将投资需求转向了首次公开募股、企业合并和买断，这些为金融公司产生了费用和分红。关于后者，生产投资的机会贫乏，再加上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两者使得短期和长期利率都处于不正常低位，金融为了获得同样的投资回报，就被迫主动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风险率上升（金融以此衡量利润力下降）相应被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创新”掩盖，而这些创新倒塌的时候将需要国家政府定期的援助。
1997–2009年高GDP国家史无前例的增长疲弱、整个周期里家庭收入和就业零增长、几乎完全依赖营建和家庭债务来维持GDP，所有这些都证明，金融形式之下的过剩资本无力重新与过剩劳动结合，无力促进扩大再生产的动态模式。[44]19世纪中叶欧洲的泡沫产生了全国铁路系统。连1980年代的日本泡沫也留下了从来没有充分利用的新产能。相反，过去几十年两次以美国为中心的泡沫，只在越来越无线的世界里，在经济上与生态上都无法持续的大片住房区那里，产生了一坨通信用的电线。“格林斯潘看跌”，这个“泡沫内繁荣”的刺激手段，失败了，它只不过表明将更多的债务注入早就债务缠身的系统那里，回报只会黯然。
……那中国呢？
对我们目前的论述提出的一个常见反对意见，就是指出中国显然是全球停滞这个图景的例外，特别是停滞和全球去工业化与就业不足的趋势存在关联这一点。当然，中国在这些年变成全球的工业动力机，但是做到这一点不是通过开辟新市场或者创新新的生产技术，而是以其他国家为代价，大力构建自己的制造业产能。[45]人人都假设这种扩张一定为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带来历史性增长，但是这直接就不对了。最新数据表明，按净值算，中国制造业在1993–2006年间没有创造任何新岗位，制造业工人总数徘徊在1.1亿人左右。[46]这没有乍一看那么意外，原因有二。
一，过去30年，新南方工业体的工业化，首先以处理输往香港和台湾的出口为基础。这个工业化一直与东北的老旧毛式工业体被解体并驾齐驱。这或许能给出一部分解释，说明中国为什么不像德国、日本和（二战后初期的）韩国那样，在几十年奇迹般增长率的时候，实际工资却几乎没有增长。
二，中国的增长不但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基础。该产业的低工资一直助力一系列行业的竞争力，包括纺织、玩具、汽车和电脑等等。现有的节约劳动创新融入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这就意味着即便在地理扩张出现扩大的情况下，每一组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依然实现了较低峰值的工业雇用（相对总劳动力来说）。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在旧行业丢失了制造业岗位，而且新行业吸收的劳动相对产出的增长而言有变少的趋势。
19世纪英国是世界工厂的时候，那个世界的95%人口是农民。今天，在绝大多数世界人口的生存要依赖全球市场的时候，一个国家为所有其他各国进行生产这种能力会带来灾厄。这种灾厄既针对那些为了维系出口价格就必须继续贫穷的国家，也针对绝大多数劳动不再是必要，但是同样不能再依赖自己的资源生存的国家。在这个背景下，世界所剩存的农民就不再发挥现代化的武器的作用，也就是说，不再是劳动和消费者需求池，可以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而从中抽取。农民变成了纯粹的过剩。这是印度和下撒哈拉非洲的情况——中国也一样。
结论
今天许多人会谈及“失业性复苏”，但是如果“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生效，那所有资本主义复苏都有失业的趋势。“成熟”产业抛出劳动的趋势虽然便捷了扩大再生产，却也往往巩固出一个随后的扩张没有充分吸收的过剩人口。这是因为各行业的节约劳动技术具备适应性，也就是说，新产品的制造倾向于利用最创新的生产过程。不过，创新过程是永久的，会在新旧资本当中普及开，而产品创新从内在上就受限于产品产生产出与雇用净扩张的能力。在这里，问题不光是各类产品创新要以更快的速度融合，从而吸收被过程创新抛出的过剩，问题还是产品创新的加速本身促进了过程创新的加速。[47]
不过，如果这个“一般规律”在20世纪大半时间被搁置的原因是我们上文所说的那些，那目前全球就业不足的群体壮大就不能归于重新树立这个规律，至少不能简单归于。原因是，过剩劳动的轨迹已由马克思描述了，而过剩资本的轨迹对这种过剩劳动的轨迹的扭曲，不限于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些方式。最重要的是，过去30年过剩资本在国际货币市场累积起来以后，某些通往绝对贫困的趋势通过工人阶级家庭的债务增长而被掩盖了。这个趋势一直让底层不用掉出全球总需求，同样妨碍了任何复苏的可能性。要实现复苏，只能通过“资本价值的屠杀”和“释放劳动”，原因是，虽然资产价格通缩可能增加新投资繁荣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劳动力不参与增殖只会导致消费者违约的程度增长，导致金融进一步崩塌。[48]可见，今天不仅复苏后产生就业的产能，还有复苏的可持续性本身也成了疑问。
未来数十年，如果各国政府没法管理好全球通缩压力，那可能会发生一系列井喷，又或者各国会进入长期缓慢的经济下滑。虽然我们没有天灾论的倾向，我们也要警告那些健忘者，有时候历史会出乎意料往前冲。尽管如此，但我们所等待的天灾不是什么未来的事情，而不过是当下沿着差劲的趋势往前继续。我们已经目睹贫穷和失业几十年的上升。那些议论仍是工业化国家的人说，没那么差嘛，大家咬咬牙还能挺，一句话，说无产阶级对自己的贫苦冷漠的人，随着债务水平退潮和家庭收入继续下行趋势，他们的假想将在未来这些年受到考验。无论如何，对世界一大部分人口来说，天灾的证据充盈得不可能否认了。任何对吸收这些过剩人类的提问都已将息。这些人类存在的目的只有被管控：分拆到监狱里去，边缘化到贫民窟和贫民营里去，受警察的规训，被战争消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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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由《尾注》与亚伦・贝纳纳夫（Aaron Benanav）共同创作。【译注：原文为 “Misery and Debt: On the Logic and History of Surplus Populations and Surplus Capital,” Endnotes 2 (2010)。怀谷译。】
[2] FAOSTAT Statistical Databas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fao.org/FAOSTAT (2009).
[3] Robert Rowthorn and Ken Coutts, ‘De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in Advanced Economies’ (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170, May 2004), p. 2.
[4] 我们注意到资本在货品丰富的情况下会产生岗位稀缺（因而使岗位出现人为制造的低于有效需求的稀缺），但这不是使生计符合“多一些岗位”需求的意思。我们将会说明，只要出卖劳动依然是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那么这种需求就是徒劳无功。
[5] 这不一定通过马克思所描述的暴力手段来实现。20世纪有许多农民所以丧失土地的直接使用权，不是因为充公没收，而是因为在土地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他们持有的那部分被超额划分了。小农由此越来越依赖市场，从而在面对大农的时候处于劣势，最终失去土地。
[6] 马克思有时候将简单再生产处理为抽象的思想试验，也就是不增长的资本主义，但如果止步于此，就会错过概念要告诉我们的积累过程的内在机制。简单再生产一章的结论是：“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下称《文集》）第五卷，667页。
[7] 《文集》第五卷，661-662页。
[8] 由于认定了新古典主义垄断了这个话题，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避开需求问题，但是马克思没有如此矜持。扩大市场的强制以及为市场份额而斗争，这些是价值规律生效的根本，比如《文集》第五卷，496页。
[9] 饱和不是产品买卖的绝对数量的问题，而是产能的增长率与需求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变化的问题。
[10] 这个过程只应用于消费品产业。资本品产业的趋势，是根据每个周期里“领先”的特殊消费品需求而扩张和收缩。不过这两个“部类”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那么简单。我们会表明，第一部类的节约劳动的“过程创新”可能会导致第二部类的“产品创新”，从而在整体上扩大了市场。
[11] 《文集》第五卷，729-730页。
[12] Joseph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Martino Pub, 2005).
[13] 已出版的第一卷虽然卷数上更前，但写于1866–1867年，与大部分材料写于1863–1865年的第三卷相比，第一卷的版本要晚一些。因此，对第一卷23章和第三卷15章之间惊人的平行进行考量是合理的。这里假设马克思将第三卷的关键要素引入了已出版的第一卷，因为他料到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第三卷相当困难。
[14] 《文集》第五卷，742页。
[15] 这种过剩人口无需完全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外”发现自己。资本可能不需要这些工人，但是工人还是要工作。因此他们被迫献身于最痛苦的工资奴役，这些奴役具备小生产和服务业的形式。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四十三卷。本段引文出自674页、675页、679页。
[17] 《文集》第五卷，724页。
[18] 马克思有时候会将这展望为革命性危机：“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会使工人的绝对人数减少，就是说，如果实际上能使整个国家在较少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全部生产，它就会引起革命，因为它会断绝大多数人口的活路。”《文集》第七卷，293页。
[19] 《文集》第五卷，513-514页。
[20] 同上，727页。
[21] 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个世界，在那里节约劳动的创新所减少的不是某个行业的工人数，而是每个工人的工作时间数。不过，因为资本家的所得利润来自应付给工人的工资之外的剩余价值，所以减少每个工人的单独工时不符合资本家利益（当然了，除非国家或者工人暴动迫使他们这样做）。除非工资相应减少，否则减少工时将直接侵蚀利润。可见，由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形式具有特殊性，资本家必须裁减个体而不是每个个体的工时，从而减少相对于剩余价值的劳动成本，将大量个体推上街头。
[22] 《文集》第五卷，709页。
[23] 我们在本文倾向用“高GDP/低GDP”(即人均GDP)来描述世界的分野，一边是富裕的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一边是贫穷的多数国家。我们用这些不尽人意的表达，是因为它们和其他分野不同，与令人生疑的政治和理论分析之间不存在联系（比如第一/第三世界，核心/边缘，发达/欠发达，帝国主义/被压迫）。
[24] 我们在下文只会处理后一种现象。关于前一种现象，见下文“论新住宅问题的笔记”。【译注】本文集没有收录。
[25] 铁路交通向消费者提供的时间经济，和向资本家提供的时间与劳动经济之间的差别，本身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时间观念逐渐统治社会而消失。这种观念认为时间是稀缺资源，要以最大效率来分配。
[26] “为了吸收一定数目的追加工人，甚至为了在旧资本不断发生形态变化的情况下继续雇用已经在职的工人，就不仅要求总资本以不断递增的速度加快积累。而且，这种不断增长和积累和集中本身，又成为使资本构成发生新的变化的一个源泉，也就是成为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减少的一个源泉。”《文集》第五卷，726页。
[27] 见贝弗利・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8] 除英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去工业化导致实际工业产出下降的。1999年，制造业利润依然占美国总利润的46%，但是劳动力则只占14%。
[29] Robert Rowthorn and Ramana Ramaswamy, ‘Deindustrializati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MF Working Paper 97/42, April 1997).
[30] Jonathan Gershuny, 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merging Self-Service Economy (Humanities Press, 1978).
[31] 《文集》第八卷，392-420页。
[32] 【译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11-13章内容。
[33] 许多服务业岗位之所以存在，只因为工资有差，也就是说，因为大规模的社会不平等。马克思注意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仆役阶级”数超出了产业工人（《文集》第五卷，513页）。随着实际工资上升，中产阶级家庭（比如马克思自己）也越来越难以雇用仆人。20世纪大半时期，这些赤贫的劳动力逐渐成为了回忆，最后却成为“服务”工，在现代世界的四面八方重新出现。
[34] 【译注】“结构调整计划”指的是IMF与世界银行对经济体提供援助贷款时所附带的改革计划，往往包括减少政府和公共部门开支、增加对外开放、货币贬值等要求。
[35] Sukti Dasgupta and Ajit Singh ‘Will Services be the New Engine of Indian Economic Growt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6:6 (2005).
[36] 这不是说世界人口相对食物产量已经太多了。我们已经说明，离开农村是和农业生产率大幅增长相关联的。即使世界人口增速随着人口分布即将完成过渡而放缓，人均食物产量也在持续增长。如果粮食生产过量没有导致肉产类动物的饲养需要补贴的话，人均产量还会再高。马克思的过剩人口概念只与资本积累有关，别无他物，没有一点马尔萨斯色彩。
[37] 见迈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中信出版社，2017。
[38] “资本的这种生产过剩伴随有相当可观的相对人口过剩，这并不矛盾。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商品产量增加、市场扩大、资本在量和价值方面加速积累和利润率降低的同一些情况，也会产生并且不断地产生相对的过剩人口，即过剩的工人人口，这些人口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所使用，因为他们只能按照很低的劳动剥削程度来使用，或者至少是因为他们按照一定的剥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润率已经很低。”《文集》第七卷，285页。
[39] Daniel Brill,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John Richard Sargent, Matthijs van den Adel, eds., Europe and The Dollar in the World-Wide Disequilibrium (Brill 1981) p.19.
[40]对这个时期的通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要么归诸爆炸性的美国预算赤字（越战是很大一部分原因），要么归诸劳动力的抗争力量增强。不过安瓦尔・谢克（Anwar Shaikh）给出了信服的论据，认为就通胀是超额需求的指数而言，受限制的供应既不是充分就业也不是劳动反抗，而是最大积累程度，或者说最大产能利润率，而这个时期的利润率下降是滞涨背后的主要因素。Anwar Shaikh, ‘Explaining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Andriana Vachlou, ed.,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eory (Macmillan 1999).
[41] 见Michael Hudson,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e (Pluto Press, 2003).
[42] 以下内容大部分仰仗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的分析。特别见该作的西班牙语译本序：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What is Good For Goldman Sachs is Good For America: the Origins of the Current Crisis’ (2009).
[43] 【译注】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在1979–1987年间担任美联储主席，为遏制美国国内通胀，从1979年起两年内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近9%至20%，但随后美国发生衰退，失业率超过10%。
[44] Josh Bivens and John Irons ‘A Feeble Recovery: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 weaknesses of the 2001-07 expansion,’ EPI Briefing Paper no. 214,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08).
[45] 1990年代日本将偏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下移到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东亚四小虎，然后是东盟国家，然后是中国。但是中国吸收这些产业后，地区内部的生产等级结构遭到了损害。
[46] Erin Lett and Judith Banister, ‘Chinese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nd compensation costs: 2002-2006,’ Monthly Labor Review, no. 132 (April 2009), p. 30.
[47] 见贝弗利・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48] 见Paulo Dos Santos, ‘At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Household Debt in Contemporary Bank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Research On Money And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 no. 11 (2009). Phelps和Tilman在资本侧勾勒了创新因子的潜力在利用危机时的界限：Edmund Phelps and Leo Tilman, ‘Wanted: A First National Bank of Innov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Feb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