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化与价值形式理论
引子[1]
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
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2]
我们在《尾注》第一期中描述了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法国“共产化”（communisation）理论的涌现。本期将在这个共产化的视觉下操作，但是也高度依赖马克思学的价值形式理论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涌现的“系统辩证法”趋势。[3]
马克思很清楚自己方法的特别之处，清楚自己的方法之所以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延续，是因为价值形式的分析。他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里写道：
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这些形式[4]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家们[5]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6]
尽管马克思有这样的声明，但是价值形式与拜物教之间的关联——也就是人类被自己活动的结果所宰制（dominate）这一反转——在1960年代以前阐释《资本论》的过程中没发挥什么作用。相反，当时“马克思的经济学”强调的是《资本论》第一章头两部分外表简单的论述：劳动被认定为隐藏在商品价值背后的东西。这一章的后两部分——关于价值形式和拜物教的部分——则常被当作是对市场的一种或多或少裹搅的描述，于是匆匆带过。因此，马克思虽然将自己的理解与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仔细区分开，这种区分却没有得到探究。[7]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时候，他们是站在实体[8]的量和价值量角度，而不是在价值形式的质的角度。为了与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资产阶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针锋相对，马克思主义者就倾向于牢牢把持这样一种经典立场，即劳动是价值的实体，而价值是体现在产品之中的劳动。马克思主义者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无法处理社会的还原（reduction）过程的特异性，而这是对比具备量的性质的数量所必需的条件。换句话说，他们同样没有去问，为什么劳动显现在自己的产品的价值形式当中。不过正如马克思所说明的那样，只有理解了价值形式的细微之处，我们才能够理解随后的货币和资本形式，或者理解人类活动何以采取资本积累的形式。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之中劳动二重性质的表现：具体劳动性质显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之中，抽象劳动性质显现在价值形式之中。虽然抽象劳动在历史上为资本主义特有，但如果无法恰当区分劳动这两个方面，价值形式就会被理解为简单自然的人类劳动如此本身的表现。成为价值的质料或者实体的劳动，我们将之看成生理劳动，这种劳动和自身的社会形式相独立。实体在这里被理解为天然身处于对象之中的东西，但是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和价值的特殊性不仅如此。价值是一种关系或者过程，通过不同的形式展开自己、维系自己——这一刻是货币，下一刻是构成劳动过程的商品（包括劳动力这种商品），再下一刻是商品产品，然后又是货币——在这期间，价值在货币形式当中维系与自身商品形式的关系，反之亦然。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不是劳动在商品中的体现，也不是一个原地不动的实体。价值是一种关系或者过程，宰制价值的承担者：这一个实体同时也是主体。不过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不承认“抽象劳动”是一部分人类活动的社会和历史特有的形成过程，其中暗含的结果，是人类被转换为如此活动无限增长所需的资源，而活动的结果也成为自在的目的。这种将价值视为（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强加于某种天然成立的质料之上的形式的理解，与把社会主义仅仅当成是资本主义市场组织下同一套产业劳动分工的国家指导版本的展望不谋而合。在这种理解之下，原来在资本主义之下受市场形式制约的劳动在社会主义中会变成有意识的社会组织原则。
传统马克思主义忽视价值形式和拜物教，不过俄罗斯经济学家伊萨克・鲁宾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在鲁宾1920年代写成的开创性著作中，他承认“拜物教理论本身是马克思的整个经济系统的基础，尤其是价值理论的基础”，[9]并且作为价值内容的抽象劳动并不是“形式从外部依附的什么东西。不如说，内容本身经过自身发展后，催生了早已隐藏在内容之中的形式”。[10]不过，鲁宾的作品在俄罗斯被查禁，可以说依然不为人知。对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资产阶级批评家认为马克思本质上是李嘉图的追随者，这个事实无需争论。不如说，他们正是以此为基础捍卫马克思的：他正确梳理了李嘉图将劳动承认为价值内容、将劳动时间承认为价值量的思想——只是又加了一些多少左翼李嘉图式的剥削理论。如此看来，劳动就是一种近乎自然主义一般存在于产品之中的东西，而剥削就成为这种产品的分配问题，由此推断出资本主义的“药方”就在工人身上，在于工人通过国家或其他手段让分配更偏袒自己。如果剥削是社会产品被寄生虫一般的统治阶级抽取掉一部分的问题，那社会主义就不一定非要实质性更迭商品生产的形式，而只需要把这种形式接管过来，消灭掉寄生阶级，然后平均分配产品。
共同背景
这种解读《资本论》时把形式和拜物教隐匿掉的做法，要到1960年代中期以后——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鲁宾的作品重新挖掘——才遭遇各种不时冠以“价值形式理论”名称的路径严肃挑战。价值形式的细微之处、方法相关的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等等，这些争论的涌现与共产化理论登场恰逢同时。价值形式理论和共产化都表达了对马克思的典范阐释的不满，因而抗拒“正统”或者“传统”马克思主义。[11]对我们来说，价值形式理论和共产化理论之间存在隐含的共通性，使得两者可以建设性地互相启明。我们将在此处考察这两个趋势之间在历史上的并行之处和交汇点。
1960年代中到70年代末，世界层次的资本主义具备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与极端的社会运动特征：从美国的城市起义到波兰的暴动罢工，从学生运动和“青年叛乱”，到工人的骚动推翻民选与非民选政府。现行获接纳的关系受到了质疑，并且家庭、性别与性、心理健康，还有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都在社会中也受到全面的质疑。和这些斗争互相纠缠的战后繁荣期出现高通胀和失业率上升，以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告终。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超越和东方国家给出的伪替代性方案，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已经指日可待。
价值形式理论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化理论两者的出现，是以上述斗争及其所产生的革命希望为前提的。正如这两股趋势出于同一时局一样，它们也与制造它们的斗争浪潮同时消退。70年代的积累危机没有引发斗争的加剧，没有导致斗争向革命的方向发展，而是助长了一次极端的资本主义重构，使得相关联的运动和革命预期全方面溃败。这种重构导致了上述讨论相对的式微。法国对共产化的讨论在70年代初出现，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消退，然后又在最近重新浮现。同样，当代对“系统辩证法”的兴趣在许多方面上都是在回归70年代关于价值形式的争论，只不过这些讨论在7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都陷入了相对的沉寂。
共产化
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
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
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12]
共产化理论出现的时候是一种批判，其批判对象是各种继承自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革命认知，以及运动中的异议趋向和反对声音。20世纪上半叶，革命失败的经验似乎端出了一个本质问题：工人能否或者应否通过党和国家（列宁主义，意大利共产左翼）还是通过生产节点上的组织（无政府工团主义，荷兰-德国共产左翼）来行使权力？一方面，有人会宣称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错失革命机会，正是因为党不在场——或者说正确类型的党不在场；而另一方面，其他人会说正是党和革命的、“国家主义”的、“政治”的概念在俄罗斯失败了，并在其他地方发挥消极作用。
共产化理论的发展者抗拒这样以组织形式来安放革命的倾向，转而瞄准通过革命内容来把握革命。共产化暗含一种态度，就是拒绝将革命视作工人在获得权力之后经历一个过渡时期的事件：相反，我们应该将革命视作以无中介（immediate）的共产主义措施为特征的运动（比如免费分配生活必须品），这样做既是措施本身的特征使然，也是摧毁反革命的物质基础的一种方法。革命以后，如果资产阶级财产被没收，但是工人依然是工人，依然在不同企业进行生产，生计依然依赖自己与工作场所的关系，依然与其他企业交换，那么，不论这种交换是工人自我组织还是由“工人国家”给予集中指导，都意义不大：资本主义的内容依然，资本家的独特角色或者功能迟早会重新自我树立（reassert）。作为共产化运动的革命则截然不同，它将不再构建和再生产所有资本主义范畴，从而摧毁它们：交换、货币、商品、不同企业的存在、国家，还有最根本的雇佣劳动和工人阶级本身。
共产化理论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认识到了用另一套组织形式（民主、反威权、工委会）来反对列宁主义的党国模式的做法，还没有达到问题的根源。另一原因在于，这种关于革命的新思考出自当时走到前台的阶级斗争特色与形式（比如毁坏设备、缺勤和其他抗拒工作的形式）以及工作场所之外的社会运动。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在拒绝肯定（affirmation）工作，拒绝肯定工人身份是革命的基础。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作品是共产化观点发展的一大刺激。秉持着植根于日常生活转型的总体革命的视角，情境主义国际已经感受到并理论化了斗争所表现的新需求，因此人们在之后承认他们最能预示和表现1968年法国事件的精神。
但是，如果共产化的概念从某种角度来看是当时斗争和局势发展的产物，那么法国的氛围使这个概念得以表现的能力也离不开对马克思的回归，尤其离不开诸如《大纲》和“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下称“结果”）这类体现“不为人知的马克思”的文本的发现和传播。在60年代末这些文本公诸于世之前，情境主义国际和其他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人就已经诉诸《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马克思早年文本。即便情境主义国际和法兰克福学派会运用《资本论》的拜物教理论和物化理论，二者的解读实际上也以卢卡奇为中介，不能视为详细挪用三卷《资本论》后的产物。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批判总体落在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马克思将自己的作品描述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今天息息相关，价值形式和拜物教也十分重要，但这两者在上述的实证主义阐释之中都被压倒性忽略了。《大纲》等新文本的公布动摇了传统解读，并且使成熟批判的激进性获得了承认。
因为自身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边缘，那些认同左翼共产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俄罗斯历史批判的人，反而在解读新公布的马克思文本的时候站在了有利位置。在法国语境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雅克・卡马特（Jacques Camatte）和1968年首次出版的《居中不易》（Invariance）[13]杂志。通过展现“波迪加主义”的意大利左翼传统遗产在荷兰-德国左翼的经验和在当时正在展开的斗争中的迸发，《居中不易》为解读马克思带来崭新的感觉。曾与卡马特合作的罗歇・当热维尔（Roger Dangeville）将《大纲》和“结果”翻译成法语，这给了法国主流的阿尔都塞式、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阐释迎头一击。卡马特也在《居中不易》上就这些文本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评析。[14]
卡马特的文本在法国1968年后的讨论中发挥的作用，与同时代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ldolsky）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在德国随后的讨论中类似。[15]二者都高度依赖用摘录的形式，对当时大部分不为人所知的马克思文本的意义进行介绍和探索。罗斯多尔斯基提供了《大纲》的详尽研究，而卡马特系统性较弱的论述引用了马克思的其他手稿，尤其是“结果”。尽管卡马特承认罗斯多尔斯基的书存在优点[16]，不过二者的差别在于，罗斯多尔斯基最终将《大纲》下降到仅仅是《资本论》预备稿的地位，而卡马特更专注《大纲》和《资本论》其他手稿如何超出了马克思主义者从他后期作品中得出的理解。卡马特认识到，马克思在各个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以不同方法引入和发展了价值范畴，这些方法的意义绝对不光是理论呈现的累进式改善。早期有一些处理引出了新角度，比如价值的历史自动化，将资本定义为处于过程中的价值，还有从属（Subsumption）范畴的重要性，尽管此时的写作不如以后发表的版本清晰。读者会在卡马特解读新近文本时发现，他认识到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包含的后果远比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阐释来得激进。[17]
卡马特的作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假设进行了绝妙的突破，这个突破凸显为卡马特60年代中期的评论和他70年代初期添加的注解之间的南辕北辙。也就是说，卡马特早先的评论所搏斗的对象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但此后的注解里，我们看到这个理论的前提都被他推翻了。[18]卡马特1972年的评论结尾是这样呼吁共产化的：
人类未完成的总体性崛起并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同时和资本和劳动对抗斗争，这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与自己的宰制斗争，从而得以将自己这个阶级摧毁，将资本和各个阶级摧毁。一旦在全世界确认了胜利，这样一个在与资本斗争的革命发生之前的庞大过程之中真实地构建起来（按马克思的说法是形成政党），并且在心理层面上完成转变和转变了社会的普遍阶级就会消失，因为它变成了全人类。在它之外没有界别。那时候共产主义就会自由发展。低级的社会主义不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也还原为摧毁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资本力量所在——的斗争。[19]
对大多后来的共产化理论家来说，马克思此前没有公布的作品成了基本文本。《大纲》和其中著名的“机器论片段”（“fragment on machines”）的翻译直接启迪了吉尔・多维（Gilles Dauvé）的共产化论点原型。[20]马克思在这个片段里描述了资本在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驱动之下，如何通过在生产中大规模应用科学和知识来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至最低。这为通过一个异化的知识系统整体来实现占有创造了可能性，从而可以再次占有这个作为可支配时间的剩余劳动时间。因此，共产主义就不能理解为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同一类财富的新分配，现在新基础是以可支配时间来计量的新型财富。[21]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与时间之间的新关系，甚至不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多维认为，马克思这样关注时间，是暗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一个极端的断裂，这个断裂“排除了通过累进手段摧毁价值规律、逐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假想”，故而证明了工委主义者与列宁主义的民主替代方案本身就是不充分的。[22]
更早的手稿还在更根本的存在论层面指向更极端的革命概念。早期手稿揭示出对马克思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质问了主体性与对象性的分野、个体之为个体所具备的既定性、还有我们的存在本身是什么和不是什么。马克思认为，这些本体论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家或多或少理清了那些把握住资本主义之下生活的社会形式的范畴。虽然资产阶级倾向于将这些范畴呈现为脱离历史的必然性，但是马克思承认这些范畴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历史上特定的形式。人类活动受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中介这一事实，使人类主体性产生了原子化和无对象的性质。资本主义当中的个体经验是纯粹主体性的经验，而所有对象性都以资本的形式与主体性对立：
所有权同劳动相分离表现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必然规律。被设定为非资本本身的劳动是：（1）从否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是同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分离的，同劳动的全部客体性相分离的劳动。是抽掉了劳动的实在现实性的这些要素而存在的活劳动（同样是非价值）；这是劳动的完全被剥夺，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是作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2）从肯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非价值，或者说，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性……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穷，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或者不如说，这个在每个说法下都是自相矛盾的命题是互为条件的，并且是从劳动的下述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23]
如此本体论的考量在“共产主义理论”（Théorie Communiste，TC）的作品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小组在70年代中期诞生于1968年后的共产化氛围。对TC来说，被理解为共产化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不会建立“劳动共和国”或者其他新型的生产资料管理方法的。相反，它是对生产里的异化的社会关系的超越，这种关系构成了在资本主义中所体验到的主体性与对象性的分离。在超越人和人以及人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中，共产化超越了人类主体性与“对象化劳动”[24]的分离，也就是资本主义之下形成社会现实之基础的主客分裂。TC将这展望为马克思在《大纲》描述的各个维度的超越：劳动不再以单独的活动存在着；生产不再与再生产区分并宰制再生产；需求不再与产能分离；个体也不再通过产品交换或者国家形式的中介直面自己的社会性——他们的社会性变得直接了。作为共产化的革命所解体的既有物的社会形式，也就是作为“对象化劳动”，或者说价值的载体的存在物（物重新变成物），还有个体的原子化的、空洞的、单独分离的主体形式。所以对TC来说，也正如对《大纲》里的马克思来说，[25]以前生产那一个“对象性”的瞬间不再宰制主体，而是变成“有机社会躯体”，同时在躯体之中，“个人作为单个的人，然而是作为社会的单个的人再生产出来。”[26]
德国争论
共产化视角的出现源自对马克思的全新运用，这种运用属于再运用和发展对马克思的激进解读的广阔进程的一环。1956年匈牙利革命后，官方共产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异议和马克思阐释那里不再具有权威。虽然马克思说过“怀疑一切”，不过正统或者传统马克思主义往往将自己呈现为一个统一的世界观，还能回答所有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一个机械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还有自己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7]官方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支柱被回归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的呼声所质疑，就正如前一代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之后随即绽放一样。[28]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理论复兴与20年代一样，包含了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实证知识体系的观点的决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度的重新承认——这一举动使得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再次受到质疑。到60年代中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阐释的拒斥开始延伸到他的中心作品《资本论》。新解读援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早期手稿，不仅关注马克思所抵达的终点，还关注他走到终点的方法。人们在法国使用结构主义风潮来重新解读《资本论》；在意大利，特隆蒂（Tronti）和工人自治运动就“从工人阶级的观点出发”；在德国，出现了新马克思解读派（Neue Marx-Lektüre）。
在细究马克思的时候，德语使新马克思解读派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明显优势。“不为人知的马克思”新文本一般都是先用德语发表传播，然后才是其他语言，所以在德国当然不存在翻译的问题。[29]此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用过的大量文化资源——也就是德国古典观念论——并不会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同样被归为对黑格尔思想的接受问题。由此，虽然马克思的新解读在意大利和法国有强烈的反黑格尔倾向（这是针对此前黑格尔主义和“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风尚的反弹），德国的讨论却能够对黑格尔-马克思的联系发展出更细致，更启发性的图景。关键在于他们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在总体性的逻辑结构的时候，更仰仗的概念不是黑格尔的某种历史辩证法，而是《逻辑学》的系统辩证法。由此，这种有时候被人贬称为“资本逻辑”（Kapitallogik）的新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与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早期批判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同点没有与鲁宾和帕舒卡尼斯那么多。新马克思解读派不是一个同质的学派，而是一种批判性的方法，其中包含了严肃的共识和分歧，却有着某个同样的方向。
德国争论的政治背景是极端学生运动的崛起。这个运动有两极：一极是时常与东德国家有关联，对劳工运动采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传统主义者；另一极有更强的“反威权主义”色彩，深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尤其是理论中能够解释工人为何似乎对革命兴趣不大的精神分析维度——的影响。[30]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影响，德国学生运动很快赢得了这样的声誉：论点的理论复杂性相当高。运动的克里斯马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的思想历程就反映了“反威权主义”一极的洞察力但又不稳定和模糊之处。1966年，他受柯尔施的强烈影响，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论”历史化，认为该理论既不合时宜且“对我们来说十分值得怀疑”，因为该理论“将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推迟到了未来，并认为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国家在社会革命中具有首要的重要性。”[31]不过，他还炮制出“体制内长征”的口号，这个口号成为德国绿党的行动理念（他和另一个克里斯马的反威权主义者丹尼尔・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后来也加入绿党）。今天，对他的遗产拥有最强烈认同的是彻底国家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德国左翼党（国内最左的党）。还有一个理论重要性更高的人物是汉斯・于根・克拉尔（Hans Jürgen Krahl），他也在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当中发挥领头作用，尤其是在杜契克遭枪击之后[32]。克拉尔是阿多诺的学生，将批判理论的许多关键概念带入了运动。但是他同时还是活动家（他和同学占领研究院一栋大楼的时候，阿多诺就曾不光彩地报警抓他），坚持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取向[33]。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在转向精神分析、文化和哲学等问题的同时，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拱手相让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发起新马克思解读派的人，正是克拉尔和阿多诺的其他学生——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 George Backhaus）和赫尔穆特・莱切尔特（Helmult Reichelt）。
因此，虽然对共产化圈子来说，他们对新的马克思文本的激进性的开放态度产生于工委共产主义和其他左翼共产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判的背景中，不过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也算是发挥了对等的作用——要知道上述的思潮在纳粹时期就已经受到清洗。[34]工委共产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都是因为反思德国1918–19革命失败而发展出来的。虽然工委共产主义与德国革命的关系更为直接，但是索恩-雷特尔（Sohn-Rethel）在讨论法兰克福学派和相关的思想家卢卡奇与布洛赫的时候，把握到了他们与那个时期更为复杂的被中介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具备悖论般的构成：
这些人所代表的思想发展新成果，演变成了一场从未发生过的革命的理论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35]
法兰克福学派虽然脱离任何一个工人阶级圈子，却已经在尝试维系一种批判性和解放性的马克思主义，来抗衡俄罗斯为了捍卫以国家为中心的积累而发展的意识形态。学派与工委共产主义的亲缘关系，可以在霍克海默的《威权主义国家》等早期文本那里得到最清晰的展现，反威权主义学生不顾后期保守的霍克海默反对而将其出版。不过，阿多诺50与60年代政治性不那么明显的文本依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批判作为中心——实际上，其政治性不明显的原因正是文本规避了无中介的政治有效性这个逻辑。“极左”强调工人阶级自主对抗工人阶级代表和建制，试图以此维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放承诺，对抗劳工运动的实际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却悖论般地避开无中介的阶级斗争和“经济问题”，并试图以此来处理同一个任务。
这就意味着1960年代对马克思的激进再运用必然具备两种形式，也就是延续和断绝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法兰克福学派所启发的触觉敏锐性，以及详尽研究被他们规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转向，二者交汇于巴克豪斯的一起逸闻当中。按莱切尔特所说，新马克思解读派的纲领起源可以追溯到1963年，当时巴克豪斯在法兰克福学生宿舍居住，偶尔看到了当时非常罕见的《资本论》第一版。[36]他注意第一版与第二版的差异简直跃然纸上，但他也明白，之所以有可能注意到差异，是因为他已经听了阿多诺关于社会的辩证理论的讲座，因为：
如果阿多诺没有反复提出“在现实自身之中的概念”，提出一个可以追溯到交换的抽象这个起点的实在普遍，同时如果没有对这些范畴的构建，对它们在政治经济学当中的内在关系产生疑问，没有关于已经自动化了的客观结构的概念，那么这个文本还会一直沉默，正如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已经（！）讨论了一百年以后发生的情况那样。[37]
围绕《资本论》新解读的争论在1968年后明确开始了。他们带到前台的这些问题——其他语言一般要到以后才会在往往深度不足的讨论中涉及——主要有：马克思的方法的性质，以及恩格斯对该方法的理解是否合理；《资本论》范畴的辩证发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批判计划中未完成部分的重要性；“批判”一词的重要性，以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差异；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之中，以及一般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的抽象本质，等等。
这些围绕《资本论》新解读的争论虽然经常出现咬文嚼字和抽象的品性，却在学生运动的反威权主义一极和传统主义一极的紧张对立中被视为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当时，传统主义一极坚持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只需要现代化和调整。[38]新马克思解读派为了挑战这个为正统续航的规划，提出要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不折不扣的根本重构。[39]
当时关于《资本论》所用方法的主流视角系出自恩格斯提出的逻辑-历史性方法或者说变体（比如1859年给马克思的《大纲》所写的书评，还有《资本论》第三卷的前言与增补）。从这种视角看，《资本论》范畴的前进是紧跟范畴的实际历史发展的，以至于人们认为《资本论》头几章是在描述“价值规律”纯粹运作时的“简单商品生产”这个前资本主义时期。在德国的讨论和随后国际性的讨论中，恩格斯的权威以及依赖这种权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全方位的挑战。[40]新马克思解读派认为，恩格斯的阐释及其任何的变形[41]都不能很好地反映《资本论》范畴的序列与发展背后的运动。《资本论》中的运动并不是从简单商品生产的非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出发（或者说，一个假想出来的简化模型）再进入到之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阶段（或者说，复杂模型）。相反，这种运动必须从一开始就把握为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呈现，是从抽象往具体运动。赫尔穆特・莱切尔特在《马克思〈资本论〉概念的逻辑结构》里，发展出一个现在被系统辩证法的理论家以各种形式奉为基础的概念：“资本概念的逻辑”，这是一个自我规定的过程，对应的是黑格尔《逻辑学》当中概念的超越自身。[42]按这种视角来看，资本的世界可以从客观上看作是唯心主义的：比如说，商品就是一个“感性–超感性的物”（sensuous-supersensuous thing）。[43]价值形式的辩证法表明了，社会生活的物质和具体层次是如何从最简单的商品形式开始就被价值那抽象的、理念的社会形式宰制的。按莱切尔特的说法，马克思认为：
因此，《资本论》被理解为诸形式的持续变化，而使用价值持续被融入其中和排斥在外。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价值同样具有了不断消失之中的对象这个形式。但是，对象如此持续不断的消失，就是价值本身持久的条件：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无中介的统一性，就是通过诸形式那一直被再生产出来的改变而保留的。如此建构出来的东西是一个颠倒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作为使用价值、劳动、与自然的交换等的）感性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被降格为某个抽象过程自我持久的手段，而这个抽象过程就是整个持续变化的客观世界的基础……人类通过满足需要和劳动来再生产自己，他们整个感性世界被一步步吞噬进这个过程，里面的所有活动都是“自在地（in-itself）颠倒的”。这些活动在表象不断消失的同时却立刻成为自己的对立面，也就是一般的持久。[44]
这是本体论的颠倒，也是资本的精神对物质生活的占有。卡马特把握到这一点，因为他承认将资本理解为过程中的价值，理解为从属很重要。如果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价值形式这样一种使用价值，如果价值和资本构成一种塑造了生活方方面面的强力、总体性的社会化形式，那么要超越它们就不是通过国家操纵来替代市场机制的问题，也不是工人自我管理这些形式的问题，而是要求生活各个空间的极端转型。出自恩格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概念则相反，认为价值规律的存在先于资本主义，将关于市场和价值形式的理论和关于剩余价值和剥削的理论分离开，并从此开启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的货币形式、“市场社会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理念的可能性。
不完整的马克思？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性质的一个体现就是将马克思的作品理解成完整的系统，只需要往里面添加往后的资本主义阶段，比如帝国主义的历史分析就行。在发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和计划后可以看出，《资本论》是不完整的，这不仅指《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史》等马克思生前未完成、其后分别由恩格斯和考茨基整理出来的文本，[45]还指这些文本只构成了原计划六卷本中的第一卷，这还没算上关于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及危机”的写作。[46]承认马克思的规划现存的只是一些片段具有无比重要性，因为这就暗示要将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极端开放的规划，且要把马克思本人几乎没有接触的研究领域发展起来。所谓的关于国家之派生（State-derivation）的争论和世界市场的争论，就是在尝试发展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未能系统论述的领域。[47]
国家派生争论的参与者利用帕舒卡尼斯的先行作品，把握到“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分离是资本主义宰制所特有的。这暗示着革命完全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工人国家，应该将革命把握成对“经济”和“国家”的双重摧毁。这些争论尽管外表抽象，有时候还学术气，但是我们从中开始看到，在德国60年代末斗争的基础上批判性回归马克思，可以在我们理解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产生出特殊的，而且尤为激进的隐含意义。
这一点对于抽象劳动，对于这个在德国围绕价值的争论当中上升到概念高度的核心的马克思范畴来说同样成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形式那里，抽象是心理行动，而马克思却认为资本主义内部出现了一种不同形式的抽象：人们不自觉地在交换中进行的“实在的”或“实践的抽象”。正如莱切尔特的巴克豪斯逸闻表明的那样，启迪新马克思解读派去诉诸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就是阿多诺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客观概念性这个理念。而阿多诺这个理念与“同一性思维”的提法本身又受到索恩・雷特尔30年代与他的通讯的启发。索恩・雷特尔在1970年代发表著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48]其中的理念由此推动了德国在这方面的讨论的进展。在书中，索恩・雷特尔把交换过程中所进行的脱离使用的抽象，不仅视作商品社会当中某类奇异的社会综合的根源，还将它当成抽象概念推理的存在以及独立脑力经验两者的根源。索恩・雷特尔的论点是，康德努力去理论化的“先验主体”只不过是通过交换而建构起来的物的统一性或者同一性（sameness）的理论表达，同时也是盲目的表达。这样的理念，再加上帕舒卡尼斯关于“法律主体”与商品在历史上如何互相产生的观点，助长了一个批判性检视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包括我们对内在主体性和意识的认知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理解为资本与价值所规定的形式。
对马克思来说，“实在的抽象”最有力的例子是价值的货币形式，而德国争论最为深远的贡献或许在于，他们沿着鲁宾已经铺好的路线发展了“价值的货币理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有一个重要文段，将货币描述为一种抽象，这种抽象在处理实在世界的存在的时候，将各种特殊性独立地排除在外——“这就像除了分类组成动物界不同属、种、亚种、科等等的狮子、老虎、兔子和其他等等所有实在的动物以外，还存在着作为整个动物界的单个体现的动物一样。”[49]私人劳动的产品必须与抽象劳动的这种具体表现进行交换，使得产品的社会有效性在实际中实现。故而作为对象而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是抽象，不是思想的产物，并且它具有的社会客观性是所有人必须俯首帖耳的。
传统马克思主义忽视了这个讨论，并且总体上还是在追随李嘉图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货币不过是一个有用的技术工具，可以为业已存在的商品价值的交换提供便利。相反，德国争论则重新关注价值那种奇异的对象性：价值不依附任何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是只存在于商品与其他商品全体的等价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只能通过货币产生。货币在一般化的商品社会之中发挥的如此作用将回馈到活劳动的经验本身。如果说劳动不过是为了货币而执行的一种活动，那么进行何种劳动并无关紧要，只是个概率问题。在此前社会里存在的特殊个体与特定形式的劳动之间的有机纽带，现在断裂了。一个能够事不关己游走在各个形式的劳动之间的主体发展出来了：
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50]
因此，作为实践的抽象的抽象劳动，根本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劳动——它是所有活动还原为生成货币的活动后的产物。传统观点认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需要消灭抽象劳动：在这种观点里，抽象劳动是概括性（generic）的抽象，是一般的超历史的真理，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的市场形式的外表之下；只要资本家的寄生作用被消灭掉，只要社会劳动的无政府市场组织被（国家）计划取代掉，这一真理就能亮明社会主义的方向。而从批判的视角来看，传统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的形式与规律转变成历史的一般规律。在相对落后的地区，比如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变成国家领导工业发展这种意识形态以后，《资本论》就成为了“操作指南”。价值形式的理论家则相反，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为价值的货币理论，不是“有关社会财富的分配理论，而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之下，有关社会总体性的构建理论。”[51]于是，问题就从分配的方面转移到超越劳动形式、财富形式和生产方式本身。
其他国家受《大纲》和鲁宾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启发，问出类似的问题，并找到类似的答案（有一些知悉德国的争论，但也有独立探究的）。譬如，价值形式的重要性被当时追随阿尔都塞的雅克・朗西埃重新关注。阿尔都塞已经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与李嘉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领域作出了完全的断裂，但他没能指出价值形式的分析是断裂的关键，因为他抗拒价值形式里的“黑格尔主义”。但是，朗西埃注意到“在根本层面区分马克思和古典经济理论的，是对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分析（或者是对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的分析）。”[52]另一名反黑格尔派科莱蒂（Lucio Colletti）[53]也承认这一点，并且他将这一点带进了他和纳波莱奥尼（Claudio Napoleoni）在意大利关于价值的争论。争论的结论与价值形式理论家的很接近。德国争论的内容要到70年代末才翻译成英文，此前在英文界讨论里分量最大的是鲁宾的作品。[54]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是这些争论的一个中心论坛，而会上最主要的争论，集中在受鲁宾启迪的抽象社会劳动价值论和传统的具体劳动价值论之间。前一个阵营和德国争论的情况一样走向了货币价值论，但是在理解《资本论》诸范畴的系统性关系的时候，他们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相关性的讨论与欣赏则少得多。[55]在没有翻译莱切尔特和巴克豪斯的情况下，英文界少数追随德国、希望重建《资本论》[56]的人——即康斯坦茨——悉尼（Konstanz-Sydney）学派（人们称之为“价值形式学派”）——在当时被大多数与会者视为过度偏激。正如近期的迹象所显示的那样，眼下讨论的核心是要求更加激进的重构，这正是系统辩证法的一大特征。
价值理论的（反）政治
价值形式理论的批判意味在于，它质疑所有以肯定（affirmation）无产阶级是价值生产者为基础的政治认知，且它承认马克思的作品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批判。价值形式理论在重构马克思的价值形式辩证法的时候展现出社会生活过程如何从属于，或者说“被形式规定”（Form-determined）在价值形式之下。这种“形式规定”的特点，在于反常地认为形式比内容优先。劳动不仅是在自身被对象化到资本主义商品中之前就存在的非否定（positive）的基础，有待通过调整形式的表达，从而在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里解放出来。而且在根本意义上，作为原初的社会中介的价值在劳动之前就存在，从而比劳动优先。正如克里斯・亚瑟（Chris Arthur）所说：
从最深的层次来看，使用“简单商品生产”模型这个传统的失败之处，在于关注人类个体的时候将其当作价值关系的始作俑者，而不是认为人类活动客观地镶嵌在价值形式之内……然而事实上，价值规律是通过资本为中心的系统的有效性强加到人们身上的，这种使商品生产服从自己的资本就是增殖的目标，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与我们对峙的主体。[57]
我们用劳动生产资本这一说法虽然似乎是真的并且在政治上很有效[58]，更精确的说法其实是：在这么一个上下颠倒的世界，我们作为劳动的主体是被资本生产出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只是因为价值形式将劳动设定为自己的内容。如果社会不再受异化的社会形式宰制，且不再以抽象财富的自我扩张为取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的强制劳动就会消失。[59]抽象劳动这个范畴将与价值一起消失。个体和个体需要的再生产将以自身为目的。没有了价值、抽象劳动和工资的范畴，“劳动”将不再具备受首要的社会中介所规定的系统性作用，而这个中介，就是价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价值形式理论在谈及从其出发的革命的理念的时候，其实和共产化是一个方向。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超越不能仅仅停留在“劳动的解放”上；相反，这里唯一的“出路”是消灭价值本身——消灭将抽象劳动设定为财富的度量的价值形式。共产化是要摧毁商品形式，同时在个体之间建立无中介的社会关系。如果将价值理解成是社会中介的总体形式，那么对价值的大扫除就不能半途而废。
虽然少有价值形式理论家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得出如此激进的政治结论，不过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打紧：对我们来说，如此激进的政治（或反政治）结论正是上述分析的合逻辑的结果。
回归马克思？
价值形式理论承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存在“隐藏基核”，这暗示了马克思在1867年已经将价值把握为社会中介的总体化形式，而这个形式必须从整体上去超越。所以，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那段肯定劳动、认同国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积累”的历史，其实是错误阐释马克思的历史。正确的解读所指向的是对价值的彻底否定，但上述观点认为这种解读也被有意无意忽视了。不过，如果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暗示了现代意义上的共产化，那他本人显然也没有意识到！
实际上，马克思对自己价值理论的重要性持模糊态度。一方面，马克思坚持理论在“科学上的”重要性，但为了回应读者理解理论细微处面临的困难，他似乎愿意妥协，以便他著作的其余内容获得接纳。[60]马克思除了愿意将著作普罗化和“隐藏他的方法”，他还允许恩格斯（我们已经看到，恩格斯就是其中一个难以在这方面理解他朋友著作的人）写作各种书评来降低人们对价值与货币的关注，以防“偏离了主要话题”。马克思似乎拥有这样的立场：
价值理论是他的资本主义生产理论的逻辑前提，但对于理解这个理论的含义，尤其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的含义来说，价值理论并不是必不可少。马克思主义近年的讨论全面采纳了这种显然完全属于马克思的态度（对照马克思对库格曼太太的建议），[61]他们做到这一点是通过设置这个问题：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对马克思的阶级剥削理论来说是否必要。[62]
马克思似乎接受了这一点：对他的作品进行多少带有左翼李嘉图主义的解读就足以满足工人运动的需要。他的政治著作有一个假设：强大的工人阶级团结在愈发同质的工人身份周围，将通过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党，把日常的斗争延展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推翻。马克思为了反对当时拉萨尔的社民马克思主义，确实写出了尖锐的《哥达纲领批判》，强烈攻击纲领对劳动的肯定和前后不一的政治经济学前提。但是，他认为没有必要发表这个批判。再者，就连他在批判里提出的想法（随后由恩格斯发表）也绝不是毫无问题的。这些想法包含了一个过渡理论，认为使用劳动券等方式的话，资产阶级法权会依然在分配中主导地位；此外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描述更接近资本主义而不是吸引力更大的第二阶段，而且他没有给出机制来解释如何从某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63]
认为“德国争论”忽略了他们自己从马克思的批判之中得出或者发展出来的激进立场同马克思自己的政治学存在脱节，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70年代末处理这个脱节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区分两个马克思：一边是“深奥的马克思”，他有一个极端的价值批判，将价值理解为总体化了的社会中介；一边是“浅显的马克思”，他的意旨在于支持当时的工人运动。[64]他们认为浅显的马克思是19世纪无产阶级的激进潜力被误读的基础。德国背景下的一个强劲趋势是逐渐抛弃“浅显的马克思”而偏好“奥妙的马克思”。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资本是无意识的自动主体这个理念，替代了他似乎同时拥有的另一个理念——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体。这样来看，阶级斗争并不是被否认了，而是被当成是“系统内生的” ——就是在范畴之内运动的意思——而要消灭范畴就要另寻出路。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对工人运动的认同就是错的，事后回想，工人运动向我们展示的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谋求解放的运动，不是消灭这种社会的运动。最能代表这种趋势的是 “危机”（Krisis）和“出口”（Exit）两个讨论小组的“价值批判”。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虽然没有用到深奥/浅显的区分，不过他在70年代初就在法兰克福发展了自己的理念，而他的论点本质上是同一个立场。他在《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当中认为马克思提供的是“对资本主义中劳动的批判”（深奥的马克思），而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从劳动的角度出发的资本主义批判”（浅显的马克思）。有趣的是，除了远离阶级以外，普殊同从自己的理论中得出的结论，在政治上可以将他划为“极左”，甚至与共产化的论断共通，这一点他做得比大多学术界的价值形式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明确。[65]
并不是所有受新马克思解读派影响的人，包括身处广阔的批判价值形式导向的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人，都如此远离阶级斗争。英文界的讨论如果采纳“货币价值论”或者“抽象社会劳动价值论”，一般不会那么抗拒阶级分析，不过，他们也不会复制在德国涌现的那种对传统左翼设想的批判。维尔纳・博内菲尔德（Werner Bonefeld）虽然在向英文界马克思主义引入德国讨论衍生出来的批判概念方面作出了最大贡献，却采取坚决捍卫阶级斗争的视角。[66]不过，大部分关于新马克思解读派的记载依然认为，他们一个主要特色就是抗拒马克思将历史使命赋予无产阶级的做法，并且在德国左派那里，怀疑阶级斗争已成为主流。但是，如果这一类观点否认无产阶级是革命的能动性（agency），那问题当然就变成了消灭阶级社会从何说起？德国讨论当中各式颇难遂意的主流回应似乎认为，这是批判正确与否的问题，也就是说，将革命看成获取正确意识的问题。这样对正确意识和批判的关注却使事情似乎变得讽刺了起来：你们就算一路质疑传统马克思主义，却还是保留了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分离的列宁主义问题。
我们已经强调了新马克思解读派如何标志了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和改进。阿多诺的社会辩证理论——就其关于个体的背后的系统自我再生产、主体-客体颠倒、以及存在着实在的抽象这三者而言——是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然而阿多诺自己没有对《资本论》及手稿展开详细的探讨，他相当依赖其他人的研究。[67]新马克思解读派证明了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是正确的，这种正确不是体现在哲学和社会理论的一般领域中，而是体现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资本论》所选择的领域上。不过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似乎没能跟上自己的学生所作出的理论进展。[68]两人死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在哈贝马斯那里完全沉沦为资产阶级理论，而新马克思解读派壮大了批判的马克思理论的潮流。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新马克思解读派的成交不如阿多诺。阶级范畴在巴克豪斯和莱切尔特的作品里没有什么地位，他们认为革命问题不在自己的学术专攻领域之内。讽刺的是，尽管阿多诺持有无产阶级完全融入这样的理念，反倒是他在这些主题上有更多的话要说。对立这个概念是阿多诺的作品一大特色，并且他所指的是非常正统的阶级对立。在阿多诺诸如《社会》（Society 1965），《对今日社会冲突的评论》（1968）和《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Remarks on Social Conflict Today 1968）等论文里，他显示出对阶级对立和剥削这些现实的“正统” （褒义的“正统”）关切。在他和乌苏拉・耶里施（Ursula Jaerisch）合著的《评论》里，他抨击社会冲突这种提法是对马克思阶级斗争概念的“实证主义式”扁平化，尽管客观上社会冲突要通过阶级社会的发展（融入）才可能产生。虽然阿多诺并非有意给出定论，但是在他看来，当代社会的中心依然是阶级对立。这一点可以体现在阿多诺一次讲座的笔记里，而巴克豪斯承认这个笔记启迪了新马克思解读派。阿多诺在讲座中反复强调，“交换关系是由阶级关系提前形成的（präformiert）的”；工人接受一定的关系的唯一原因是工人“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阿多诺与巴克豪斯自己的作品不同之处在于，阿多诺大部分焦点在于这一个事实：虽然交换不光是幻象，但是“交换过程的表象（Schein）要到剩余价值的概念当中才能找到”。[69]尽管巴克豪斯与莱切尔特对马克思文本的挖掘更深，阿多诺在某种程度上却显得“学术气”更弱而“政治气”更重，也更靠近马克思对剥削与阶级对立的关切。
从这个角度看，克拉尔同样与他的继承者完全不同。如他死后出版的作品集[70]标题全文表明的那样，克拉尔的长处不仅在于对价值范畴的中介性和阶级斗争表现出兴趣，还在于采取了相当历史性的视觉，这一点是莱切尔特和巴克豪斯本质上在咬文嚼字的作品大部分时候所欠缺的。克拉尔之后，新马克思解读派内部对系统重建的关心压过了所有历史关切。巴克豪斯、莱切尔特和诸如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等下一代的价值形式理论家的举动，相当于把马克思的作品里面一切带有“不科学”的历史哲学或革命理论味道的东西全部驱逐掉。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要找出什么机械应用理论的方法，而是要承认，阿多诺与克拉尔给出不同回答的问题没有远去。系统必须历史地把握，历史必须系统地把握。
和所有简单回归阿多诺立场（或者回归克拉尔还没翻译过来的作品）的做法相反，这里的重点是把握住阿多诺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所持的悲观态度。这是阿多诺在尝试坦诚面对自己那个时期的矛盾与僵局，而不仅仅是他无能为力。同样，回避克拉尔提出的问题、德国讨论之中对“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情绪、尝试用其他方法打下革命理论的基础，这些现象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偏差。就算这些做法似乎没有达到信服的替代方案，它们至少也指出了一个真实的问题。历史记录并没有明显表明，工人运动指向的共产主义方向被理解为价值、阶级、国家等等的终结——事实上刚好相反。阶级斗争是系统内生的这个论点把握到了在资本内部斗争的困境。“深奥和浅显的马克思”这个理念——将马克思的批判与阶级斗争脱钩的愿望——无论看起来有多么异端，还是似乎针对工人阶级无法履行“历史任务”这个问题给出了可信的解决方案：工人运动本身就从来不是真正革命的，而真正革命的视角就在马克思的“深奥”版本那里。不过当然了，这样脱钩会使我们拿不到可信的替代方案来实现这个愿景。
很明显，价值与阶级分析理论最终不能相分离。价值范畴和阶级范畴是互为影响的。将资本理解为“系统辩证法”层面的运作以后，[71]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关系是内在的。这既体现在“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二者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的最后发展”，[72]又体现在价值关系是活劳动与对象化劳动分离的产物，也就是阶级的产物之上。不过，虽然除了被迫产生价值、还因为价值变得越来越多余的阶级，在其他地方寻求消灭价值最终将徒然无功，许多价值批判家包藏着的对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怀疑还是应该受到直视。我们认为“共产主义理论”小组（Théorie Communiste）正在做这一点。
TC的理论核心是承认无产阶级和资本的互惠性影响，或者说互相相关。这个核心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某个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其斗争何以消灭这个社会。TC作出的贡献比较重要的一点，在于拒绝将某种革命人类本质赋予无产阶级在其阶级和资本主义本质之下，同时又不丢掉阶级矛盾的中心性。他们的回答不如说是将阶级关系把握为在斗争周期之中历史地发展着的，但是同时又一直带出系统性的结果。有一点对TC很关键：“共产化”不是共产主义和革命“在过去一直是什么，本应一直是什么”。[73]相反，共产化的概念历史地出现在斗争的一个周期结束的时候，而共产主义与革命在这个周期的完结时显现为别的东西。
对TC来说，从马克思贯穿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经典工人运动属于他们所说的“纲领主义”的斗争周期。[74]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和从中出现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愿景有一个基础，就是工人在资本-劳动关系之内能够维系的自主和积极性。这个时期的革命，可以描述为通过肯定关系中的一极来消灭关系本身的一次不可能的尝试。社民与斯大林主义的悲剧，以及安那其主义在西班牙的经验，都是运动在高潮时期所设立的目标与方法之间的矛盾的产物，这些矛盾反过来又是当时阶级关系的构成的产物，即资本与阶级互相对立的产物。弗朗索瓦・达内（François Danel）对这个情形的总结如下：
既然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换句话说，这种关系之下阶级斗争的发展——没有直接带来雇佣劳动的消灭而是将其一般化，于是无产阶级将最终目标从运动抽象出来，而让革命——夺取权力——依赖于客观条件（生产力发展）和主观条件（无产阶级的意志和阶级意识）同时成熟。因此，无产阶级将共产主义展现为一个纲领，而完全达成纲领就展现为一个不可能的过渡的终极表达，这个过渡就是无产阶级重新占有和主导价值的运动，而雇佣劳动按理说会在货币替换成劳动券的那一刻开始“日渐枯萎”……可见工人运动质问的不是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而只是由资产阶级来管理生产。问题变成了工人要么在作为意识承担者的党领导之下，从寄生虫阶级手中夺取生产机器、消灭该阶级的国家，以便建立新国家，要么通过行业工会或者工委等机关，从下到上自行组织生产，来削弱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但是，从来没有人质疑价值规律或尝试消灭规律——价值规律是对积累的强制，因此是对剥削的再生产的强制。这种剥削的具体化既体现在机器和作为自在资本的固定资本那里，也体现在资产阶级或官僚这些工人阶级所面对的剥削阶级的必然存在那里，他们二者是剥削再生产的集体代理人。[75]
这个纲领式革命的决定性失败给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留下了一笔遗产，就是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拥有了一定权力，但是再也没有了此前自主的革命性肯定的方面。这正是革命理论的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局面。随后在60与70年代催生新理论生产的各种斗争，不论情境国际等组织对斗争有什么期望，都没有超越纲领主义。事实上，这些斗争具备了矛盾的性质：反文化的乌托邦主义和“抵抗工作”，日常生活的问题，这些种种都合流到（许多情况下还依赖）更为纲领主义的运动的强度那里去。正是在这种矛盾和这些斗争之下，共产化的理论以及新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崛起。这些对资本有利的斗争结局标志着这个周期以重构告终：阶级在资本主义内部拥有积极自主性和肯定的可能性会在重构中被压制。TC恰恰认为，这种溃败创造了阶级关系的一个新构成，使得人们不再把阶级的存在体验为肯定行为带来的积极性，而是以资本形式出现的外在限制。正是这个构成使得对共产主义的新理解与马克思的新解读变得必要起来。
从共产主义理论潮起潮落的角度出发，是有可能将上述的“回归马克思”阐释为1917、1968年等等革命浪潮的平行现象的。但是，正如共产化的视角在先前革命时期的边缘异端趋势之中没有出现一样，早期的各类批判马克思主义也没有60年代出现的理论走得那么远。卢卡奇、鲁宾和帕舒卡尼斯所展开的概念与上升中的工人运动有关，表现了资本-劳动关系中的某一种构成。早期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还有第一个价值形式理论家马克思，他们的作品都有矛盾和局限。随着纲领主义走向终结，后来一代人的写作则得以超越这些矛盾局限。[76]纲领主义的肯定性无产阶级规划在早期必然失败，原因不仅在于我们的共产化视角，还在于这种规划为自己设立的目标（这一点很重要）。不过，这种规划还是给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赋予了“运动的空间”。这个空间到60年代末就已经被耗尽了。对20世纪的“第二股革命浪潮”（Second Revolutionary Wave）理论家来说，展现在眼前的一个明显问题，是抗拒将社会主义视为工人在计划经济中获得自己劳动的真价值这种理念和实践。
对马克思的批判解读可以把握到对价值的革命性否定所涉及之物的激进性。我们总说要超越我们自己，其实也要超越“外在”的东西。TC的贡献在于去把握早期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的构造何以和为什么没有引起上述的超越。在马克思的时代和历史上的工人运动期间，资本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是通过肯定劳动、价值和阶级，而不是通过否定它们来安放革命的。TC的作品提示道，价值形式理论所暗示的激进“出路”可以由资本-劳动关系本身的历史演化所规定，而不是某种与历史无关的正确意识、四处自由悬浮的科学观点或者批判视角的产物。阶级关系的历史视角补全了价值形式理论。用系统辩证法和价值形式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可以详细说明这种阶级关系究竟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社会关系何以受形式规定等等，从而启迪共产化的视角。系统辩证法和价值形式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性质，也就是说，拥有“以前的革命呈现为纲领主义之后，共产化变成超越这种纲领主义的充分条件”这一段历史的阶级关系究竟是什么。共产主义必定要消灭历经时日演化而成的多层次关系，但是要消灭这种关系就意味着我们不再去构建价值，且价值不再构建我们。我们自己时代的激变正是我们认识这个时代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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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承蒙德国的同志在草拟本文的时候提供有益的评论，尤其是Kosmoprolet的DD和Felix。【译注：原文为 “Communisation and Value-Form Theory,” Endnotes 2 (2010)。怀谷译，Sikako 校。】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下称《文集》）第五卷，99页，注32。【译注】《尾注》引用的Ben Fowkes《资本论》译本作“历史的和过渡性的特征”。
[3] 这里有一个绝对没有穷尽的作者名单，包括克里斯・亚瑟（Chris Arthur），维尔纳・博内菲尔德（Werner Bonefeld），汉斯・乔治・巴克豪斯（Hans George Backhaus），里卡多・贝勒菲尔（Riccardo Bellofiore）, Michael Eldred，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汉斯・于根・克拉尔（Hans Jürgen Krahl），Patrick Murray，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赫尔穆特・莱切尔特（Helmult Reichelt），Geert Reuten，Ali Shamsavari，菲尔顿・肖特托（Felton Shortall），Tony Smith，Michael Williams.
[4] 【译注】《文集》作“一些公式”。
[5] 【译注】《文集》作“政治经济学”。
[6] 《文集》第五卷，98–99页。【译注】《尾注》在这里引用了流行于英语世界的马恩文集：Lawrence & Wishart于1975年出版的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MECW），其中《资本论》第一卷版本为1887年的英文第一版。虽然该版本与《文集》不同，但《尾注》修改了部分表述（应是参考了其他版本），导致最终的行文与《文集》非常接近。为了体现《尾注》的理论主张，我们将《文集》中有出入的表述修改为《尾注》版本，并附上说明。
[7] 与此同时，马克思本人似乎承认自己的价值形式分析存在问题，这促使他给出了至少四个版本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下称《大纲》）、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一版及附录，还有《资本论》第二版各自对价值的展开存在明显差异，并且绝对不能假定后出版本是对此前版本的全方面改进。诚然，后来稍微流行一些的表达都是马克思发展出来以解决连他身边的人都看不大懂的困境。这些表达丢失了一些辩证法的精细，更偏向左翼李嘉图主义对马克思论述的解读，而这种解读日后会在工人运动中占多数。见Hans-Georg Backhaus, ‘On the Dialectics of the Value-Form’ Thesis Eleven 1 (1980); Helmut Reichelt, ‘Why Marx Hid his Dialectical Method’ in Werner Bonefeld et al., eds., Open Marxism vol. 3 (Pluto Press 1995).
[8] 【译注】在英文原文中在此使用的是substance一词。在翻译这个词的问题上译者和校对者进行了一些商榷。译者引用原文德文翻译，依照马克思文献的翻译传统将其翻译为“实体”。校对者认为这种翻译就文本本身是准确无误的。但是，如果将文章置于价值形式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中隐含的李嘉图传统的明确反对批判的语境中，校对者认为也可将其理解为“物质”，因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倾向于将“物质财富”理解为是社会生产的实体，而对于这一实体的（平衡“健康”的）交换和分配设计也是各种政治的出发点。而对于这种理解，价值形式理论是持怀疑态度的。在此提出这一点仅供读者参考。
[9] Isaak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Black & Red 1972), p. 5.
[10] 同上，p.117. 里卡多・贝勒菲尔已经指出，罗莎・卢森堡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之中又一个密切关注价值形式的例外。参见他的introduction to Rosa Luxemburg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tledge 2009), p.6.
[11] “正统”已经具备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卢卡奇作过一次有趣的尝试：他说正统独独指的是方法，希望以此重拾正统的意义。或许是为了摆脱“正统”可能具有的模糊含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了“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来指代自己希望推翻的马克思典范阐释。我们在这里将交替使用正统和传统马克思主义。
[12] 《文集》第八卷，139页。【译注】“物质交换”在原译文中为“物质变换”，按《尾注》引用的Martin Nicolaus英译修改。
[13] 【译注】Invariance杂志并无正式中文译名。杂志取这个名字的初衷在于表达波迪加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纲领不可变的想法。译者结合自身对波迪加主义传统的理解把握在此采用“居中不易”的译法。“不易”在此为“不变更”之意。
[14] Jacques Camatte, Capital and Community: the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the Economic Works of Marx (Unpopular Books 1998). 起初发表于Invariance Series I no. 2 (1968).
[15] Roman Rosl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Pluto Press 1977). 德语原版出版于1968年。
[16] 不过，卡马特批评罗斯多尔斯基“没能走到这么一步去宣示我们相信是根本性的东西：资本是过程中的价值，是正在形成的人”。Jacques Camatte, Capital and Community (Unpopular Books 1998) p. 163.
[17] 这样一种解读《大纲》的方法在后来得到奈格里的认可。确实，有人认为奈格里的早期作品有点卡马特的影子。使人意外的是，不论自治运动的政治有多矛盾，奈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1978）本质上还是在论述共产化。
[18] 卡马特是这样评论早前的“共产主义的形式统治”想法的：“今天这种分期法失去了合理性，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的实现如此迅速，远超此前的想象。我们终于可以点明，共产主义既不是生产方式，也不是社会……”同上，p.148, n.19.
[19] 同上，p. 165.
[20] Gilles Dauvé ‘Sur L’Ultragauche’ (1969), 英语首次出版标题为‘Leninism and the Ultraleft’ in: Jean Barrot (Gilles Dauvé) and François Martin, Eclipse and Re-Emergenc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Black and Red, 1974), p. 104.
[21] “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文集》第八卷，200页）有趣的是，莫伊舍・普殊同对“价值形式”进路所具有的激进政治后果从不讳言，他将这些片段看作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基本。见《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22] Gilles Dauvé, Eclipse and Re-Emergenc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Black and Red, 1974), p. 61.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下称《全集》）第二版第三十卷，253–254页。
[24] 还有与自然的分离。自然对资本来说就像人类一样，纯粹是抽象财富扩张的源泉。
[25] 不过，TC并不主张共产化是马克思的革命概念，见下文关于“纲领主义”的讨论。
[26] 《文集》第八卷，208页。
[27] 关于将“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见Michael Heinrich, ‘Invaders from Marx: On the Uses of Marxian Theory,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a Contemporary Reading’, Left Curve 31 (2007) pp. 83–8. 这样一种界定“传统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方法似乎源自人道马克思主义者伊林・费彻尔（Iring Fetscher），而莱切尔特和普殊同都出自其门下。见其作品Marx and Marxism (Herder and Herder 1971).
[28] 那个时候的杰出作品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鲁宾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以及帕舒卡尼斯（Pashukanis）的《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这个新时期的一个特点是重新发现此前时期的许多文本，以及对问题意识的深化。
[29] 正如克里斯・亚瑟注意到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几乎所有引用《资本论》所说“具体化的”（embodied）劳动，译文对应的德语是Darstellung，英译更合适的翻译是“表现了的”（represented）。见‘Reply to Crit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3.2 (2005) p.217
[30] 其中包括对弗洛伊德和第三帝国的兴趣，加上阿多诺针对当代精神分析的修正主义的严厉攻击；另外包括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以及学派对“威权主义人格”的分析。
[31] Rudi Dutschke, ‘Zur Literatur des revolutionären Sozialismus von K. Marx bis in die Gegenwart’ SDS-korrespondenz sondernummer 1966.
[32] 【译注】杜契克于1961年走出柏林选帝侯大道的SDS大楼时被约瑟夫・巴赫曼（Josef Bachmann）埋伏枪击，当时他高呼“你这肮脏的共产主义猪”，事后枪手承认他的行动受马丁・路德・金一周前被刺杀启发。
[33] 1970年克拉尔在车祸中罹难。他的著作与讲话在死后出版了合集《建制与阶级斗争》（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尚未译成英文。
[34] 一个显著的例外，是对柏林SDS部分成员产生影响的威利・胡恩（Willy Huhn）。他加入了1920年代末由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重组而成的“红色战士”（Rote Kämpher）组织，然后在1933/34年被纳粹短暂拘禁过，随后转向理论工作，创作了包括一部重要的社民批判《社民的国家主义：论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前史》（Der Etatismus der Sozialdemokratie: Zur Vorgeschichte des Nazifaschismus）在内的作品。不过，工委共产主义者的观点要在运动高潮过后才获得相当的再发现和出版。
[35] 他接着说，“这个意识形态运动的悖论般的条件，可以帮助解释运动对上层建筑问题的关注为何几乎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为何在物质与经济基础本应成为运动重点的情况下却明显缺少关切。”Alfred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Humanities Press 1978), p. xii. 对比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开篇首句：“人们一度认为哲学被废弃了，却因为人们在那一刻意识到哲学消失了，哲学存活了。”Theodore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Continuum 1983), p.3.
[36] 《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尤其是关于商品和价值的第一章结构和行文展开，与第二版存在重大差异，而第二版是此后改动不大的各版本以及其他语言译本的基础。
[37] Helmut Reichelt, Neue Marx-Lektüre: Zur Kritik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Logik (VSA-Verlag, 2008) p.11.
[38] 直到1968年，SDS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极在本质上一直是改良主义者，提倡合法过渡到社会主义，但1968年后，走到前台的是反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斯大林主义。这个时期有许多此前是“反威权主义者”的人放弃了对党-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参与组建“K小组”（K对应德文共产主义者Kommunist）。
[39] 见Michael Heinrich, ‘Reconstruction or Deconstruction? Methodological Controversies about Value and Capital, and New Insights from the Critical Edition’ in Riccardo Bellofiore以及Roberto Fineschi, eds., Re-Reading Marx: New Perspectives after the Critical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40] 见下文“运动中的矛盾”（The Moving Contradiction）。【译注】本文集没有收录。
[41] 比如格罗斯曼提出了连续近似的理念，将《资本论》呈现为一系列随着现实的层次一步步增加而越来越复杂的分析模型。
[42] Helmut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begriffs bei Karl Marx (Suhrkamp Verlag 1970). 这种对应有多紧密依然饱受争议。见Chris Arthur, Tony Smith和Robert Finelli在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sues 11.1, 15.2 and 17.1)的争论。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和Dieter Wolff以后会在德国以不同的方式批判资本与精神“异体同形”（homology）这种理念。
[43] 这是博内菲尔德（Bonefeld）对《资本论》所说sinnlich übersinnlich给出的更精确的翻译，这个词在英文版中的翻译并不好。详见他的译后记：Helmult Reichelt, ‘Social Reality as Appearance: Some Notes on Marx’s Conception of Reality’, in: Werner Bonefeld, and Kosmas Psychopedis, eds., Human Dignity: Social Autonomy And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Hart Publishing 2005), p. 31.
[44] 同上，p. 46–47.
[45] 苏联出版《剩余价值理论史》的时候能够质疑考茨基的编辑决定，但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如此同等对待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作出的大幅修改。原稿（以德文）发表以后，人们发现恩格斯进行了重大改写和疑点重重的编辑决定，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文献提出如此质疑，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深恶痛绝的。见Michael Heinrich: ‘Engels’ Edition of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 and Marx’s Original Manuscript’, in: Science & Society, vol. 60, no. 4, 1996, pp. 452–466.
[46] 罗斯多尔斯基曾有激烈的观点，认为《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被融入了全书的新计划，但即使我们赞同他而非莱博维茨（Lebowitz）和肖特尔（Shortall）的反观点，剩下的三卷显然还是未竟之业。
[47] 国家派生的争论见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eds,. State and Capital: A Marxist Debat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8) 和Karl Held and Audrey Hill, The Democratic State: Critique of Bourgeois Sovereignty (Gegenstandpunkt, 1993)。世界市场争论几乎没有内容被翻译出来，不过可见Oliver Nachtwey and Tobias ten Brink, ‘Lost in Transition: the German World-Market Debate in the 1970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6.1 (2008), pp. 37–70.
[48] Alfred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Zur Theorie gesellschaftlicher Synthesis (Suhrkamp 1970). 英译本：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Humanities Press 1978). 【译注】南京大学出版社在2015年出版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是1989年的版本，属于1970年版的修订和增补版。
[49] 《全集》第二版第四十二卷，47页。
[50] 《文集》第八卷，29页。
[51] Michael Heinrich, ‘Invaders from Marx: On the Uses of Marxian Theory,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a Contemporary Reading’, Left Curve 31 (2007) .
[52] Jacques Rancière, ‘Le Concept de Critique et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es Manuscrits de 1844 au Capital’, in Althusser et al, Lire le Capital (RUF 1996), p. 128. 英译本: ‘The concept of ‘critique’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 in Ideology, Method and Marx, edited by Ali Rattansi. p 114.
[53]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Verso 1979), p 281.
[54]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鲁宾的重要性在德国争论当中却被低估了。他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到1973年才（从英语）翻译成德语，而且论拜物教的第一章还被遗漏了。见DD, ‘Sachliche Vermittlung und soziale Form. I.I. Rubins Rekonstruktion der marxschen Theorie des Warenfetischismus’, Kritik d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 Eigentum, Gesellsschaftsvertrag, Staat II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2010).
[55] 一个显著的例外是巴纳吉（Jairus Banaji）的先锋著作：‘From the Commodity to Capital: Hegel’s Dialectic in Marx’s Capital,’ in Diane Elson, ed., Value: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bour in Capitalism (CSE Books 1979).
[56] 比如：Michael Eldred, Critique of Competitive Freedom and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State: Outline of a Form-Analytic Extension of Marx’s Uncompleted System (Kurasje 1984).
[57] Chris Arthur, ‘Engels, Logic and History’ in Riccardo Bellofiori, ed., Marxian Economics a Reappraisal: Essays on Volume III of Capital, vol. 1 (Macmillan 1998), p. 14.
[58] 比如Mike Rooke就批评克里斯・亚瑟和系统辩证法，因为它们“物化了辩证法”并且失去了“劳动辩证法”具有的意义。‘Marxism, Value and the Dialectic of Labour,’ Critique Vol. 37, No. 2, May 2009, pp. 201–216.
[59] 阶级社会之外的“劳动”，也就是与自然进行交互的人类需要（“人的无机的身体……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文集》第一卷，161页），不是人的本性的外在强迫，而是本性的表达。比方说，要通过活动获得食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作出规定就不是强迫。
[60] 相关讨论（涉及到巴克豪斯）见Michael Eldred, Preface to Critique of Competitive Freedom and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State (Kurasje 1984), xlv–li.
[61] 马克思提议由于内容困难，他朋友的妻子可以跳过《资本论》第一部分（关于价值和货币部分）。Eldred在这里指向一个事实：许多马克思的读者——比如被斯拉法和阿尔都塞所说服了的读者——认为这样理解马克思是正确的方法。
[62] Michael Eldred, 同上，pp. xlix–l.
[63] 见R.N. Berki, Insight and Vision: The Problem of Communism in Marx’s Thought (JM Dent 1984) chapter 5.
[64] 虽然这个区分很可能出自巴克豪斯，但是按Marcel van der Linden所说，是Stefan Breuer炮制自‘Krise der Revolutionstheorie’ (1977). Marcel van der Linden, ‘The Historical Limit of Workers’ Protest: Moishe Postone, Krisis and the “Commodity Logic”,’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42 no. 3 (December 1997), pp. 447–458.
[65] 普殊同和多维一样，利用“机器论片段”去动摇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概念。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是李嘉图式的，追求的是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自我消灭。他认为苏联早已是资本主义的了。他和TC一样，强调对象性和主体性的历史构成。不过涉及当下的实际立场的时候，他指向了改良，并大力声称自己的分析“不意味着我是激进派”。Moishe Postone and Timothy Brennan, ‘Labor and the Logic of Abstraction: an interview’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8:2 (2009) p. 319.
[66] 譬如见Werner Bonefeld, ‘On Postone’s Courageous but Unsuccessful Attempt to Banish the Class Antagon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2.3 (2004).
[67] 除了卢卡奇和索恩-雷特尔之外，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用到的《大纲》摘录还仰仗了Alfred Schmidt。见Michael Eldred and Mike Roth,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s of the Value-Form’ in Thesis Eleven no. 1 (1980) p. 96.
[68] 见Helmut Reichelt ‘From the Frankfurt School to Value-Form Analysis’ Thesis Eleven no. 4 (1982) p. 166.
[69] 巴克豪斯对阿多诺1962年讲座所做的笔记收入了Dialektik der Wertform (ca ira 1997)的附录。
[70] Constit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On the historical dialect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and proletarian emancipation (Verlag Neue Kritik 2008). 【译注】书名为《建制与阶级斗争：论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和无产阶级解放》。
[71] 见下文“运动中的矛盾”（The Moving Contradiction）。【译注】本文集没有收录。
[72] 《文集》第八卷，195页。
[73] Théorie Communiste, ‘Much Ado About Nothing’ Endnotes no.1 (2008), p. 192.
[74] 这是多维与TC在《尾注》第一期之中争论的一个重大概念分歧。
[75] François Danel, Introduction to Rupture dans la théorie de la revolution: Textes 1965–1975 (Senonevero 2003)
[76] 比如说，尽管鲁宾提前设定了或者直接启迪了晚得多的价值形式理论，但是他有一些范畴——比如“生理平等劳动”这种超历史范畴，还有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社会平等劳动”——可以看作他认为的在那个时候如何安放革命，他自己身处的国家计划机关情况如何的一种表现。即便最当代的价值形式理论家并不明确否认革命的纲领式概念，他们对劳动的肯定抛弃程度之大也远超早期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价值形式理论的“革命性”后果，只能在（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发展形势允许以后才能够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