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非先知也非孤儿：代序
本书共三卷，汇编了英文共产主义刊物《尾注》（Endnotes）中核心文章的译文。我们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向中文读者介绍我们认为是自20 世纪末以来有关当代全球社会趋势和民众斗争非常有洞察力的理论探索。这些作品的宗旨在于寻找如何能战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相关的各种压迫性制度，实现“一切归于大家”的共产主义世界[1]，在其中所有人都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与非分类生态的 “社会新陈代谢” 能得到可持续的重组[2]。尽管自2010年代以来，《尾注》和与它有关的团体在欧美的激进左翼中影响广泛，其中的一小部分文章也曾有中译版在网上发表，但他们的政治讨论方法和整体视野在华语世界仍然几乎是未知的。甚至这些作者使用的马克思主义词汇在中国语境中也可能会导致误解，因此我们建议读者在保持开放的心态通读本书之前，暂缓对这些词汇含义从高中“思想政治”课本那里得到的想象。
我们于2024年2月对《尾注》的两位成员进行采访，询问了该刊物及其研讨小组的历史、其介入无产阶级抗争和左翼辩论的背景、以及对我们选译的文章的澄清，用以当作这本书的导言。为了提高可读性，我们对访谈录进行了修饰，并增加了脚注。作为背景资料，我们应该先来看看这个小组的自我介绍：
《尾注》是由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个讨论小组出版的期刊/书籍系列。小组最初于2005年在英国布莱顿成立，主要由《扬弃》（Aufheben）杂志的前参与者组成，这发生在《扬弃》与法国杂志《共产主义理论》（Théorie Communiste，简称TC）的一次批判性交流之后。随着迁徙和新成员的加入，我们小组已日益国际化。《尾注》主要致力于从当前条件出发，构思共产主义如何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之为特征的社会的多重统治结构——的可能性条件。因此，我们一直关注 “共产主义理论” 领域的争论，特别是1968年五月风暴后法国极左派提出的“共产化”问题[3]；性别问题和性别消灭的问题[4]；当代斗争、运动和政治经济的分析；过剩人口的动态及其对资本和阶级的影响[5]；“种族”的资本主义形态[6]；价值形式理论和系统辩证法[7]；20世纪革命的失败和僵局[8]。
我们为这本书与《尾注》两位成员进行的访谈是以他们之前参与《扬弃》的回忆开始的。后者是由1990年代初英国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一个读书小组，在1992 年创办了同名杂志。因此，我们先引用一下《扬弃》的自我介绍也可以提供有用的背景：
影响我们的思潮包括意大利1969-1977年的自主运动、情境主义国际、以及其他以马克思著作为出发点把共产主义事业从各种列宁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教条解放出来，并以之用来反射阶级斗争现状的其他人。我们也认可“阶级斗争安那其”[9]、德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左翼，以及其他思潮中的那些较切实际方面。在发展无产阶级理论的同时，我们需要超越一切这些过去的运动——就像他们也曾超越过之前的革命运动那样。[10]
《尾注》对当代资本主义趋势的理论及其对各国斗争的分析如何应用于中国，或者中国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表明有必要修正《尾注》的某些观点，这是我们已经开始探索的问题，也是我们希望中文读者在未来会继续探索的项目。[11] 现在，我们只希望这本书能引发一些讨论，并与当地摆脱资本主义刑房的努力产生一些共鸣。
与《尾注》小组两位成员的访谈录
（2024年2月）
一、起源
T.【本书的编辑之一】：您能先谈谈您在《扬弃》的那些最后促成《尾注》成立的经历吗？
J.【《尾注》的创始成员之一】：《扬弃》成立于1990年代初。它源于反对人头税（poll tax）的运动，这场成功的不缴税运动最终促成了撒切尔（Thatcher）夫人的下台[12]。《扬弃》的一些成员是在一个读书小组中聚集起来的，该小组由不缴税运动和布莱顿其他社会斗争的参与者组成。其中一些人受到了德国和意大利极左倾向的影响，但他们也对意大利自主（Autonomia）传统感兴趣，并从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开始。
在它的自我想象中，该项目是“开放的”，因为它接近于1970年代从 “社会主义经济学者联合会”（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中出现的 “开放马克思主义” (Open Marxism) 倾向，其代表人物包括维尔纳·邦菲尔德（Werner Bonefeld）和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13]《扬弃》试图在其理论工作以及与社会运动（如反对人头税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运动）的关系中保持这种开放性。它的一些成员积极参与了这些斗争。《扬弃》会对其成员参与的社会运动进行批判性研究，其中最早的研究之一，是对当时反对修建破坏生态系统的新公路的运动进行的深入分析[14]。随后，反公路运动在城市中产生了“夺回街道”（Reclaim the Streets）运动，这是一场与狂欢文化和环境保护主义相关的派对/抗议运动[15]。在90 年代末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夺回街道”运动颇具影响力。例如，1999年在西雅图盛行的“战术多样性”(diversity of tactics)[16] 概念就是在“夺回街道”运动中首次提出的。在这些运动中，《扬弃》的几位成员写出了大量批判性的反思，他们借鉴了精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后得出的理论成果，但是作为各种形式阶级斗争的带有自我批判精神的参与者，他们又将其应用于非学术领域。
布莱顿当时也是失业斗争的中心，《扬弃》的几名成员参与了在当地建立失业工人中心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布莱顿成功抵制了新工党的“工作福利”（workfare）制度，该制度将工作强加给失业者。[17] 在《扬弃》的集体记忆中，这个失业工人中心是成功的关键，因为他们与在中心工作的人建立了联盟，在公共部门工会里组织了工人，从而由另一面对抗工作福利：从那些将工作福利强加给失业者的人的那一面。
T：《扬弃》在理论上有哪些创新，继而延续到《尾注》中？
J：这种对理论和斗争的开放取向激励了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在2000年代初加入《扬弃》，后来又成立了《尾注》。这成了我们的口头禅或组织原则。第五期《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一文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描述[18] ，其中谈到了对新出现的运动持开放态度的价值观，而不是在看到斗争本身所展示的东西之前，就试图强加一些我们认为是好是坏的僵化标准。同样，在理论方面，我们也有一种自觉的折衷主义，愿意借鉴不同的理论传统，在方法上不拘一格。这两点都延续到了《尾注》中。
T: 是什么导致了从《扬弃》分裂出来成立《尾注》？
J：分裂的关键因素是《共产主义理论》（TC）在翻译和出版我们的“颓废理论”系列文章时对《扬弃》所做的批判在我们之间产生的反响[19]【……】令我们许多人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批判似乎发生在相当深的层次上。他们对我们未加说明的预设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当然，我们也试图为其中的一些预设辩护，但有趣的是，我们以前从未需要为这些预设辩护过。它们一直是小组身份的一部分，很难被质疑，因为这样做就是对此身份的质疑。当《扬弃》的一些老一辈人以《扬弃》典型的方式粗暴地回应时，我们当然感觉到了这一点。例如，该小组参与了围绕“自主主义”的论战，对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利奥波蒂娜·福图纳蒂（Leopoldina Fortunati）以及我们一直借鉴的其他意大利传统理论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但是关于TC，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拥有不同资源的敌人，他们可以在合作的25年里积累的理论文集中汲取养分—而我们很难接触到他们的这些海量工作成果，因为它们是用法语写成的，而且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散文形式。我们很难将确认并声称我们了解他们的错误，因为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扬弃》的一些年轻一代被指派去做这项工作：通读文集并找出其中的弱点。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觉得，“用这种方式与对手团体打交道有点奇怪。也许他们也有对的地方。也许这不仅仅是找到他们的弱点、提出正确的反击、一劳永逸地打败他们的问题。也许我们真的可以从这次交流中学到东西”。这与一些老一辈的成员产生了分歧，他们似乎对从这次交流中学到东西的可能性不太感兴趣。
平心而论，我仍然会为他们的许多回应方式辩护。例如，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关于异化理论的。TC指责我们没有认识到晚期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异化概念。但我们知道，这种本质上属于阿尔都塞式的说法存在严重缺陷。因此，《扬弃》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回答都是完全有效的，至少在对马克思的解读上如此。但是，TC对异化的异议不仅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问题。他们认为，异化的概念让我们保留了无产阶级自我肯定的愿景，即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回归其未被异化的本质。而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我们所经历的历史断裂。TC的论点是，“纲领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20]。因此，即使我们对他们提出的一些关于历史和当今斗争局限性的论点持开放态度，但在他们看来，我们仍然过于坚持这种纲领性的愿景。它使我们得以保持我们作为活动家的角色，以一种回归无产阶级、回归工人运动的方式，介入直接行动运动、“夺回街道”运动以及《扬弃》参与的其他活动。我们对这些新的斗争持相当开放的态度，并不像许多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它们不屑一顾，而是认为我们的职责是将它们与工人运动的 “指路红线”（red thread）重新连接起来[21]。相反，TC认为，这条红线是海市蜃楼，我们为识别它所做的努力体现了一种纲领性的愿景。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条红线已经断裂。
我们对此很感兴趣，因为这与我们希望对非传统形式的当代斗争形式持开放态度的感觉产生共鸣。TC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但同时也拒绝放弃无产阶级理论，或放弃马克思主义，就像后结构主义者希望我们做的那样，或像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穆夫（Chantal Mouffe）那样。这既不是那种对新事物的眩晕式兴奋，以至于让我们忘记那些对理解斗争局限性非常重要的框架，也不是试图在这些运动中看到相同的回归——那种在过去曾有过高潮的工人运动的回归，而为下一波浪潮，我们作为理论家和活动家以某种方式保留了纪念这些高潮的角色。TC指出的正是《扬弃》的这种未经反省的自我概念。对年轻一代来说，这种批评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想认真对待。大多数老一代人对此并不感兴趣，但也有一些人感兴趣，所以他们和我们一起离开了。基本上的情况是，年轻一代被毫不客气地逐出了这个团体，然后一些老一辈为此也选择了离开。【…】
T: 你能提供一些关于TC的背景资料吗？他们脱胎于法国极左派、后情境派的传统，在中国还几乎无人知晓。[22]
J：我在加入《扬弃》 之前就知道了TC。2001年我来到法国，遇到了吉尔·多维[23] ，他当时也参与了与 TC 的辩论。当时，与《扬弃》不同的是，多维似乎真的对这场辩论和提出的问题持开放态度。这些辩论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涉及许多不同的东西。它们涉及规范性的问题：我们思考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理论方法与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共产主义世界或看到解放的愿望有什么关系？这种哲学的、元理论的反思，同时也迫使我们以可实践的方式面对个人斗争的现实，以及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引用了理查德·冈恩（Richard Gunn）关于 “开放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好的对话是一切都允许掰开来谈的对话，其中 “元理论的问题”（meta-theoretical questions）和分析性的问题同时都可以得到消化。在这样的对话中，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没有什么不能被讨论。[24]
对我们来说，TC小组提出了一些问题，《扬弃》的其他人不想回答，但我们觉得应该尝试回答。这就是《尾注》第一期。
二、《尾注》第一期：20世纪得失明细的初步材料（2008年）
J：经过几年的讨论，《尾注》第一期是我们将提出的问题摆在桌面上，并尝试对其进行初步思考的尝试。在这几年中，来自伦敦和布莱顿的六七个人组成的阅读小组每两周聚会一次，以开放的方式阅读理论和一些更偏时事或应用性的文章。【……】那一刻，我们感到思考的过程让我们兴奋不已，这是我们这些在学术界摸爬滚打过的人从未有过的体验，因为我们对学术讨论感到厌倦，对行动分子的讨论感到局促，所以这里成了我们的绿洲。很多讨论还涉及到我们自己的心理和个人问题，包括与《扬弃》分裂所造成的创伤。有时这对我们来说是困难和挑战，但也可能是激动人心的。
这在第一期中达到了顶峰，虽然只是发表了我们为阅读小组所做的翻译工作，但也在引言和结论中对其进行了反思，并试图搭建一个新的舞台，让我们从密集的讨论转向写作——只是并不指向某个特定的受众。我记得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曾提出过一份期刊建议，让我们觉得很受启发。我们受到了这些法国团体的启发，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荒野中创造理论，其中产生了一些颇具洞察力的瑰宝。
T：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尾注》第一期吗？本书的中文版从第二期开始，因为你们的原创就是从那一期开始的，不过在这里总结一下第一期中TC和多维之间的辩论，以及你们在引言和结论中的评论，会是有帮助的背景介绍。
J：元理论的问题是关于规范性的：理论方法如何能够涉及一种目的论，而这种目的论的来源是规范性的理想或渴望。因此，在TC对多维的批判中【在《尾注》第一期中译为《规范历史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本质》[25]】，这是指多维的观点，即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本质，它只需要通过历史来实现自身。也许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这种自我实现会采取什么形式，而且多维也不是 TC 说成的那种教条主义者，但它的含义是，多维不是以一种中立的方式（如 TC 声称自己在做的那样）来审视当代各阶级力量的潜力和局限性，他在对斗争的分析中投射了一种正在自我实现的共产主义的跨历史愿景，而这种愿景已经隐含在马克思1848年（或1860年代，无论你认为那种构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的共产主义构想中。多维为无产阶级本质的观点辩护，认为它是关于资本主义阶级力量本质的跨历史真理，暗示共产主义潜藏在这一本质之中。
在遇到TC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借鉴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倾向，为类似的观点辩护。与此同时，TC似乎有点天真地认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规范框架，他们对客观、中立方法的愿景没有受到他们自己的本质主义的影响。的确，他们的观点带有结构主义的气质。他们没有直接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但显然被他创造的环境影响到了。因此，大多数接触过TC的人，熟悉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人，都会闻到一种新结构主义的味道，类似于1970年代末全盛时期的那种伪科学的、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
因此，我们受到了他们非规范化方法的影响，但并没有完全被说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与多维的辩论有一种宽广的气度，这是我们在左派内部遇到的许多其他辩论所严重缺乏的：它涉及一切，革命历史、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关于共产主义思想本质的元理论问题。所以我们发表了那场辩论，因为我们觉得，无论对这场辩论各方有什么看法，这毫无疑问就是我们想要进行的那种辩论。【……】所以我们出版了第一期，因为它是我们所追求的优质理论辩论的典范。【…】
三、《尾注》第二期：贫苦与价值形式（2010年）
T：本书翻译了第二期的两篇文章：《共产化与价值形态理论》和《贫苦与债务》。产生这两篇文章以及整个第二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J：可以说第二期才是第一期，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至于社会背景，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显然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它塑造了我们对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解。第二期是我们首次尝试通过各种文章来理解2007年发生的事情，包括导言《阶级关系中的危机》，以及《贫苦与债务》、《关于新住房问题的说明》——所有这些文章都试图用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的主题和我们刚刚接触到的新观点来思考这场危机。其中一些新观点是由当时刚刚加入的【B.和另一位新成员】提出的。【B.】 你还想说点什么吗？
B.【第一期出版后加入的《尾注》成员】：我觉得那一刻真的很有趣。就像你们有一个在第二期之前就有的历史悠久的团体，但我觉得你说得没错，2007-2008 年的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这些【群众】运动，使人们走到一起，并对第二期的成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许我们应该谈谈与TC的辩论和《贫苦与债务》的出版之间的关系。【J】，你认为我们围绕危机理论重读马克思与我们与TC的辩论有什么关系？
J: 我得说，我们在共产化问题上，以及用TC的语言和它论战上已经走得够远了。【……】有一种感觉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思考危机和共产主义时拓展我们的视野。《共产化与价值形式理论》一文就是这种感觉的一种表现，它其实就是在说：“这确实很有趣，但还有很多其他传统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其中之一就是德国传统，我们有兴趣看看围绕TC和共产化的争论是如何与这些在法语讨论中被忽略的理论倾向相联系的”。【…】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危机本身的性质，它的原初性质这一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显然处于一个新时代。因此，我们需要借鉴历史理论，甚至是经济理论，以及TC可能没有接触过的其他关于危机和历史的理论。其中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理论来源是通过【B.和另一位名为 M. 的新成员】获得的。
B：是的。我们理解TC关于这个危机的理论成果其意义的一种方式是，他们有“阶级关系再生产危机”理论，而我们试图证明马克思中存在着思考这一危机的资源，但并没有被TC所利用。这与我和【M.】一直在做的工作有关。我们一直试图表明，有一种阅读马克思的方式，不仅仅是关于周期性危机和周期性衰退，而是关于一种长期的趋势，一种长期转型的轨迹。当你阅读《资本论》第一卷后面的章节时，你会得出这样的理论，即马克思认为该体系的长期趋势一方面是产生过剩人口，另一方面产生过剩资本，他在第三卷中对此有更多的论述。因此，我们【在《贫苦与债务》中】发展了这一整套理论，并将其与资本主义技术发展的特殊理论联系起来：这种趋势被我们称为 “技术棘轮效应”，即随着旧产业的消失，新产业不断诞生，但新产业的诞生使用的是过去产业中已经开发出来的技术。因此，不仅仅是一个行业取代另一个行业，而是这些行业在技术上不断被向上推动，以吸收更少的劳动力和资本。
然后是【《贫苦与债务》的】第二部分，我们谈了为什么这一理论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适用——为什么他对1870年代的预言未能成真。我们谈到了我们称之为“基设衍生产业”（infrastructural industries）的历史，即在19世纪末工业是如何转型的，以至于它实际上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而不是驱逐它们，这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我们追溯了从1870年到1970年这一漫长的工业化时期，马克思曾预期出现去工业化，但在1973年之后，马克思所分析的这一长期趋势终于成为现实。因此，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但却推迟了一百年。与此同时，在这一百年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发生了变化，以适应这个基本预言没有实现的事实。因此，我们认为你现在必须回到最初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所预期的，实际上它正在成为现实——马克思确实是去工业化的理论家，但它才刚刚发生。
这就是【《贫苦与债务》】，它以一种阴暗的语调结束：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作为多余的劳动力后备军，这些过剩人口将被如何管理。【第二期出版后，】我们被错误地理解为认为这些过剩人口将成为新的历史主体，好像我们采取了一种法农主义（Fanonian）[26] 的视角 ，认为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主体。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否是对法农的准确解读，但这就是我们被认为在倡导的——一种黑豹党、法农式的视角，将过剩人口视为革命主体。因此在后来的文本中，尤其是在《一个相同的贱斥主体？》[27]中，我们试图澄清，我们并非宣称有一个新的革命主体，而是试图指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的分解[28] ——不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说革命是不可能的，而是说这种分解是根本性的。与其说无产阶级的碎片之一正在成为新的革命主体，不如说碎片化本身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这一时期的核心特征。
我们提出的部分论点是从TC那里得到的，即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再可能肯定无产阶级或将无产阶级视为革命变革的积极力量的时代。我们的目标不再可能是统一工人阶级和建立工人社会，因为一旦出现这种分解过程和大量过剩人口的出现，那么这个阶级中仍在增长的部分就会以这种消极的方式进行（阶级分解），【这只会加剧这个阶级的分裂，并阻止任何一部分在任何肯定性意义上占据领导权的地位，从而指向革命】。
【《一个相同的贱斥主体？》】所做的另一个澄清是，我们在【《贫苦与债务》】中从未说过过剩人口不工作，但我们经常被解释为好像我们是在说过剩人口被完全排除在市场关系之外。实际上，我们认为，过剩无产者以各种方式被包括在内，只是被显著地缩减了，要么工资较低，要么工作断断续续，要么在非正式行业中做自雇人士。我们展示了甚至马克思对过剩人口的不同部分进行的清晰分析，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工作，这又是如何将他们与“贫民”——根本无法再工作的人——区分开来的。
T：您能否澄清一下，“过剩人口”是指无产阶级的一个特定部分，还是指整个无产阶级的一种普遍状况？
B：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将其理解为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在一些社会中，比如在欧洲，实际上在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地区，也许包括中国，都在努力保护一部分工人阶级，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不至于处于不安全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就业是有保障的，而另一部分人的就业则是过剩的、无保障的。因此，各国试图通过这些方法来处理超员问题，即在内部和外部群体之间划定明确的界限。 但在其他社会，如美国，以及以不同方式存在的全球南方的部分地区，并没有为此做出的努力，因此超员的状况在人口中更广泛地蔓延开来。当你遇到很多人在找工作却没有足够工作的问题时，社会一方面可以尝试通过政策来解决，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工人和资本之间的斗争来解决。根据处理方式的不同，在一些国家，超员的形式以更分散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普遍的不安全感、收入中劳动份额的下降等，而在另一些国家，超员则更多地集中在特定人群中。然后，这还会涉及到【J.】更为了解的其他维度，比如种族化。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被特别降低为过剩状态的部分也会以其他方式被种族化或边缘化，例如被识别为特定的种族群体。【…】
四、《尾注》第三期：性别、种族、阶级和其他不幸（2013 年）
T：虽然中文版不会收录关于种族化的文章（《资本主义平等的极限点》），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谈谈这篇文章，以及收录在第三期中的另外两篇文章：《性别的逻辑》和《盘旋待降》。但首先，您能否更概括地谈谈这个问题？
J：嗯，第三期的指导思想是，我们从应对危机本身转向应对危机后出现的新斗争。在第二期中，只有《梦工病患者的调查》在某种意义上涉及到了一场斗争，但实际上整期都是在用这些宏大的历史术语和理论术语进行讨论，而第三期则是我们试图对危机中出现的政治表现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政治表现形式相当滞后，但第三期也是滞后的。我们是在“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开始之后出版的。
B: 两篇大文章分别是《盘旋待降》和《水涨船高：危机时代英国的抗争》[29]。《盘旋待降》是一篇广义的历史性文章，以超脱的方式概述【不同国家的斗争】，而《水涨船高》则是一篇非常集中、主观地描述【2011年】伦敦骚乱的文章。
对我来说，《盘旋待降》是《尾注》终于结晶为“我们时代的理论”的一篇文章。在之前对危机的分析中，我们一直在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过剩人口的倾向，而在《盘旋待降》中，我们试图理解过剩人口的存在是如何改变斗争的。我想，如果当时我们能够接触到稍长的历史轨迹，我们就会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研究这些影响，但在那篇文章中，我们真正关注的是【2010-2013年】。而我们特别锁定的目标是，斗争是如何围绕两个群体的不同利益和观点展开的：【一方面，】有稳定工作的工人，他们的斗争试图抵御被裁员或丧失权利和工作条件等各种进一步损失；【另一方面，没有稳定工作的无产者，他们】往往以更大的数量出现在斗争中，要求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并不是说他们有可能失去什么东西，而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包括在内。
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斗争因这些群体需要合作而发生变化的方式，以及为了合作，他们必须克服各自的特殊性这一事实。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运动中不稳定、无保障、多余的这一部分压倒并改变了有保障工人的斗争。我们认为，在2010至2013年期间的所有这些斗争中，存在着一些趋势，暗示着斗争可能的未来，正如《扬弃》和 TC 所分析的那样，我们在阿根廷【2001年经济危机后的全国总罢工、暴乱和工人接管工厂中】首次看到了这种趋势[30]。
但这些斗争的问题在于，国家通过危机管理技术，阻止了危机演变成萧条，因此遏制了危机。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论点，最初在一篇名为《紧缩的两个方面》的博文中提出[31]。这个想法是，国家花费了大量资金来阻止危机进一步蔓延，但后来国家开始担心，花这么多钱会危及系统的长期健康，所以国家花费了大量资金来阻止萧条的到来，同时对社会服务实施紧缩。这显然是许多无保障就业、无工会组织的工人所苦苦挣扎的原因，正是他们在经历所有这些削减。根据我们的分析，危机管理在这一时期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意味着，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国家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这一观点上。实际上我们认为，考虑到国家所面临的限制性条件，国家的行为是相当理性的，但反抗运动却认为国家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在花费大量资金【例如救助金融机构】的同时，却让无产阶级受苦，把危机推到了工人的身上。因此，本应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变成了国家、民主、代表权等方面的危机。
T：好的，现在我们来谈谈《性别的逻辑》。几年前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中文时，【B.】曾就此做过几次演讲，也许你现在可以总结一下？
B：《性别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TC关于性别问题一系列文章的回应[32]。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社会有两个基本矛盾【：一个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另一个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性别的逻辑》的两位主要作者之一M.】以及我们其他人曾与TC就“矛盾”一词的使用展开过争论，“矛盾”一词最终是毛泽东式的，但也是阿尔都塞式的，意指 “对立”（antagonism），并试图描述社会中有多少对立或有多少矛盾[33]。当然，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你要说除了阶级对立之外还有一种基本的对立，很难想象不说种族也具有这种特征。TC拒绝了这一观点，但他们不仅否认了这一点，而且似乎对参与这场辩论并不感兴趣。实际上，他们似乎对这种批评相当不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最终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种族主义的著作。【…】
因此，这种与TC的非辩论鼓励了我们对这些性别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1970年代以来女性生活的巨大转变。女性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少，她们现在越来越多地终生参加工作，但她们仍然面临着所有这些与性别相关的不利因素：她们的工资比男性低，工作更不稳定，做家务更多，离婚对女性收入造成的灾难比男性大得多，等等。因此问题在于，1960到80年代，从家庭主妇角色中解放出来的女性为何没有获得更广泛的解放。这篇文章关注的问题是，女权主义者思考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主要是在1960和70年代在法国、美国和意大利形成的，这些方法的前提是家务劳动是特殊的，与其他形式的工作是分开的。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这种区别存在于第二波女权主义和那个时期各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早期概念的核心之中，但它对我们今天并无用处。在这些较早的理论中，生产与再生产、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公共与私人之间存在着核心区别。公共和私人这两个词的使用总是有点奇怪，因为私人被用来指私人家庭，而公共则包括私营经济。问题是，在1970和80年代的发展过程中，原本由家庭主妇在家中从事的大量所谓“再生产工作”，现在越来越多地在私营经济中通过有偿劳动来完成。在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中，妇女外出工作，获得了专业职位，然后开始雇佣女佣来从事再生产工作，比如照顾孩子，因此现在很多这种工作都是以市场为中介用新的方式完成的。因此，文章提出了一种更准确的方法，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妇女已成为劳动力市场正式参与者的时代，性别依然存在。【…】
马克思有这样一种观点，工人的报酬低于他们在工作日所生产的价值。因此，在劳动和劳动力之间， 或者在劳动时间和劳动力之间，存在着这种区别。马克思的意思是，工人的工资足以购买一篮子商品，将工人再生产为工人，以便他们第二天能够再来工作。《性别的逻辑》谈到的问题是，这样的转变实际上必须在某个场所发生，即工人的工资可以购买所有这些商品和服务，但它们必须通过家庭生产进行转变，才能真正再生产出劳动力。因此，这种类型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基础，但并不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文中试图通过描述两类活动来弱化早期模式中非常明显的区别：“直接市场中介”（DMM）的活动，即用金钱交换工作或产品；以及“间接市场中介”（IMM）的领域，其中有许多活动依赖于所有这些市场活动，或者与它们有所互动，但其本身并非直接以市场为中介，因此不涉及用金钱交换工作或商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想法是，间接和直接以市场为中介的活动都是劳动，只不过IMM是无偿劳动，而如果所有劳动都是有偿的，那么性别则会更加平等。于是就有了名为“家务劳动工资”的运动，以实现这一目标[34]。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后，很多以前的家务劳动都变成了以市场为中介，这不仅体现在人们开始雇佣女佣在家工作，还体现在他们现在会购买更多预制饭菜、支付托儿费等。还有很多以前是家务劳动的工作，现在通过公共系统、政府中介的育婴所所或托儿所来处理。因此，这篇文章对DMM工作和IMM工作进行了区分。DMM工作从属于价值规律，是被标准化了的，人们努力改进这种工作，使其更有效率、更可衡量，因为你要为人们工作的具体时间付费；另一方面，IMM的工作没有工资，是由人们在空闲时间完成的，它不需要有效率地完成，因为没有人直接为此获得报酬，所以它没有同样的限制条件，价值规律也不在这个意义上运作。
甚至连什么算是工作的界限都很难说。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包括刷牙、锻炼、运动或与孩子一起玩耍等事情，因此很难说这些活动中哪些部分是真正的工作，哪些不是。但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回答这些问题或找到确切的界限。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概念语言，让我们能够区分哪些工作是独特的、可衡量的，哪些工作是模糊的、难以界定的。
然后，文章描述了这一领域中发生的转变，许多以前属于IMM的活动是如何变成DMM的，因此，许多以前与女性相关的活动，如育儿，现在以另一种方式进行，使其“非自然化”（denaturalizes），因为它们只是有偿工作，而不是女性专门的工作，尽管它们仍然高度女性化。因此，这篇文章试图理解面对这种转变时，性别持续存在的不同方式。为什么性别依然存在？它试图捕捉这样一些方式，即尽管发生了这种转变，许多以前未被市场化的活动被市场化了，但女性仍然被束缚在这些活动之上的各种方式。
T：除了更准确地解释性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作以及它在历史上的变化之外，你认为这部作品的政治意义是什么？
B：【……】当时，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ylvia Federici）[35] 就紧缩措施展开了一场辩论，讨论了许多以前通过国家中介职能完成的活动，如教育、儿童保育、医疗保健、老年人护理等，现在都在经历紧缩预算的削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许多原本不由妇女负责的活动，现在又变成了由她们负责。对此，一些作者开始说：“我们正在赢回这些事情！”——似乎他们对非市场调节活动有正面的构想，他们认为女性重新承担起这些照顾性的角色是件好事。费德里奇与这一阵营有关联，不过我不确定她是否真的在书中坚持这一观点。
无论如何，对于《性别的逻辑》一文的作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它与这些关于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的概念上的区分和观念有很大关系，而作者认为它们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事实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女性正被迫回到这些传统角色中。作者将这一过程称为“贱斥”（abjection），即被迫恢复不平等和较低的地位，不得不从事大量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被推回到这种家庭角色的经历。因此，这就是(这部作品的)直接政治含义：反对某些形式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所有这些理论，如生态女性主义，都对女性的再生产活动有更积极的构想，声称问题只是社会对这些活动不够重视，现在我们需要改变对它们的态度。《性别的逻辑》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否定了这些活动的积极意义，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即使没有工资，也与其他活动一样。
这也是那一期《尾注》中更大的行动的一部分，也就是指出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消除无产阶级内部旧形式的差异和对立。马克思有这样一个观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融化成空气。”这些基于语言、种族、性别的内部对立，随着资本主义巨轮的前进，随着现金关系（cash nexus）的发展，都会逐渐消融。但与这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反，《尾注》有志于研究资本主义是如何复制、改变甚至创造新的内部对立的。这是我们政治项目的一部分，如果你可以用政治这个词的话——说无产阶级内部存在这些对立，而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克服，这是非常有争议的。或者用TC的话来说，人类的统一只有通过面对并超越 “阶级归属” 才能实现，所以阶级归属最终也会成为阶级斗争本身的一种障碍。【也就是说，无产者最初是通过围绕“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而团结起来的，但是这种认同及其相应的制度最终会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障碍，因为共产主义需要消灭阶级社会和一切阶级的存在。】《尾注》希望扩展这一概念，指出种族、性别角色、所有这些其他社会类别都可能会——事实上在 “广场运动”（the movements of squares）[36] 的背景下已经发生——成为推进斗争的障碍，因为这些社会类别会使人们相互分裂。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构成问题”（the composition problem）的更广泛分析的一部分[37]。我们试图思考，资本主义再现、甚至强化和激化的无产阶级内部所有这些不同的对立，将如何成为斗争中团结的障碍，成为把工人阶级组成一支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力量的障碍。
J: 但我要提出一点警告：我认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撰写关于性别和种族的文章时，确实试图得出一个规范性的政治结论，即在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能解决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问题，部分原因是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说：“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革命！”但我认为，我们试图避免一开始就得出一个规范性的政治结论，从而影响我们对此的假设。我们试图就性别在资本主义中的角色提出一个开放的、非规范性的问题。虽然我们在某些问题上与TC有强烈的分歧，但这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他们对历史的特殊解读，或者他们对性别的特殊解读。因此，虽然【B.】所指出的政治结论是存在的，但我们更像是在回顾过去，思考这些结论可能是什么，但在当时，我们并不打算就性别问题提出某种政治路线。
T：构成问题的另一部分，也是另一个被提到的对立是种族问题。两位能否总结一下第三期中的《资本主义平等的极限点》（书中未收录），然后谈谈第四期中的《布朗诉弗格森案》（书中有收录）？
J：在第三期中，我们试图将种族、性别和阶级作为身份来讨论，并试图思考它们所蕴含的不同类型的身份政治，但与此同时，我们恰恰并不是说它们在任何意义上是相互之间的结构性镜像。这些概念所指向的社会分化，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我们如何解释它们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在如何克服这些分化的政治结论上，也许也会大相径庭。但重点还是在这里：我们如何理解这些语言在今天所表达的政治的形式，及其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或历史逻辑可以解释这些明显的分歧？因此，在谈到种族问题时，我们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在克里斯·陈（Chris Chen）的《资本主义平等的极限点》中，我们用相当松散的理论术语对其进行了勾勒，然后又在《水涨船高》和《布朗诉弗格森案》中对其进行了分析解读。
首先，我们思考种族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在范围上既不是跨历史的，也不是跨国的。从种族不平等的成因在不同环境下可能大相径庭的意义上讲，我们无法对其进行跨国思考。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找不到种族不平等的原因，或者我们可以尝试将某些版本的民族或宗教分裂纳入种族不平等的框架，但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将种族、民族、宗教等之间的区别混为一谈。因此，当我们试图解释种族不平等时，我们需要考虑到更多的历史偶然性，所以我们在《布朗诉弗格森案》和《资本主义平等的极限点》中关注了美国的特定种族历史，而在《水涨船高》中关注了英国的情况。诚然，这种历史特殊性通常可以与我们在《贫苦与债务》和其他著作中提出的过剩人口理论联系起来，但这并不能归结为过剩人口理论，因为并不是在任何地方出现过剩人口，就一定会出现形式相同的种族问题。种族分化的存在也并非总是反映了过剩人口的动态。例如，19世纪的美国就完全不是这样：在这样一个奴隶制社会里，种族不平等的逻辑根本没有映射到过剩人口上。从定义上讲，几乎没有过剩的奴隶。如果说我们可以对种族问题进行概括的话，那么种族问题似乎是后殖民、后奴隶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是（通常是前殖民地的）移民劳工，还是由较长的歧视历史所界定的下层阶级，都可以映射到过剩人口的动态上，而这种动态则成为去工业化和后期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布朗诉弗格森案》中，有一段重要的引文出自1960年代的一位毛派学者，他试图想象去工业化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他以一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推测使用监禁来管理过剩人口，但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他的框架内，无法想象利用监狱来管理美国日益严重的种族化过剩人口问题。对我们来说，这确实很有启发性，因为这表明当时的逻辑还不存在。在1960 年代的美国，在就业率相对较高的背景下，这种逻辑是不可想象的。许多人试图将过剩人口作为美国种族化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框架或描述来思考，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克里斯·陈在《资本主义平等的极限点》一书中给自己提出的挑战，但他所表明的是，我们可能会因此而忽视产生种族化的实际历史动力。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曾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讨论过过剩人口理论：《贫苦与债务》、《自发性、中介、破裂》、《一个相同的贱斥主体？》——但在《布朗诉弗格森案》中，我们将这些内容映射到美国历史的具体情况中：美国黑人的经历之中究竟是什么导致过剩人口被编码为黑人？相比之下，《水涨船高》则讨论了英国黑人的经历及其不同之处。然后，在《前进吧，野蛮人！》一文中，我们将这一切与美国当代废奴政治联系在一起，思考当今废奴政治与早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浪潮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文章中没有一篇可以被描述为提出了关于种族的一般理论。
T：《资本主义平等的极限点》有时被认为提出了一种特定的种族化理论。
J：是的，这本书很有意思，因为作者克里斯·陈对种族概念采取了一种“取消主义”(eliminativist)[38] 的方法。他只在引号中使用种族概念，因此对试图在我们的语言中将种族自然化或实体化的做法采取强硬立场。他建议我们退一步扪心自问：“当我们采用种族概念时是否在复制种族主义？”【…】在他后来的文章中，我注意到克里斯在提到“种族”或种族术语时不再总是使用引号，但在那篇文章中，克里斯通过从根本上拆卸其模架的方法来将种族概念问题化，他谈论的是种族化的过程，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种族”或“种族主义”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把他的立场描述为消除主义，尽管他使用的术语是“废除主义”，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试图废除种族概念，而不是像许多种族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把它当作一种可能有自己逻辑的东西，一种可能“有自己生命的东西”。【…】这意味着种族总是在变化之中。种族的界限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作为组织和安排社会生活的手段，种族总是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政治背景。因此，要提出一种能够解释种族压迫的具体动态的广泛理论要难得多。
五、《尾注》第四期：分离的统一（2015 年）
【编按：第四期中的《一部分离的历史》是按照第三期社论中勾勒的思路对“阶级”这一范畴进行研究的地方——不是作为逻辑上的“矛盾”（马克思仅在黑格尔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描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内部各群体之间的社会性“对立”，类似于种族和性别，具有基本的结构性位置，但也因时因地而异，涉及身份政治的各种因素。】
B：为了理解《一部分离的历史》，需要将它放在一个更大项目的构思背景中，我们称之为《昨天——今天——明天》。
J: 这个标题是根据【德国工委共产主义者】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39] 的一篇【名为《马克思主义：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文章改写的[40]。
B：原本的想法是，我们要写的这篇文章有三个部分，然后每一部分越来越长，最后“昨天” 变成了《一部分离的历史》，“今天” 变成了《盘旋待降》，以及“明天” 变成了《自发性、中介、破裂》[41]。有趣的是，关于“今天”的《盘旋待降》是作为第三期首篇文章发表的，关于“明天”的《自发性、中介、破裂》是同一期最后的一篇文章，而关于“昨天”的《一部分离的历史》需要等到第四期才能发表（尽管我们在第二期中称之为“即将发表”的）——所以“昨天”在“明天”之后。如果你还记得我在描述《贫苦与债务》时，它的结构是这样的：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将会发生的事情有一个预言，那就是去工业化和过剩人口的膨胀。然后在1870年到1970年之间，资本主义发生了不同的转变，出现了新的工业化时期，基设衍产业兴起，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从1870年到1970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工人运动的任何其他经验。然而从1970年起，它再次适用。
因此，在《昨天——今天——明天》中，我们的想法是，《一部分离的历史》涵盖了1870年至1970年这一时期，当时马克思是错误的，《盘旋待降》涵盖了马克思所想象的危机的趋势和斗争的重新出现，最后《自发性、中介、破裂》试图描述未来的斗争会是什么样子，以及革命如何能够从斗争中产生，而这些斗争并不具有1870至1970年期间工人运动所具有的那种制度特征。因此，我们看到了工会和政党的积累和硬化、僵化。我们的想法是，这些东西今天正在瓦解，而明天它们与将要发生的斗争类型的相关性就会大大降低。【…】
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脑中的《尾注》版本——这不一定是《尾注》里其他人对此项目的构想，但至少是我和【J.】两人共同的构想——从写作《一部分离的历史》到发展出这一跨越这些文本的完全整合的理论，是完整的《尾注》理论。它从头到尾都是末日般的，通过类似《圣经》的、弥赛亚式的视野来解释整件事。【…】我们花了数年时间为 《一部分离的历史》收集资料，我们仍在计划将其写成一本书。
我们最终关注的问题之一是，马克思对1870至1971年这一时期的看法有两点是错误的。一个是关于农民的持续存在。这是他后期发现的东西。在他晚年的著作中，他逐渐认识到，没有必要从以农民为基础的农业过渡到资本主义农业，因此阶段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去世后，全球农民持续的时间比他想象的要长很多。我们借鉴了塔马什（Gáspár Tamás，现已去世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等人的观点，表明农民的持续存在也涉及旧制度精英（如土地贵族）的持续存在。这不仅给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问题，也给工人运动带来了问题，因为这些旧制度精英往往不想把自由主义的自由扩展到工人阶级。他们希望严格限制对政治进程的参与。因此，工人运动最终不得不为促进自由主义自由而斗争，而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主义自由本应随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扩张而自动到来。这是托洛茨基和其他人写过的东西。
另一大趋势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工业化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比马克思想象的更具可持续性。它似乎开辟了一条通往这样一种思想的道路：被排斥的无产者反抗社会并创造新世界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实际上那个工业化时代存在着很大的空间，可以让工人融入经济体系。我们的主要观点是，尽管工业化比马克思所预言的要强大，但它比工人运动所需要的要弱，而工人运动需要的是产生它所追求的那种政治力量。 因此，工人运动成为更多工业化和进一步推动工业现代化的倡导者。因此，我们的论述同时借鉴了雅克·卡马特（Jacques Camatte）[42] 和TC并追问：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如何成为如何实现工业化的理论的，工人运动又是如何不仅成为这一进程的初级伙伴，而且成为它的实际组织者的。我们追溯了这段历史，文章的不同部分涉及不同的方面，但总体上追溯了工业化时代工人斗争的发展轨迹，以及工业化时代的终结对工人战略的影响。
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历史相比——例如我刚刚读了迈克·麦克奈尔的一本名为《革命战略》的书[43]，它成为了新考茨基主义（neo-Kautskyian）理论的基础——你在那里和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左派中看到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真正的革命战略是通过左派政党和工人阶级运动的经验来揭示的。人们经常假定的是，存在着这种恒定的静态背景，我们正在进行着我们一直在进行的同样的斗争。因此，我们的目标就变成了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出今天的正确策略。相比之下，就革命战略而言，《一部分离的历史》所做的是向人们展示，实际上每次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一种世俗的变革一直在改变着资本主义，改变着工人所经历的斗争，也改变着工人运动所面临的战略问题。我们表明，任何将革命理论建立在对过去革命活动最成功的分析之上的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在结构上是闭塞的——它阻止了这些理论的制定者认识到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T：一篇关于《一部分离的历史》的评论将其描述为对工人运动的 “身份认同政治” 解读。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B：是的，马克思主义者想把阶级的概念说成是与身份不同的东西，身份只是工人表面上的认同，而阶级则是他们存在的深层本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人运动是近代除民族主义之外规模最大、最成功的身份认同运动。正是这些分析所假定的工人身份认同的意义和吸引力，实际上是必须被建构起来的。是的，这就是这篇文章的一大主张：我们应该把工人身份的构建理解为一种共同的阶级视角，理解为一种必须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预先存在的本质。
J：不过，这也有可能被误读。我觉得第三期的社论很可能就是这样被误读的，因为有一行我们谈到了这一期的主题：“性别、种族、阶级和其他不幸”。人们可能会把它理解为，这些都是可以互换的类别，都只是身份的类别。但我认为，《一部分离的历史》应该清楚地表明，我们并不这么认为。虽然工人运动应被理解为一场产生了工人集体身份的运动，但这并不是说阶级仅仅是一种身份。【…】
B：是的，阶级也是一种结构性位置。但在政治意义上，它采取的是一种身份的形式，至少在那个历史时期，我们甚至没有说所有时代都是如此。它在工人运动的时代是真的，它是围绕着对阶级身份的肯定而专门组织起来的。我认为这种分析上的区别很重要。
T：社论【和上面讨论的那些文章】还说，性别和种族也不仅仅是身份，对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阶级是一种真实的、物质性的位置，而性别和种族只是表面上的身份，但 《尾注》的意思是，它们三者既是身份，也是资本主义中的结构性位置。
J: 但也是非常不同的结构性位置，对吧？人们很容易将结构性位置的概念视为可以互换的，而这是我们不会接受的。
B：我们在那里也试图做的一点是（其实我们本打算写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来得及），我们提到了马克思对”矛盾”（contradiction）和“对立”（antagonism)之间做的区分，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44]。尤其是毛泽东主义者，然后是阿尔都塞（Althusser）通过毛主义，都将 “矛盾” 和 “对立” 当成同义词，这样就可以谈论“阶级之间的矛盾”。我们与TC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因为马克思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矛盾” 一词。马克思是从黑格尔的传统中走出来的，在这个传统中，”矛盾” 实际上是一个逻辑范畴，所以你可以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描述为矛盾的，因为它建立在一种无法解决的内部矛盾之上。在这一体系的组织核心存在着逻辑矛盾，它表现为社会无法解决的紧张关系。【…】这种系统性矛盾具有一种趋向于【系统】解体的动力，进而转化社会内部的对立。因此，你可以有一个矛盾指导着这个矛盾的社会，但它可以表现为一系列的社会对立。
我们谈论【阶级、种族、性别等对立之间的关系】的另一种方式是，资本主义的这些结构性特征使工人产生分化，对吗？【…】马克思明白，人与人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将倾向于消除这些差异，并使阶级成为一个人的经验中最显著的方面。我不知道马克思是否认为存在一种可确认的工人阶级身份，但这被认为是工人运动的基础。但真正发生的事情是，资本主义改变了工人阶级内部很多分裂和差异的来源，它并没有根除它们。因此，我们认为需要有一种理论来解释工人阶级内部所有这些差异的持续存在和结构性转变。
你可以在第三期的社论、《性别的逻辑》和《一部分离的历史》的序言中窥见我们与TC的关系，总结这种关系的一种方式是，我们继续与TC对话，试图解决【我们在他们的框架中看到的】问题。
J：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仍然试图在从TC那里学到的、我们认为具有启发性的路径的范围内开展工作。对我们来说，TC理论的启发之处恰恰在于，它将我们从《扬弃》的理论方法强加给我们的一些束缚中解放出来，尤其是TC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学方式。新的理解资本主义的方式就是我们在第二期中所说的“移动的矛盾”[45]。而第四期中《一部分离的历史》则是关于TC应用这些范畴时的局限性。因此，我们试图通过细读资本主义历史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既试图将TC历史化，也试图将我们自己的时代历史化，因为2007年的危机迫使我们思考生活在一个新纪元意味着什么。但与此同时，TC也从他们自己的历史关注点转向更加跨历史的性别概念，以及在他们关于性别的文章中所表达的“双重矛盾”的观点。因此，我们在第三期的社论和《性别的逻辑》中指出，他们正在发展的这一新理论实际上忽略了在此之前我们认为他们理论中最有趣的地方，因为它离开了资本主义历史化的领域，而转向了这种更加抽象【的理论，这种理论】更加依赖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T：【B.】，你提到了《自发性、中介、破裂》是作为系列的第三部分构思的，包括关于过去的《一部分离的历史》和关于现在的《盘旋待降》。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将这篇文章收录到书中，但既然这篇文章如此重要，您能否为我们总结一下？
B：【……】《自发性、中介、破裂》部分是关于【反驳】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曾被错误地认为（例如在《贫苦与债务》中），未来的斗争与过去的斗争不同，大多将采取暴动（riots）的形式。我们被理解为，在从1870到1970年漫长的工人运动时期，早期的斗争是通过工会和政党组织起来的，但随着这些中介形式（mediating forms）的瓦解，我们将迎来无中介的暴乱斗争。因此，正如我们必须反对过剩人口可以成为新革命力量的观点一样，我们也必须反对暴乱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无产阶级抵抗的革命原型】形式的观点。诚然，我们写过关于暴动的文章（例如《水涨船高》），但真正读过那篇文章的人都不可能把它理解为对这种形式的颂扬——它讨论的完全是关于【暴动】作为一种【斗争】形式的局限性。
因此，《自发性、中介、破裂》分析的是，在没有工会和政党等现有中介形式的情况下，斗争如何组织起来。我们感兴趣的一种思考方式是，斗争如何产生新的策略，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斗争内容。我们感兴趣的是，斗争如何创建组织来推动自身的斗争。我们的分析得出了两点结论：
其一，我们对某种非常简单的博弈论产生了兴趣。有一种叫做“迭代囚徒困境”（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的博弈论，【在这里似乎是相关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工人们想要采取行动，但觉得自己无法行动，因为不知道其他工人是否也会一起迈出这一步。他们不敢独自行动，而且独自行动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这只会让你坐牢或丢掉工作。因此，工人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斗争，或者在暴动或其他通常被称为“自发斗争”的形式中，都会面临协调问题，但我们试图将其理解为自由斗争。这不是一种机械的反应。它是一种不可预测的东西，因为它以人的自由为基础，而且有时人们可以就地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通常会在诸如有人被杀或裁员等触发性事件发生时这样做，但并不是每个触发性事件都会这样做。【……】但是，当人们在这些条件下开始斗争时，他们会学会相互信任。参与斗争的人越多，其他人就越觉得加入斗争是安全的，他们就越愿意走得更远。因此，新战术、新组织形式和新内容的发展是随着人们开始相互信任、更多参与而动态发生的。
这篇文章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来自吉尔·多维的观点，也来自人们在极左传统中思考共产主义的另一个悠久历史，即工人为了在资本主义中开展斗争而建立的组织形式，反而成为了社会革命转型的障碍。一旦斗争达到一定程度，工人为开展斗争而建立的组织就会经历这个我们称之为 “党派化”（partisanization）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会分裂，一部分成员试图保留组织，以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开展斗争，另一部分成员则试图推翻资本主义，进入新社会。因此，我们试图从理论上分析这些斗争如何在这个新时代出现，如何发展自己的组织形式，以及在斗争的高潮，在他们的组织内部，如何出现破裂。
六、《尾注》第五期：激情与利益（2019 年）
T：在这本书翻译的第五期的文章是《世界公社的剪影》和《家庭会被消灭吗？》，这两篇都是“收录文”（intakes）【非成员撰写的文章】，也许你可以更笼统地谈谈这一期。为什么它与其他刊物如此不同？
B：关于这一点，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都在变老，必须努力生存下去。很多职业变动、疾病和悲剧都拖慢了我们的脚步。这也是第五期最终收录文较多的原因之一。
J：关于集体写作与我们所说的 “收录文” 之间的关系，我可以在此说一点。实际上，这个词来自《扬弃》。在《扬弃》中，我们会集体撰写大部分文章，因此《尾注》的集体写作过程也是从《扬弃》延续的方面。然后，《扬弃》会有一些 “收录的” 文章，这些文章来自我们联系到的或联系到我们的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不是编辑组的成员，但他们希望为这个项目做出贡献。
在《尾注》第五期中，“无阶级社会之友”[46] 是我们认识已久的一个团体，可能在我们创办《尾注》之前就认识了。他们的作品在我们的网站上发表过几篇英文译文，他们的作品在我们的网站上发表过几篇英文译文。我们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了几篇他们作品的英文译文，他们也把我们的作品翻译成了德文。因此，我们有理由翻译并发表他们长期理论探索过程中的这一重要总结【即《世界公社的剪影》】，其持续时间与《尾注》类似。
米歇尔-奥布莱恩（Michelle O’Brien）的《家庭会被消灭吗？》以 《性别的逻辑》为基础，继续与一位不在《尾注》中，但对我们所做工作非常认同的人进行对话。米歇尔在撰写这篇文章时也大量借鉴了《一部分离的历史》。
第五期中的其他文章也有明显的连续性，例如贾斯珀-伯恩斯（Jasper Bernes）的 《革命动机》反映了我们一年来的讨论，包括他早先发表的文章【第三期中的 《物流、反物流与共产主义前景》】[47]。因此，这些人都与 《尾注》 进行过对话，有时甚至是几十年的对话。【…】
T: 你们刚也提到了《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这是第五期为数不多的集体创作的作品之一。关于这篇文章，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也许与【未发表的文稿】有关，即从实际意义上讲，今天做一名共产主义者意味着什么？
B: 【在《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和未发表的文稿中，我们探讨了】斗争中的低潮理论，当【斗争没有连贯性，革命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前景时，】在这样的时期，你如何保持自己，继续思考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作品的主要观点之一是，斗争必须解决以前没有解决过的问题。因此，当出现新的斗争时，就意味着有可能创造出新的东西，包括新的策略、新的内容、新的组织形式，从而将事情推向更高的层次。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你是由过去的斗争时代形成的，但你又试图介入新的斗争时代。因此，参与新的斗争，并利用自己的经验以可能导致其动力溢出的方式参与其中，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但总有一种危险，那就是你从过去汲取了错误的教训，并将其应用于截然不同的现在，从而使你的贡献变得无效甚至有害。因此，我们有一整套关于斗争参与的理论，但同时也在努力让人们明白，未来的斗争将比我们之前经历过的斗争规模更大。与其做一件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来推动斗争，更重要的是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生态系统做出贡献，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人们真正做的是他们擅长的、他们喜欢做的、他们可以持续做的事情。因此，文中有很多信息是关于我们所说的 “有限的战斗性”（limited militancy），而不是 “无限的战斗性”。与其将自己视为斗争的领导者，不如想想如何才能真正为斗争做出贡献。【…】
J：与此同时，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在任何方面与 “社运圈”（activist milieux）[48]
打交道，即使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尝试从疗效层面解决其中不好的想法，从而有利于这个圈子。人们对与社运圈进行任何程度的接触以及这是否应该是 《尾注》 的工作持保留意见。我就是提出这些保留意见的人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尾注》的基础。这是我们为什么会从社运圈离开以及为什么不想回去的原因：我们不想被拖入我们在《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中谈到的那种不健康的动态中，这通常是安那其圈子的特点，也是一般社运圈子的特点。【……】当然，我们绝非不参与斗争。但我们认为，一个人能否保持头脑清醒，与他能否避免陷入斗争中自发产生的身份认同有很大关系（琐碎的权力游戏从未远离）。【……】我们从工委共产主义和我们对于理论的角色的理解中，继承了一整套如何避免在斗争中以说教的形式与人产生联系的政治学。【…】
七、《前进吧，野蛮人！》（2020 年）
J：《前进吧，野蛮人！》的形式与《盘旋待降》类似，都是回顾最近的斗争浪潮。当时【新冠】疫情才开始几个月，但我们想强调的是，2007 年之后开始的抗争仍有很大的连续性。2019 年是国际范围的一个运动高潮，包括香港、黄马甲运动（gilets jaunes） [49] 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重大社会运动。法国基本上经历了一场不间断的社会起义【从2018年到2020年3月，2020年9月又重新开始，尤其是 2023年1月的养老金改革罢工】。因此，我们试图总结这两波斗争，认为大流行病并不一定会改变这些运动的性质。仍然有大规模起义出现，包括印度的大罢工。在拉丁美洲，包括智利和其他国家，我们也看到了大流行病时期的斗争连续性。因此，《前进吧，野蛮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盘旋待降》的更新，以表明我们仍处于《盘旋待降》中所描述的斗争周期中。它并没有消失。它是斗争的积累，而斗争仍在继续。
我们还试图绘制一张损益表，以扩展之前对这些斗争性质的分析。因此，我们有一些在《盘旋待降》中没有讨论过的关于议会层面的东西要谈，因为当时它们还没有发挥出来：这些斗争如何影响议会政治，尤其是在欧洲，以及如何在世界各地产生影响，包括智利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
这篇文章涉及的另一个政治问题是新冠大流行病的应对措施。这并不是说应对措施简单地粉碎了一切，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运动的终结——除了香港等少数几个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应对新冠的措施确实在粉碎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冠的应对措施被用于镇压目的并不完全成功。它并没有变成福柯式的、无所不知的生物权力，可以完全关闭一切。相反，它只是一场更为漫长的冲突中的一个瞬间，给资本和国家带来了一些帮助和力量，但也为全世界的民众动员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
因此，我认为《前进吧，野蛮人！》是一种尝试，试图从左翼一些措辞不当、狭隘两极化的辩论中退后一步，只说 “事情还没有结束！世界还没有终结”。《盘旋待降》中的分析仍有可取之处，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理解这一轮斗争，我们认为这一轮斗争真正开始于2008年，并持续至今。这是对时间进行阶段性划分的一种方式，可以更新《盘旋待降》，然后将我们之前未曾讨论过的新的政治形式引入讨论，例如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以及在美国乔治·弗洛伊德叛乱（the George Floyd Rebellion）中出现的废除主义[50]政治，并试图将这些政治置于更广泛的弧线之中。
T：2024 年，你会如何更新现在的轨迹？
J: 这是一个有趣的大问题。【……】我们肯定会强调 “更多相同” 的方面。《前进吧，野蛮人！》的创新之一是，我们采纳了阿塞夫·巴亚特（Asef Bayat）对 “阿拉伯之春” 的分析，认为这为思考疫情期间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非运动”的概念及其产生的混乱——对统治秩序的混乱，对2008年前的政治条件的不断破坏， “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 “我们能行”（Podemos）之类的 “后起之秀” 党派[51] 的崛起，这些都并不持久，对吗？【……】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政治激烈动荡的时代，在议会层面，我们认为这反映在支持传统议会政治的力量平衡，即工人运动在议会中的悠久遗产，走向了终结。因此，我们进入了这个混乱的时代。这就是《前进吧，野蛮人！》的论点。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我们还没有找到新的政治秩序来重新稳定资本主义政治。我们认为，这某部分是因为再也不存在能够稳定增长的增长轨迹。
因此，停滞是《前进吧，野蛮人！》的核心经济概念。我们借鉴了我们过去在停滞问题上所做的大量工作，以阐明为什么这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经济，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今的政治。停滞是理解我们经济阶段的最佳方式。而混乱则是这一事实在政治上的表现。因此，每当有新政府上台，人们都希望他们能确保走出停滞的增长轨迹，但他们总是失败。因为他们总是失败，所以新秩序总是崩溃。它永远无法自我稳定。因此，我们看到智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地出现了许多新的左翼政府，但它们都垮台了。现在【2024 年】，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看到许多新的右翼政府出现，我们的假设是它们也会崩溃，但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并不是说新秩序不能自我稳定，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担心国民阵线在法国获胜后会发生什么。这是欧洲乃至世界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但更大的赌注是，极右翼找不到稳定混乱局面的办法，因为他们无法提供他们本应提供的东西，而每个人最终都希望从一个本应帮助他们的政党那里得到这些东西：通过某种增长途径实现经济安全。【…】
八、下一步怎么走？
T：也许我们可以在采访的最后谈谈《尾注》第六期的计划？我一直以为《尾注》已经结束了，不会再有新的刊物，但最近才知道我错了。
J：似乎很多人都有这种印象！我的意思是，这可能不会发生，我们可能最终会做一个系列图书。但我们肯定有第六期的计划。我们想写一篇关于人口变化的长文，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过剩人口的动态与人口增长下降之间不可预知的互动方式，其对生态和经济的影响。我们几个人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想发表一些文章。
此外，我们还计划更新《前进吧，野蛮人！》，我们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性别的逻辑》的作者也准备了一些新的材料，这是对这篇文章及其接受情况的一种反思。
然后，我们有保罗·马蒂克的文章，其中一部分最近以 “卷宗” (dossiers)的形式命名为《年轻的马蒂克：1924-1934 年的早期著作》在网站上发表[52]。我们还有许多马蒂克著作的其他译本，来自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53] 的玛丽写了一篇关于马蒂克早期作品的精彩长文。我们希望将其收入马蒂克著作集。
问题是，每个人都非常分散，忙于其他事情，或者他们已经成为学者，不得不以自己的名义在其他地方发表文章。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但很多情况下都是如此。不做《尾注》的压力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处于停刊状态，因为我们想扩大规模，吸收新的成员，但要做到这一点一直很困难，所以我们仍在努力巩固我们的新成员。因此，写作和出版的工作似乎仍在我们的掌控之外，但我们也在谈论这套书，它可能是第六期的替代品。
T：网站上所谓的 “卷宗” (dossiers) 系列是什么？
J：第一份“卷宗” 是发表在第五期刊物中的，关于 乔治·切萨拉诺（Giorgio Cesarano）【以及意大利1970年代由博尔迪加主义和情境主义圈子出现的“激进批判”思潮的介绍和选译】的增刊。[54] 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在这一期中可以开辟一个新的栏目，其中的内容不是自己写的，也不完全属于平时讨论的脉络，而是一种“增刊”。是刊物的一部分，但是用不同颜色的纸张。已经印刷的只有那一份关于切萨拉诺的，但是后来在网站上也加了一个“卷宗”的栏目，在那里就发表了一份关于乔治·弗洛伊德叛乱的卷宗[55]、一份关于【去年去世的意大利工人主义理论家】马里奥·特龙蒂（Mario Tronti）的[56]、还有那一份关于马蒂克的。
【第一份在网站栏目中发表的】关于乔治·弗洛伊德叛乱的卷宗，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当时【2002年】正值骚乱两周年，我们既然已经收集了【朋友写的】几篇文章，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出版第六期刊物，所以我们就决定先把这些文章以卷宗的形式发在网上。于是这种做法固定了下来，就像是每期刊物出版期间随时可以网上发表的小型杂志。所以我们发布了大量与我们分享的特龙蒂作品的译文，然后我们又做了年轻马蒂克的文本。现在我们即将发表一份关于中东【包括巴勒斯坦】的卷宗，计划用几篇新的法文和阿拉伯文的译文章来扩充内容，其中包括穆斯塔法·哈亚提（Mustapha Khayati）、迈克尔·修拉（Michael Seurat）和阿玛迪奥·博尔迪加（Amadeo Bordiga）的作品[57]。
T: 说到马蒂克，你之前提到了与《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有关的工委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58] 传统对如何应该参与斗争的理念。这个传统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理念本身，以及它与 《尾注》在 “实践” 方面上的关系？
J：我认为我们开始思考工委主义如何参与斗争的时间点是 2000 年代初，当时【仍在 《扬弃》小组的】我们与【德国工人主义】团体科林科（Kolinko)[59] 就工人调查计划进行了多次讨论。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参加了他们邀请在呼叫中心开展的调查项目，并参与了 “调查是什么？” 的讨论。调查是为了（1）发现特定工作场所发生的事情并了解该工作场所的关系吗？又或者它是为了（2）帮助其他工人理解这个他们没有参与的特定工作场所发生了什么？还是（3）让已经在该工作场所的人开始与进行调查的运动家交谈，开始质疑他们的工作场所，质疑他们与其他工人的关系，从而可能在该工作场所引发一些事情？因此，你大致上可以有三个版本的调查。第二种，即调查的作用是向其他工人传播关于某个特定工作场所的信息，我们认为这是工委主义的方法。
T：”无产阶级的邮递员”，对吗？
J：【在1920年代初的】许多德国工委共产主义者并不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组织的。他们更多参与实际干预。但在1920年代末，围绕马蒂克和来自荷兰的工委主义者，出现了一种采取更激进的反干预主义（anti-interventionist）路线的趋势。这种反干预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论革命团体的无能》[60] 一文，我们在《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中大量借鉴了这篇文章，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一篇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作品，有助于阐明贯穿法国工委主义的整个方法。例如，亨利·西蒙（Henri Simone）、《交流与运动》（Echanges et Mouvement）、卡约·布伦德尔（Cajo Brendel）—— 所有这些参加了与科林科关于调查性质的讨论的团体，都持有这种激烈的反干预主义立场。这就是他们的批评：科林科认为调查是一种干预，他们认为调查的目的是改变被调查对象的思想。亨利·西蒙（Henri Simone）等人在讨论中提出的论点是，这与列宁主义相去不远，因为它可以被视为一种 “让无产阶级觉醒” 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影响我们思想的工委主义传统是对立的。
【后来，在 《尾注》 成立之后，】我们的方法变得更像 “既不是【版本 2，邮递员】，也不是【版本 3，干预主义】”：我们的立场更像是版本 1：嗯，这就是好的社会学，对吧？完全没有坏处。你想了解工作场所发生了什么。你不一定要扮演 “革命邮差” 的角色，你也不一定能改变工人在组织方面所面临的限制，但你会产生非常好的社会学成果。当然，这对科林科这样的团体来说是一种反面的恭维，因为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学家。但对我们来说，并非如此。我们觉得他们的工作非常有用。这不会是他们所想象的那种干预，而工委主义版本的调查也只会在某些革命形势下才起作用。但这仍然是值得的，因为它能让我们了解工作场所的动态，而大多数当代社会学家都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提出这一论点的文章实际上发表在《扬弃》上。我们中的一个人写了一篇名为《我们有办法让你开口说话》的文章评论科林科的书【《热线：呼叫中心、调查、共产主义》】[61] ，其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也没有采取这种工委主义的路线。它没有说 “革命者的唯一职能就是把不同的工作场所连接起来”——这是亨利·西蒙的立场。我们与他进行了对话，但从 TC 那里，我们也逐渐认识到了【西蒙的工委主义】的局限性。将活动家视为邮递员的概念最终会成为另一种陷阱。在《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中，我们探讨了西蒙对 “自发群体”（spontaneous group）和 “意志群体”（willed group）的有趣区分。“自发群体” 是在斗争中才形成的群体。“有意志的群体” 是一直存在的：总有一群自我组织起来的“革命者”。而工委主义者对意志群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施加了很多限制。我们不认为这些限制有多重要。因此，我们并不是在为工委主义者的反干预主义路线辩护，但我们确实认为工委主义者正确地指出了意志团体中非常常见的自欺欺人现象。这种自欺欺人的一种形式就是列宁主义，但你知道，我们遇到过许多也有类似的自欺欺人能力的安那其主义团体。因此，这并非列宁主义所独有。这是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团体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特征，他们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把自己做的事情想象得比事实要多得多，而且似乎在很多方面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从哪里出发的。【…】
T: 当你们将自己与科林科这样的团体区分开来时，后者主张第三种、西蒙娜称之为 “列宁主义 “的更具干预性的调查方法，你们会将其称为一种自主主义的观点吗？
J: 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产生于 1980 年代德国版本的自主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革命组织的愿景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近年通过【一个部分脱胎于科林科的名为】 “愤怒工人”【的团体】工作，他们在拉拢人们加入并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倾向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我对这种倾向非常感兴趣，并谨慎地表示支持。我们对他们提出的调查愿景颇为批判，部分原因是我们自己也曾试图实现这一愿景，但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就他们的观点写点东西，我们的批评会少一些。
T: 在参与斗争这个问题上，你如何描述《尾注》的观点？你说过成员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听起来似乎每个人都会同意，你们一方面不是反干预的，但另一方面又试图避免对你们可能会参与的行动的意义抱有幻想？
J: 我可以给你指出TC中的一段话，这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经常出现：“直到那一天为止，我们既不是工人运动的孤儿，也不是未来共产主义的先知； 我们参与阶级斗争的方式是根据它每天存在的形态，以及根据它所产生的理论。”[62] 这几乎成了我们的座右铭。它很含糊，因为它意味着我们会参与其中，但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种参与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我们甚至不排除“愤怒工人”在党建方面想做的任何事情。我们只会提醒他们注意 TC 所指出的双重危险：就是把自己当成给工人阶级带来重要意识的先知的危险，或者成为死气沉沉的组织形式的孤儿的危险，我们不要无休止地从这些组织形式中吸取同样无用的教训。
因此，这两种概念——既非先知也非孤儿——涵盖了我们认为左翼在参与斗争方式上存在的许多问题，但又不限制我们认为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但要意识到，我们的参与并不是让那些斗争克服自身限制的某种关键。斗争本身产生理论——这是最后一句话，也是它变得有点元理论的地方：我们是理论家，因为我们关心理论，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也不是理论家，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的理论只是从我们内心涌现出来的。我们认为，意识和理论是鲜活的、真实的，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它存在于斗争之中，并由斗争产生，对吗？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如何认识自己，是最终唯一重要的事情，而我们在写下东西和与其他人交谈方面所做的只是其中非常次要的一部分，而且将永远是其中非常次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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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一切归于大家” 这一共产主义口号，见《一切归于大家：墨西哥萨帕塔主义作品选译 (1997-2015)》（DGT 2024），以及《毛的中国不是共产主义国家吗？》。
[2] 《尾注》的作品还没有专门探讨共产主义生态学，但是在其他话题的讨论也经常提起这一重要方面（如《尾注》第五期的社论和第三期《物流、反物流以及共产主义的前景》两文）。关于马克思对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社会新陈代谢的分析（包括资本主义如何导致“新陈代谢的断裂”以及共产主义如何能回复可持续的社会新陈代谢），中译作品可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 （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斋藤幸平著 《人类世界的“资本论”》（王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
[3] 在整本书中以粗体标出的单词可以在第三卷《附录：术语表》中找到说明。关于“共产化”（communization）思潮，又见第一卷中《共产化与价值形式理论》一文。
[4] 关于“性别、家庭的消灭”（the abolition of gender and the family）见术语表、第一卷中《性别的逻辑》、以及第三卷中《家庭会被消灭吗？》。
[5] 关于无产阶级中被资本对待为 “过剩人口”（surplus population）的部分、于此同时出现的 “过剩资本” (surplus capital) 以及处于两者背后的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本访谈下文有介绍。细节见术语表、《贫苦与债务》、《盘旋待降》和《前进吧，野蛮人！》。
[6] 关于 “种族化”（racialization）见术语表和《布朗诉弗格森案》。
[7] 关于“价值形式理论”，见术语表和《共产化与价值形式理论》。
[8] 引自 “About Endnotes”，endnotes.org.uk 。关于20世纪革命失败的分析，见术语表关于 “革命地平线” (revolutionary horizons) 的说明以及第二卷《一部分离的历史》一文。
[9] 即 class struggle anarchism。这本书一般用“安那其”一词来翻译 anarchism，又可译为 “无政府主义” 或“无治主义”。
[10] 引自 “About Aufheben”（2006） libcom.org/about2 。关于“自主运动、自主主义”（Autonomia, autonomism，又译为“自治”）、“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以及 “左翼共产主义/ 共产左翼” （left communism）见术语表。
[11] 关于这方面的现有尝试，请参阅《闯》的作品，其中的中文版可见：chuangcn.org/languages/#Chinese。
[12] 1989-1990年的反人头税运动被称为“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最高峰时有1700多万人参与”。详见 Danny Burns 著，Poll Tax Rebellion（AK Press, 1992）。1989年，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将传统的通过财产税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的“国内税率”制度改为“人头税”制度，即每个成年人无论收入多少，都必须缴纳基本相同的税率。在一个全国性联合会的协调下，出现了许多抗议新制度的地方团体。当工党拒绝支持抗议行动时，这场运动发展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导致了 6000 多次行动，包括几个城市的骚乱，并最终恢复了与旧制度类似的以财产为基础的制度。这场运动在迫使撒切尔辞去首相职务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13] 这里的“开放”一词指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式批判性参与，与较为僵化和教条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1992年和1995年，Pluto Press ）出版了三卷本 Open Marxism，由维尔纳·博内菲尔德(Werner Bonefeld)、理查德·冈恩(Richard Gunn)、约翰·霍洛韦 (John Holloway)和科斯马斯·佩尔科佩迪斯(Kosmas Psychopedis) 编辑，是与这股思潮相关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集。(第四卷于2019年出版，收录了更多来自拉丁美洲的稿件）。该丛书的简介提出了界定这一广泛趋势的一种方法：“开放马克思主义旨在将马克思主义重新概念化为一种斗争理论，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对资本主义统治进行客观、恒定的分析。”
[14] “Auto Struggles: The Developing War Against the Road Monster,” Aufeheben 3 (1994).
[15] ‘“夺回街道”不仅要打击道路建设，还要打击与之相关的生活方式；“夺回街道”的积极分子将这种生活方式视为资本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开始支持反对资本的工作场所斗争，如信号工人和地铁司机的罢工。’ 引自《扬弃》1994年的小册子“The politics of anti-road struggle and the struggles of anti-road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No M11 link road campaign,” 重新发表于George McKay（编）DiY Culture: Party and Protest in Nineties Britain (London: Verso, 1998）。
[16] “战术多样性”是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中期反全球化运动期间在英语左翼激进派圈子中兴起的一个术语，至今仍有影响力。它指的是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有明确的约定，也可能没有），允许联盟中的不同团体和个人采用他们偏好的战术，作为实现联盟整体共同目标的手段，无论这些战术是否冒犯了其他团体的敏感性。例如，在本文提到的1999年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活动中（这是反全球化运动的关键时刻，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内普及该运动，并为未来的抗议活动定下基调），其理念是，在意识形态上反对“暴力”的抗议者愿意参与一场包括其他采用破坏财产作为战术的抗议者在内的运动，但不允许故意伤害生物。除了这些道德方面的考虑，“战术多样性”还指的是一个更具政治性的原则，即不同的团体在撇开哪一种战术更有效的问题后（例如罢工、封锁、街头示威、占领公共或私人财产、公开或秘密破坏财产、或写信给政府官员）可以更有效地合作。
[17] 根据《扬弃》在1998 年的分析，工党在首相托尼·布莱尔（他力图使新自由主义比其前任撒切尔更容易为工人阶级所接受）领导下实施的“从福利到工作”计划“不仅是对失业者状况的攻击，而且还通过工作替代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对工资水平进行了攻击”。该计划也是“重新强制推行职业道德运动的一部分。它是政府的旗舰政策，是’改革’福利国家原则的核心”。引自《扬弃》在1999年出版的小册子 Dole autonomy versus the re-imposition of work，该小册子还批判性地报道了到那时为止反对该计划的斗争。
[18] “ We Unhappy Few,” Endnotes 5 (2019).
[19] 《扬弃》第11期发表了TC批判d饿英文译文和它的理论背景简介：”Intakes: Communist Theory—Beyond the Ultra-left,” Aufheben 11 (2003)。《扬弃》的回复和TC的反驳分别发表于第 12 期（2004）和第13期（2005 ）。交流的结论是：“我们原本计划为TC的回应发表一篇简短的导言，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尤其是结尾处的’主观臆断’观点依次作出回应；但我们未能达成一致。此外，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翻译材料来理解具体的理论立场如何与 TC 的整体理论相一致，以及他们提出立场的抽象表述是如何具有理论基础的，或者是如何通过详细的具体分析得出的。” 这标志着《尾注 》的开始，访谈下文有介绍。
[20] 关于 “纲领主义”（programmatism），见术语表和《一部分离的历史》。
[21] ‘那些自认“革命派”的人，不论自称共产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都花了许多时间检视过去的背叛，并且往往是事无巨细，以判定这些背叛究竟何以发生。这些检视有许多试图挖掘历史的指路红线，也就是那些英雄般忠于革命的一代代个人或者群体。他们的存在本应证明，不背叛是可能的，因此只要掌舵的是正确的群体，或者只要在恰当的时机把错误的群体推到一边去，革命本可以成功。一个人成为共产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以用哪条线编制自己的旗帜为基础的（今天人们挥舞这些旗帜，通常不是以诚挚认同的身份为基础，而是友谊的偶然性使然）。不过，不管升起了什么旗帜，革命分子还是没能看到他们尊崇的团体当时要切实回应的局限——也就是恰恰使他们成为少数派组织的局限。革命分子迷失在历史中，他们参照一个与当下现实不相关的斗争语境来界定自己。他们的界线，画在了早已不再的沙子之上。’ 引自本书第二卷《一部分离的历史》。
[22]《共产主义理论》（Théorie Communiste，简称TC）是一个法国团体，于1970年代初从1968年五月风暴后情境主义等极左圈子中出现。他们最初受到雅克·卡马特（Jacques Camatte）关于形式和实际从属的著作的影响，但拒绝接受卡马特的人本主义转向。数十年来，TC出版了大量著作，重点是理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不断变化的性质，以及这些变化对要消灭这种关系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23] 吉尔·多维（Gilles Dauvé，1947-）是一位法国理论家，他的作品试图融合工委共产主义和博尔迪加主义两个传统，也在与 TC等团体的辩论中，反思了五月风暴和1970年代工人占领工厂的失败。他最近的著作《从危机到共产化》(From Crisis to Communization) 已有中文译版，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互联网文库： 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gilles-dauve-2019/index.htm。
[24] 原文 “‘好的’对话是好的而不是’令人失望的’——它不只是喋喋不休地争论事实，也不只是退缩到无实体概念的游戏中——因为它，而且只有它，能够让对话伙伴以一种让每个伙伴的所有事情都发挥作用的方式，相互挑战、相互学习。【……】 倘若’对话’这一概念似乎过于礼貌，无法捕捉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仇恨概念，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没有什么比严谨的对话更不礼貌了。’ Gunn, “Marxism and Philosophy” 引自 “We Unhappy Few,” Endnotes 5 (2019)。
[25] “Normative History and the Communist Essence of the Proletariat,” Endnotes 1 (2008)。
[26]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是一位马提尼克岛的精神病学家、哲学家和革命家，他的工作集中在殖民化的心理影响和解殖斗争上。在这里，“法农主义”一词可用来描述对被认为对资本主义积累“过剩”的种族群体的种族化的政治分析。法农的分析表明，这些被种族化的过剩人口，常常受到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压迫和剥削，可能成为反资本主义斗争中新的无产阶级先锋。这一理论与类似美国黑豹党的政治结论联系在一起。黑豹党受到法农思想的启发，特别是他强调受压迫的人民需要通过任何必要手段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和争取解放的观点。
[27] “An Identical Abject-Subject?” Endnotes 4 (2015)。
[28] 关于 “（无产阶级的）分解”（decomposition）这个概念，见术语表与《盘旋待降》。
[29] “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 Crisis-Era Struggles in Britain,” Endnotes 3 (2013)。
[30] “Picket and Pot Banger Together: Class recomposition in Argentina?” Aufheben 11 (2003)；Roland Simone (TC成员)，“Self-organisation is the first act of the revolution; it then becomes an obstacle which the revolution has to overcome,” Revue Internationale pour la Communisation (2005)。
[31] Bar-Yuchnei, “Two Aspects of Austerity,” Endnotes blog（2011）。
[32] 例如 Roland Simone 的 “Distinction de genres, programmatisme et communisation” 及其两个附录，摘自 Théorie Communiste 第23期（2010），英译文由 Pétroleuse Press 于2011年出版的小册子，题为 “Gender-Class-Dynamic” and “Comrades, but Women”。这三篇文章英译文可在Libcom 文库查阅。
[33] P. Valentine在Lies 第一期（2012）写的 “The Gender Distinction in Communisation Theory” 总结了这一争论: liesjournal.net/volume1-12-genderdistinction.html。
[34] 关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的中文介绍，见《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DGT 2017）， gongchao.org/cn/gongrenzhuyi-ji-qi-pipan。
[35]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ylvia Federici）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她是“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的共同发起人，但现在更以历史著作而闻名，她的作品包括2004年出版的Caliban and the Witch，中文译版由上海三联书店于2023年出版：《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
[36] “广场运动” 指的是2010年代初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包括“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抗议者占据公共广场的时间长达数月。《盘旋待降》对此进行了分析。
[37] 关于“（无产阶级）构成问题”，见术语表与《盘旋待降》。
[38] “取消主义”（又译为“消除主义”）是指主张应彻底消除种族概念的立场，认为种族只是一种社会建构，没有生物现实基础，只会压迫那些被种族化的群体。
[39] 保罗·马蒂克（1904–1981年）是一位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工委共产主义运动起了关键作用，在1920年代初参与了德国共产工人党。他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在成为职业革命者和作者之前，曾是一名金属工人和机械师。1926年逃亡到美国后，他共同创办了《国际工委通讯》杂志，并撰写了诸如《马克思与凯恩斯：混合经济的限制》（1969年）、《反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1978年）等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他的政治作品强调了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反对先锋党模式，主张以工委为基础的分权式共产主义过渡。他还分析了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它们引发革命动乱的潜力。
[40] 1978年的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他的儿子小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 Jr.）编辑的马蒂克文集Marxism: Last Refuge of the Bourgeoisie? (Routledge 2013）。
[41] “Spontaneity, Mediation, Rupture,” Endnotes 3 (2013)。
[42] 雅克·卡马特（Jacques Camatte）是法国理论家，出身于与博尔迪加有关的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传统，但在1970年代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并在马克思主义共产化倾向（也包括TC、多维和 《尾注》）和反文明安那其中产生了影响。
[43] Mike Macnair, Revolutionary Strategy: Marx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Left Unity (November Books, 2010)。
[44] “对我们来说，谈论工人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就像谈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一样毫无意义。事实上，唯一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头提到的那个矛盾，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因此，经济是建立在逻辑矛盾基础上的一种社会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发展为不自由，发展为人实际上不可能成为他们必须成为的人。” 随后，第三期的社论指出：“‘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概念似乎完全是毛主义的产物。” 在一个被翻译成英语的“矛盾”案例中，德语术语实际上是Gegensatz（对立），而不是Widerspruch（矛盾）。引自 “Editorial,” Endnotes 3 (2013）。
[45] “The Moving Contradiction: The Systematic Dialectic of Capital as a Dialectic of Class Struggle,” Endnotes 2，(2010).
[46] “无阶级社会之友” (Freundinnen und Freunde der klassenlosen Gesellschaft) 为德国柏林团体，与其他几个反权威共产主义团体合作出版德语杂志Kosmoprolet，该杂志于 2007 年创刊。根据他们的自我描述，Kosmoprolet “不信奉任何特定的传统，而是从共产主义左翼持不同政见的部分以及将自主与国家崇拜和政党拜物教对立起来的激进运动中汲取历史影响”。该杂志 “旨在实现无产阶级的自我解体。无论是工会还是左派政府，只有工人自己才能通过集体夺取生产资料并从根本上改造生产资料，创造一个没有雇佣劳动和国家、剥削和统治的世界，从而摆脱苦难。这必然包括家务劳动、育儿和其他主要分配给妇女的领域的革命化” kosmoprolet.org/de/ueber-uns 。
[47] “Revolutionary Motives,” Endnotes 5 (2019); “Logistics, Counterlogistics and the Communist Prospect”，Endnotes 3 (2013)。
[48] Activist 又译为 “（社会）活动家” 或 “行动家”，这里借用了香港的术语“社运圈”。除了“We Unhappy Few” 以外，分析 “行动主义” 的一篇较有影响力并已有中译的英国极左小册子，见《放弃社运！》（2001）, libcom.org/article/fangqisheyun。
[49] “黄马甲” 运动（又译“黄背心运动”）于2018年10月在法国兴起，是对马克龙总统提出的燃油税上调计划的回应，旨在撤销燃油税上调，增加工人阶级和中产阶层的购买力，并要求马克龙总统辞职。它主要由来自农村和郊区的工人阶级组成，包括了抗议、路障设置以及占领公共空间等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重新点燃了2010年阿拉伯之春开始的全球斗争浪潮。黄马甲运动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暂时停止，但由于疫情对已经脆弱的人群造成了经济冲击，它在2020年夏季重新获得了动力。细节与分析见 “Editorial,” Endnotes 5 (2019)。
[50] “废除主义”（abolitionism）在此指的是围绕争取废除警察与监狱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细节见术语表与《前进吧，野蛮人！》。
[51] “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我们能行”（Podemos）是分别在希腊和西班牙起源于2010年代初广场运动的新党派。他们吸引了来自活动家背景的领导人，如希腊的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和西班牙的帕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两人都来自工人阶级背景，并且有着左翼和社会运动活动的经验。尽管最初曾引起乐观情绪，但这两个党派最终未能实现其变革的承诺。Syriza在2015年上台执政后屈服于国际债权人的要求，实施了严厉的紧缩措施，背叛了许多支持者的希望。同样，Podemos在2014年在西班牙取得了选举成功，但难以将其基层活动转化为有意义的政治变革，并面临内部分裂和挑战。
[52] The Young Mattick: Early Writings (1924-1934), endnotes.org.uk/dossiers/the-young-mattick。
[53] 关于社会研究新学院，见 isr.press。
[54] “The Passion of Communism: Italian Invariance in the 1970s,” Endnotes 5 (2019)。
[55] That Summer Feeling: The George Floyd Protests and America’s Hot Pandemic Summer of 2020, endnotes.org.uk/dossiers/that-summer-feeling。
[56] Mario Tronti (1931-2023), endnotes.org.uk/dossiers/mario-tronti。
[57] 现在关于中东的卷宗部分内容已经发表了，见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2024), endnotes.org.uk/dossiers/waiting-for-the-barbarians。
[58] 关于“工委共产主义”（又译为“委员会共产主义”，简称councilism 工委主义），见术语表。它是20世纪 “左翼共产主义” 传统两大分支之一（另一支为博尔迪加主义），最初源于马蒂克等德国和荷兰斗士由参与德国工人革命经验得出的结论。其核心特点是认为在工人斗争中工人自我组织的机构（即“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uncils，又称“工人大会”或“苏维埃”soviets）需要成为革命载体，替代工会、企业和国家机器来指导革命过度，包括期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任务，直到反革命力量消失为止要形成暂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民主形式。
[59] 科林科是由德国1980年代 “自主”或“自治”（德语：Autonomen）运动出来的共产主义团体，于1990-2000年代带头发掘并更新1960年代意大利的“工人主义”（operaismo）理论与实践，包括特殊的一套工人调查方法。德国自主运动与1970年代意大利的同名“自主运动”（意大利语：Autonomia）之间有复杂的重叠关系；同样也可说工人主义与自主运动之间的关系，细节见术语表。
[60] Sam Moss, “On the Impotence of Revolutionary Groups,” 首次发表于 Living Marxism 第4.7 期（1939 年），可在此处在线查阅： cominsitu.wordpress.com/2020/10/06/on-the-impotence-of-revolutionary-groups-moss-1939 。
[61] Kolinko于2002年出版的 Hotlines: Call Centre, Inquiry, Communism 一书的英文版可在此处查阅： libcom.org/article/hotlines-call-centre-inquiry-communism。“We Have Ways of Making You Talk” 发表于 Aufheben 第 12 期（2004 ）。
[62] “Intakes: Communist Theory—Beyond the Ultra-left,” Aufheben 11（2003）， libcom.org/library/beyond-ultra-left-aufheben-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