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牲口

2017年年中，一位名叫阿迪尔贝克（Adilbek）的哈萨克农民从哈萨克斯坦回到中国。在此之前几个月，他和妻子及孩子刚刚搬到哈萨克斯坦。为了最终完成搬迁，他需要把从当地劳动大队租来的一百多只羊围起来，再交接给大队。他家在乌苏，离Vera的家乡只有30多公里。在他到家的第二天，当地警察来拿走了他的护照。他解释说自己只是临时返回，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将大队的羊赶到一起，并将近800公顷的山地牧场移交给新的业主。“我解释说，我的妻子和孩子已经是哈萨克斯坦公民，我也打算成为哈萨克斯坦公民，”阿迪尔贝克回忆，“我说我准备好了就会来拿护照。”

在完成赶牲口的工作和商业交易之后，阿迪尔贝克回到警察局想要回护照。对方告诉他，他需要到不同的政府机构分别盖六个公章。“于是我就去一个个盖了，”阿迪尔贝克说，“然后他们说你实际上需要盖七个章，还说必须再从头开始。于是我又从头开始，然后他们说没有必要让你参与，我们会帮你办，办好了就给你打电话。”这时由于北京在召开十九大，全国各地的政府机构都暂停服务，所以地方当局告诉阿迪尔伯克，五十天之内都办不了他的护照。

从表面上看，阿迪尔贝克似乎卡在了制度的繁文缛节之中。但他发现，有另一种更险恶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他被归类为“不放心的极端分子”。在盖第二个章的时候，警察给他打了电话，说要继续办理的话，需要带他去医院做健康检查。他感觉有点不对劲。对方没有告诉他他被逮捕了，但拿走了他的鞋子，给了他一双没有鞋带的布鞋。“他们没有给我戴手铐，因为这些人我全认识。我和他们是从小玩到大的。”

健康检查迷迷糊糊地过去了——刺了手指，记录了语音，扫描了虹膜——但随后警察说他们需要在一所学校停一下。“当我们到达那所‘学校’时，我看到了一个厚厚的黑色大门。在进大门之前，他们给我戴上了手铐。”

一看到营地大门，他知道肯定出了问题。“当时我非常害怕”，阿迪尔贝克回忆说。他被迫换上一件灰色的运动服，头上被套了一个黑色的头罩。“带我来的协警告诉我，我马上要被关进营里了。他们问我：‘你犯了什么事？他们把你的名字给了我们，让我们来抓你。’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所以就哀求他们。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抓我进来，当他们把我拖进黑暗中时，我开始放声尖叫。”

 

一部非人化的机器

被拘留的最初六个月，阿迪尔贝克在一间他称为“牢房”的屋子里度过，在那里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门很厚”。门上有一个洞，看守将食物从洞里递给被指派为“班长”的两名被拘留者。水泥房间里有九张多层床铺，一端有一个蹲式马桶。房间里有两个摄像头，前面的那个摄像头旁边有一个喇叭和录音系统。他们在晚上不准关灯。

初进牢房，营内工作人员解开他的手铐，将他分配到一个上铺。但他们告诉他，白天不允许坐在或者躺在床上。相反，他必须挺直着身子坐着。采访到这里，阿迪尔贝克挺起胸，昂着头，演示了这种笔直生硬的姿势。“在他们拿来凳子之前，我们不得不像这样坐在下铺，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盯着墙壁或者墙上的电视。你不能随便乱动，必须事先得到许可。”与东面30公里外Vera的营地一样，在自动监控系统和看守的强迫下，被拘留者一天里大部分时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是一种对身体的折磨，使他们无法放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他们坐在床和床之间的塑料凳子上，背诵监所守则。你必须背，无论你是否懂汉语。由于人们不得不长时间坐在那里，有许多人的肠子都‘掉下来了’。”巴依木拉提回忆，在奇台的再教育营里，许多被拘留者都患有直肠脱垂。“当他们患上了这种病，最终会被允许去看医生。”他接着描述了被拘留者如何被戴上头罩和镣铐，并由携带自动武器的警察护送着去医院，这和Vera所描述的经历一模一样。

另一位名叫排则莱提（Payzilet）的曾被拘留者当时与阿迪尔贝克在同一个营地。被关押在女子监区的她回忆说，因为她们缺乏水分以及食物配给缺乏营养和纤维，这些消化问题会产生并发症。“我们总是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上厕所，”她说，“因为经常每天只能喝一两碗稀汤，吃一两个馒头，也喝不上茶。如果你几乎不喝任何东西，上厕所就很难快速解决。”

与我交谈的每个曾被拘留者都说晚上睡觉很困难。阿迪尔贝克回忆说：“我们牢房里有23或24个人，所以其中一些人必须挤在同一个铺位睡觉。他们不得不互相头对着脚，侧身而睡。”与排则莱提和Vera的经历一样，他们不能用手或毯子遮住脸来挡住光线。他们不仅受到摄像头的监视，而且晚上会有两名被拘留者被分派看守其他人。阿迪尔贝克说：“如果你说了话或动了一下，或者你不肯告发其他人，你就可能会被带出去打。”

最初六个月，除了每周一次的淋浴，被拘留者不准离开牢房。“我们就坐在那里，还有看习近平的巡回访问，”阿迪尔贝克说，“在周末会看几个小时，内容总是关于中国有多繁荣。”他们不被允许说哈萨克语或维吾尔语。“我们假装在写汉字，嘴唇不动地小声说话。你从哪儿来？你是做什么的？你为了什么被抓进来？有些人说他们去了哈萨克斯坦，有些人是阿訇，有些人卖过存有宗教教义的存储卡，有些人说他们的手机里有宗教内容。”

每天早上，墙上的喇叭会把他们惊醒。他们必须在五分钟内穿好衣服并整理好床铺，“就像在军营里一样”。看守不用进牢房检查，只需要通过门上的洞或摄像头查看。“他们不会进我们的房间，除非有什么东西坏了。如果他们要进来，会对我们大吼’抱头’。”阿迪尔贝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演示了一下这个动作：他十指相扣抱在脖子后面，深深地低下头，再从容地蹲了下去——这是一个一生中多次处于这种屈服姿势的人才有的“从容”。

他们每周被允许洗一次澡。由于23人一共只有10分钟的洗澡时间，而且只有五六个冷水喷嘴，他们尽量事先在房间里做好准备。“开门前我们必须抱头，开门后就冲向淋浴间。我们一起跑出去，互相拉扯。如果你不先到那里，就不可能洗到澡。他们给了毛巾、牙刷和几块肥皂，我们必须为了这些争来争去。总是有争吵，但看守会对着我们大吼，所以我们很快就洗完了。”

拘留营这架机器将被拘留者向不同的方向拉扯。为了维持一丝尊严，他们想保持清洁。为了生存，他们希望能有足够的食物。但由于拘留营使这些东西成为稀缺资源，他们被迫相互竞争。于是，对看守的棍棒和电击，以及在老虎凳上被殴打的恐惧，往往压倒了这些欲望。他们被反复地提醒：他们是动物，他们的生存取决于看守一时的兴致。“看守有木棍和电棍，”阿迪尔贝克回忆说，“如果你跟他们对着干，他们就会打你。他们打了我们很多很多次。这经常发生。如果你不守规矩或者顶嘴，他们就打你。”

阿迪尔贝克说，看守狠狠地打他们，有时似乎是为了惩罚他们，但有时更像是“像牧民放羊一样”地引导他们。如果他们不说“国语”（也就是普通话，阿迪尔贝克用的是营地内使用的汉语词汇），就会受到惩罚性的殴打。“如果我们越轨”，就会遭到纪律管教。“警察认为，当他们打你时，他们是在教育和改变你。他们不把我们当作真正的人对待。”一名汉族男子说，他曾与维吾尔族被拘留者一起被短暂关押在南部城市阿图什的一个拘留所。这些形式的身体虐待和训练与普里莫∙莱维在奥斯威辛的回忆产生了共鸣。“有些人纯粹是出于兽性和残暴殴打我们，另外一些人在我们抬着沉重的货物时，几近友好地鞭笞我们，伴随着鞭笞却是劝告和鼓励，就如同赶车人鞭笞驯良的马匹似的[1]。”

阿迪尔贝克说，为了不被打，他和许多被拘留的同伴都尽可能地遵守规则。“但有时候就算我们在走路，他们也会打我们。而且我们在走路时他们总是对我们吼叫。他们叫我们畜生、牲口。他们大吼：‘快，快，快，你这个猪头！’”这些低级看守大多是哈萨克和维吾尔人，他们由汉族管理者监管，但他们都用汉语对被拘留者吼叫。与阿迪尔贝克身处同一个营地，被关在女子监区的哈萨克族被拘留者排则莱提说，一个特别残忍的维吾尔女看守阿依古尔（Aygul）会叫汉族男看守来，专门殴打她所认出的维吾尔女性被拘留者。她记得阿依古尔说：“我记得你以前戴过面纱，你活该被打。”一位名叫叶尔江·库尔帮（Yerzhan Kurman）的哈萨克族男子在2019年接受德国《时代周报》杂志采访时说，在哈萨克斯坦边境附近的一个营地，维吾尔和哈萨克族看守对他牢房里的被拘留者说：“你们没有权利说话，因为你们不是人[2]。如果你们是人，你们是不会被抓进来的。”

对阿迪尔贝克来说，看守对待他们的方式很明显是系统性的。营地的机制反映了几乎握有无限权力的监狱长的心理。“看守的族裔并不重要，”阿迪尔贝克说，并摇了摇头，“他们有一个头头命令他们这样做，而且这一切都被记录在摄像头上。当头头们来的时候，看守们会在走廊里大吼：抱头！抱头！整栋大楼都有回声。负责人是一个姓王的汉族人。他似乎经常来。他一来，有些人就会吓得尿裤子。他随时都会来。”

乌鲁木齐营地的凯尔比努尔说，卡德尔的汉族上司也有类似的行为。卡德尔接到扩建营地的命令后问：“每间牢房里要容纳15个人吗？”领导笑着对卡德尔说：“我不是要你建一个旅馆。我是要你建一个拘留营。每间牢房里应该有50到60个人。”

将穆斯林非人化是党国中央领导层在反恐人民战争开始时就作出的指示。2014年，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将维吾尔族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描述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3]。在整个地区的宣传广告牌上和国家媒体出版物中，一场媒体运动开始把被视为极端分子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描绘为害虫和恶魔。于是，所有被认为“不放心”的穆斯林都可以被放逐到一个法外的“智能”营地系统之中，它的建立使这种妖魔化成为惯例。这就是为什么当一名维吾尔族男子被抓走时，凯尔比努尔学生的汉族邻居会鼓掌——公寓楼里又抓了一只老鼠。

再教育的感官系统

我采访的所有曾被拘留者都说，他们的世界逐渐开始围绕着眼前的问题旋转：食物、上厕所、用汉语唱歌和背诵。外面的世界开始消失。后来被迫在工厂工作的被拘留者叶尔江·库尔帮说，被拘留在营地的头两个月，“我会想起我的妻子玛依努尔和我的三个孩子”。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只想着食物[4]”。像其他历史时期里那些没有正式判决的被拘留者一样，他们的时钟随着生存的节奏跳动。

味觉、嗅觉、听觉和痛觉被集中在了贴在牢房墙上的守则中。“营地的守则之一是不允许被拘留者使用‘musulmanche’或它对应的汉语‘清真’一词，”阿迪尔贝克回忆说，“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每次一碗，但完全不够吃。除此之外还有一两个馒头。许多人一直都感到饥饿。门下面有一条缝，他们通过缝隙把食物倒进碗里。”

领取食物的过程与唱爱国歌曲或诵读规定的口号捆绑在一起，而这一切都通过摄像头和音频系统被密切注视着。在阿迪尔贝克的案例中，“班长”——像Vera这样被指派监督其他被拘留者的人——是在他们都立正站好并放声歌唱之后，从门下缝隙中领取食物的人。在这一过程中，电视上会开始播放音乐，他们会跟着银幕上出现的汉字以卡拉OK的方式歌唱。“有时他们要求我们在吃饭前唱五六首歌，”阿迪尔贝克说，“当你饿的时候，要像他们要求的那样唱歌是非常困难的。有时他们会对我们大吼：‘再唱一遍！再唱一遍！’好像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游戏。我们不知道哪个房间唱错了。在电视叫我们唱的时候，整个营地，每个牢房的所有人，都竭尽全力地大声唱。”

在一次单独采访中，被关押在对面女子监区的排则莱提证实了这种为维持生命的稀菜汤而唱歌的做法。“有时我们不得不唱几十遍。即使是那些不懂汉语而不知道这些歌曲的老年人也必须唱。如果她们没有完成唱歌的任务，他们会让她们在地上蹲两个小时。因为我是‘班长’，所以也要负责。有时，年轻的被拘留者会要求代替她们受罚”。有些时候，排则莱提能够帮那些生病或无法下蹲的人协商一个较轻的惩罚。她用双手与肩同高的姿势演示说：“他们会让她们面对墙壁站着，两手平放在墙上。如果她们让手掉下来，就必须重头开始。”所有这一切都在摄像头的监视下进行，确保被拘留者像在参加一个疯狂版真人秀的选手一样遵守这些身体命令。

即使在拘留营外，人们也明白，在拘留营里唱歌和诵经是和获得食物联系在一起的。我在2019年采访的汉族妇女卢音告诉我，在一次对一个维吾尔族家庭的政府拜访中，主人告诉她，在拘留营里，“看守人员会问：‘每天是谁给你提供的食物？’答案是：‘习近平！’如果你不这样回答，你就吃不上饭！”

在被拘留的几个月后，排则莱提和阿迪尔贝克开始每周上两到三次课。与大多数拘留营一样，有一道屏障将他们与老师隔开。“椅子和课桌被铁链锁在一起无法移动，”阿迪尔贝克回忆说，“椅子和课桌贴得太近以至于课桌紧压在我们的肚子上。”

在乌苏的营地里，他们的老师有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和汉族。老师教他们小学水平的汉字和拼音，尽管有些被拘留者有大学学历。老师还教他们越来越多的爱国歌曲，让他们背诵习近平语录。那些不懂汉语的人，比如阿迪尔贝克，就向其他学生学习。“他们告诉我们，‘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学习。你是否理解并不重要。你是在接受惩罚’”。因此，他们并不在意其他学生每周帮助阿迪尔贝克写“思想报告”，而他甚至没有能力阅读它。“我想它大概是说，‘我犯了罪。我不会再犯了。现在我正在学习关于极端主义的七十五条法律或十五套其他法律’。我猜它提到了类似的东西，但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是其他人帮我写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常例行的暴力包围了被拘留者。长时间坐在凳子上，冲刺着去洗澡，加上令人处于饥饿状态的饮食，产生了一种迟钝的麻木感。在相对罕见的被拘留者被允许走出牢房的情况出现时，凯尔比努尔和其他营内工作人员也注意到了这种转变。由于牢房的铁门被一条短小的铁链锁着，使门只能打开不到30厘米，所以被拘留者要去教室时，必须挨个缩身弯腰才能出去。“被拘留者被放出牢房时，不能走而必须爬。我在场的时候看到汉族看守讥讽和嘲笑他们。被拘留者不得不像狗一样爬行。”被拘留者自发地做这个动作的方式，静静地，一个一个低头弯腰，尽力不引起注意，使他们看起来像受惊的动物。

她还注意到，在没有卫生设施的牢房里，看守们经常塞住鼻子或戴上口罩来阻挡气味，就像环卫工人处理污秽时一样。“当他们去上课或洗澡时，所有汉族看守都会戴上口罩，”凯尔比努尔回忆说，“门被打开时，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会弥漫在整个楼层。当我有机会往里看，看看气味是从哪里来的，我看到床铺尽头有一个塑料桶。我想象着当有人使用那个桶的时候，其他人会怎么看她。看守每周只准他们清洗一次塑料桶，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使用它。他们不得不生活在那种恶臭中。”

凯尔比努尔提到，营地其他一些区域里每层有一个厕所，被拘留者被允许每天使用一次。但他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否则就有可能被电棍电击或被木棍抽打。粪便和汗水的味道成为恐惧和野蛮的味道。即使被拘留者逐渐对之习以为常，它也开始影响营内工作人员。2018年初在一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县，一名拘留所汉族工作人员说，他每天协助驱赶的数百名被拘留者的气味弥漫在空间里，使他丧失胃口[5]。

2017年6月的某个时候，卡德尔叫凯尔比努尔将一个大袋子搬进营地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当她询问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时，一位同事告诉她这是给被拘留者的新内衣。由于该营地没有淋浴设施，他们已经有几个月没能清洗自己了。“他们的内衣很脏，气味很重，所以卡德尔希望看守人员通过分发馒头的门下缝隙分发内衣。”

还有一次，她看到汉族看守在院子里笑，旁边是一大堆被拘留者的囚服。在户外，当他们准备煮沸这些衣服时，气味没有那么重。“我能看到到处都是虱子。看守们在笑。他们告诉我，‘这些虱子太凶了’。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个笑话。”被关在牢房里成千上万个被拘留者的苦难似乎无关紧要。

 

养老院里的死亡

逗留数月后，阿迪尔贝克和排则莱提被转移到了一个由养老院改建的新营地[6]，位于乌苏市西北侧。在他们被转移之前，阿迪尔贝克听到了一些传言，说“那里会自由一点，吃的也会好一点。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养老院的牢房里，有六张床铺，像中国火车的卧铺车厢一样每张有三层。狭窄的床铺相距只有1.5米，而且不允许被拘留者白天坐在床上。阿迪尔贝克的牢房里有一个马桶和一个淋浴。

但几乎是在第一时间，阿迪尔贝克发现新环境的纪律更加严厉。“我是唯一的哈萨克人，”阿迪尔贝克回忆说，“其他人都是维吾尔人。看守对我们非常粗暴。他们更频繁地打人。他们会用脚踢我们，或者用棍子打我们。在营地呆了两天后，看守们进来喊道：‘抱头！抱头！抱头！’我很幸运能够抢在别人之前趴下，所以只是被轻轻踢了一下。但是其他人，甚至老人，都被狠狠地踢了一脚。他们试图用靴子故意踢人的裆部。他们想伤害他们。第二天，其中一个老人就站不起来了。”

最终，阿迪尔贝克被发现不是维吾尔人，是被意外安排在维吾尔族牢房里的。“看守问：‘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哈萨克人？ ’他扇了我们‘班长’一个耳光。看守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塔塔尔人和另外七个哈萨克人。被转移后，他们没有再打我们。但我们可以听到其他房间里人们被打的尖叫声。他们对维吾尔人的虐待很明显比我们多。”

排则莱提的新牢房设备较差。“我们只有一个塑料桶作为厕所使用，”她回忆说，“上面有一个摄像头，但我们逐渐习惯了在彼此面前和在摄像头面前使用它。有时桶溢出来了，看守不让我们出来倒掉它。”由于排则莱提被指派为该牢房的“班长”，她试图向看守请愿，要求更经常地清空它。“我告诉他们，‘这不卫生，会传播疾病’”。但看守们没有理会她。渐渐地，她们习惯了生活在臭气熏天的环境中。

过了一段时间，在排则莱提的正上方的牢房里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在半夜，我听到一声巨响。”紧接着，营地整个侧翼的灯都黑了。然后排则莱提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第二天，在课间的窃窃私语中，她得知“砰”的一声是一个维吾尔族妇女自杀的声音。“她从第三层的床铺上头朝下撞到地上，”排则莱提告诉我，“她有一个9岁的女儿和一个1岁的孩子，他们被送到了孤儿院，所以她自杀了。”她牢房里的其他人说，他们把尸体裹在她床铺的毯子里，然后拖走了。此后不久，官员们在营地里建了一个诊所。她认为这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隐藏任何其他的“非正常死亡”[7]。尽管阿迪尔贝克被关押在营地的另一个区域，但在一次单独的采访中，他证实了排则莱提所听到的大致内容。“我也听说有人自杀了。”他说。

 

无力感

在再教育营里，很难保持对外面的生活和亲人的依恋感。有时，这种分离是以暴力的方式发生的。排则莱提回忆说，当她第一次到达营地时，和她一起被拘留的年轻母亲们都在哭喊着要她们的孩子。“许多年轻妇女在尖叫，因为她们被强迫将孩子丢在家里。然后警察进来将她们一个个带走。几个小时后，这些妇女回来了，并且沉默不语。她们被狠狠地打了一顿。”通过窃窃私语，她得知其中一些人甚至被迫将婴儿留在了家里。“有人告诉我，没有人照顾她的孩子，因为她的丈夫也被抓走了。”

有一位哈萨克妇女来自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县城。她告诉我，当她的姐姐努尔苏鲁·莱瓦伊和她的丈夫被带走时，留下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被送到了另一个专门收容孩子的“营地”。“他们的孩子在没有父母的环境下成长，”她眼含泪水地说，“最大的孩子今年六岁。他和弟弟被允许每周一次探望祖父母，每次探望都会哭喊着要爸爸妈妈。起初他们用哈萨克语乞求，‘请帮我们找爸爸妈妈！’然后他们开始用汉语这样问。他们不再用哈萨克语说话。如今大部分时间他们只是默不作声，他们现在非常安静。”中国政府的文件显示，在一些维吾尔族聚集区，多达70%的五岁以下儿童[8]现在被收容在以普通话为媒介的“爱心幼儿园”里，而他们的父母则在监狱、拘留营或工厂里。现在，家庭分离在整个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社会中十分普遍。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孤立、家庭分离和持续监视让人感到彻底地无力。对阿迪尔贝克来说，在营地生活中最困难的经历之一是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歪曲现实。每个月，他的亲属到营地旁的探视区探访他的时候，这一点尤其痛苦。“到了亲戚探望的时间，我们被带到探视区，头上戴着黑色头罩，双手被铐在身后，”他说，“在我们进入探视区之前，看守把我们的镣铐打开头罩摘掉，他们还把棍子放下，所以我的亲戚看不到这一切。那里总是有人在监视，在做记录。我们不得不说，‘一切都很好’。在我们进去之前，他们会说：‘不要哭。不要谈论你的问题。你必须说一切都很好。’”虽然房间里每个人都知道阿迪尔贝克被迫说的不是真的，但没有人能够反驳这个被表演出来的现实。“周围有摄像头。他们在监视一切。我们什么都不能说。我只是问亲戚能不能见到我的孩子，能不能和他们联系，他们会摇摇头。他们也不能独自前来。他们是和村里的队长一起过来的，其实他们也非常害怕。”后来在哈萨克斯坦安全地回忆起这些，让阿迪尔贝克的眼里充盈着泪水。他用手背擦掉眼泪，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如果你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无法说出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就很难坚持活下去。”

阿迪尔贝克从来没有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抓。“当我设法与其他人交谈时，我发现他们所有人都是无辜的。所以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可能不会被释放。我喊了很多次，问自己为什么会被抓进来。我也在他们面前哭了很多次。他们告诉我，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把我抓进来的。有时候他们说我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罪行，因为那些把我抓进来的人抓了我。”拘留似乎没有任何终点或逻辑。

拘留期迫使人们无限期地搁置他们的生活。在2019年国家授权的一次营地访问中，一名北美记者偷偷拍下了一张刻在牢房墙上的维吾尔语铭文的照片。它写道：“这个宿舍是一个优秀的宿舍。坚持住，我的心。”许多我采访的曾被拘留者说，在营地中最艰难的事情之一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甚至会不会，被释放。对身体活动、言语、饥饿和疾病缺乏掌控，使他们身心都备受折磨。这使他们与营地外的亲人疏远。时间开始以维持生命为中心，通过说和做那些他们被要求说和做的事情来达到。我采访的一些曾被拘留者，如阿迪尔贝克，说他们确实经常想到自己的孩子，但其他人说他们失去了对重要日期的记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想过自己的家人。生日、母爱和亲情的仪式时间被营地时间所取代。除了吃喝、上厕所、维持健康和不越雷池一步这些紧迫的需求，其他一切都消失了。

这种对时间的抹杀，让人想起普里莫·莱维的一段令人不安的关于他在奥斯威辛时光的文字：“对于他们来说，成年累月地生活在那里，活在当下是更为紧迫和实际的问题。今天能吃到多少食物，会不会下雪，是否有煤要卸，而遥远的将来的问题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没有任何迫切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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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

[2] “Ihr seid keine Menschen”（你不是人），时代周报（Die Zeit），2019年，https://www.zeit.de/2019/32/zwangslager-xinjiang-muslime-china-zeugen-menschenrechte （德文）。

[3] “习近平：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新华网，2014年4月26日，

 https://archive.fo/JJ2LQ （中文）。

[4] 时代周报，2019年。

[5]  “信阳市看守所开展‘学习十九大弘扬援疆精神’专题活动”，信阳市看守所，2017年12月23日，https://archive.vn/Etdjz （中文）。

[6] “Shihu Facility #6”（西湖镇6号设施），新疆数据计划，2021年，

https://xjdp.aspi.org.au/map/?marker=3541 （英文）。

[7] 朱海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工作的意见”。

[8] 《新疆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另见郑国恩，“Break Their Roots: Evidence for China’s Parent-Child Separation Campaign in Xinjiang”（斩断他们的根基： 中国在新疆的亲子分离运动的证据），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 7, no. 7，2019年7月4日， https://www.jpolrisk.com/break-their-roots-evidence-for-chinas-parent-child-separation-campaign-in-xinjiang/ （英文）。

[9] 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