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不自由的人
2017年8月18日，埃巴哈提·奥塔白（Erbaqyt Otarbai）的噩梦开始了。当时他正在乌鲁木齐附近的一个矿石场卸货。保安告诉他，他家乡塔城的警察正在找他（塔城毗邻哈萨克斯坦边境，距离乌鲁木齐六小时路程）。前一天，他们审问了他，并没收了他的智能手机去检查。虽然他觉得他们跑这么远来见他很奇怪，但是他们并没有说要逮捕他。作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从未触犯过法律的哈萨克中年男子，他并不怎么担心。“我不是罪犯，所以我以为没有什么好怕的，”他回忆说，“因为我是卡车司机，所以唯一有点担心的是可能会有一些没交的交通罚单。”
然而，几个小时后，当他在家乡被铐在“老虎椅”上时，一种深深的恐惧压倒了他。这种恐惧从此就没有离开过。“他们命令我‘坐下回答问题。你有没有进过哈萨克斯坦的清真寺，或者在那里祈祷过？你为什么要去哈萨克斯坦？你是否一直跟瓦哈比穆斯林有联系？你喝酒吗？’”他告诉对方他确实喜欢喝酒，甚至有时会说脏话，但他觉得对方对这些回答并不满意。“他们说我的手机上有脸书、Instagram和WhatsApp。‘你为什么要使用这些APP？’他们问。”他回答说，他在哈萨克斯坦有很多朋友使用这些APP，所以他下载了这些APP与他们交流，那是在他回中国照顾生病的父亲之前。反正这些APP在中国也不能用，所以他不认为它们是个大问题。“你们自己看吧，我没有发送任何非法内容。”但他后来想起，虽然他不是很虔诚，但曾分享过一些宗教视频[1]，只不过他当时不知道这些视频是非法的。
这时已经是半夜了。被镣铐锁着，他被带到附近一家医院接受“健康检查”，与所有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接受过的检查类似：全方位脸部照片，以及血样和指纹采集。“他们录了我的声音，还给我做了虹膜扫描。”凌晨2点左右，他们把他带到审前拘留所，给他戴上沉重的手铐。作为欢迎他来到拘留所的方式，一名看守一边告诉他“你入狱了”，一边用一根金属棒猛击他的头顶。当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时，他被带到一个挤满其他穆斯林“潜在犯罪分子”的牢房。
从奇台到喀什，整个地区的再教育营牢房里都重复着同样的故事。牢房里其他人告诉他，有人被关进来是因为买了去土耳其的机票；一个哈萨克人因为在哈萨克斯坦学习而被拘留；有些人被抓是因为经常祈祷或者戒了烟；还有一些人在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提供或接受现金贷款；另一些人是因为让别人用他们的身份证注册手机SIM卡。
“当听说我因为使用WhatsApp被抓时，他们说我肯定会在这里待很长时间。”后来发现，这个拘留所里大多数被拘留者是与哈萨克斯坦有联系的哈萨克人，许多人被拘留是因为他们使用了WhatsApp。
埃巴哈提在这个拘留所度过了接下来的九十八天。由于是审前监狱，他受到的待遇甚至比正式再教育营更残酷。“他们早上6点把我们叫醒，叫我们在牢房里跑步。因为我们必须戴着重重的镣铐，所以非常疼。有时脚踝会流血，”埃巴哈提回忆说，“然后我们被要求坐在通铺边上，不准动。有些人最终会忍不住动一下，然后他们就会打我们。”
埃巴哈提生活在对这种殴打的恐惧中，因为它不仅在当下会造成痛苦，而且会持续到未来很多天。“他们用大约1.5米长的木棒打我们的屁股。看守会让其他人面对墙壁。然后受罚的人脸朝下趴在通铺上，两名看守用棍子打他的屁股。这样被打过之后，几乎不可能再坐着，但第二天你又必须坐上好几个小时，否则又会被打。”
残暴渗入了牢房的生活，并开始改变他们。被拘留者之间开始发生争执。“我和牢房里的其他人发生了争吵，然后看守就打我。”埃巴哈提微微颤动了一下，陷入沉默，摇摇头，似乎想忘记。
最终，埃巴哈提被转移到位于塔城另一侧的一个营地。与东南方向300公里处的乌苏一样，新营地是由养老院改建成的。两边各一个协警押着，埃巴哈提和他牢房里的其他人被装进了面包车。“我们被戴上了手铐、脚镣和头罩。一路上警笛一直在叫。”
与其他所有营地一样，他们白天不准坐在床铺上。灯从来没关过。他们坐在凳子上，吃饭前要先唱歌。他们看着没完没了的汉语政治教育讲座。因为工作需要他会一些汉语，上课、唱歌，甚至每周的“思想汇报”对埃巴哈提来说都不是太难。他算是幸运的。
宠物
埃巴哈提发现他认识营地里的一些老师。在以前的生活中，他们是他的同学或同事。其中一位老师让他帮忙管教被拘留者。他说他们必须坐直，在课堂上激情朗诵，否则他可能会挨罚。埃巴哈提记得，他带着其他人尽可能大声地说：“谢谢习大大”。他记住了二十二首不同的爱国歌曲。
这时，埃巴哈提眉咧嘴一笑就开始唱歌，低沉的男中音充满了整个房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然后这荒唐的声音把他自己也逗笑了。
2018年11月，他来到养老院一年之后，营地官方询问是否有人想做缝衣服和其他类型的工作。几百人报名参加，但只有150人通过了这项工作所需的意识形态和语言测试。埃巴哈提再次成为一个成功案例。
新工厂与营地同在一个院子里，只是属于另一栋建筑。他们在这栋新搭建起来的钢筋楼房里安装了大约300台缝纫机。两名汉族妇女负责管理被拘留者。她们教他们缝制校服的某些部分，当他们逐渐熟练起来，便开始制作带有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标志的餐巾。晚上，被拘留者要准时回到教室，唱爱国歌曲，学习政治思想。当他告诉我这些时，埃巴哈提又唱了起来，脸上再次露出了灿烂又讽刺的笑容。他哼了一声，笑着说：“他们从来没有给我们钱。不然，”他开起了玩笑，“我就留下来了。”
新的工作制度实施一两个星期后，那两名汉族工厂管理员告诉被拘留者，有访客要来参观他们的工作情况。“她们叫我们跟着她们，重复我们应该用汉语说的话：‘我是一个失了业的人。我自愿来这里学习技能。这就是党对我们的关怀。’”
当访客来到时，他意识到他们是记者。他说他当时坐在工厂车间的后排，所以甚至没有机会背诵那些台词。“他们问了前排的几个人一些问题。”他说这些记者似乎对所见所闻很满意。
2019年初，埃巴哈提意外地从拘留营获释。他的妻子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公民，正在为他回哈萨克斯坦提出申请。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他被关押在他旧公寓附近的治安联防队指挥部。“我不能出去。我知道如果没有人陪着自己出去，我会被送回拘留营。所以我就给联防队五名管理员做饭，给他们打扫办公室和厕所，给他们烧水喝。”
民政部单位的两名汉族妇女，主要负责管理街道的被拘留者和曾被拘留者，成了他的“生活老师”。每周一，他都会跟着她们到联防队门口的旗杆下，参加升旗仪式。“我每次都大声批评自己，说以前不懂党对我的关怀，说我现在很珍惜党，还会唱在拘留营里学到的歌曲。”
他说他总是满脸堆笑。每当有人来找他的时候，他都会鞠躬点头，并且只说汉语。“我内心仍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模仿起自己被再教育的笑容，他说：“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只能说：‘行，行，好，好’。我就像他们的宠物。”
“这是再教育教给我的。”他大笑着说。
不自由的工人
在埃巴哈提开始在养老院营地工厂工作几个月前，古孜拉·阿瓦尔汗（Gulzira Auelkhan）刚从伊宁的一个拘留营被转移出来，该营地在埃巴哈提所在营地以南约600公里处。古孜拉是一位39岁的母亲，有一个还在学步的孩子。她与其他近60个被拘留者（大多数是维吾尔人）一起，在一个拥挤的牢房中度过了15个月的恐怖虐待[2]。她牢房里的被拘留者如果上厕所超过两分钟，就会被电棍电击头部。她们被剪短的头发只能遮住一些伤痕。于是在上级官员视察营地之前，被拘留者会得到染发剂来染黑头发和头皮。她们被命令在检查时要微笑。
由于她被认为的“潜在罪行”相对较轻——尽管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给联合国的文件，拘留营中的所有被拘留者实际上都没有犯罪[3]——古孜拉被安置在一个警戒程度最低的营地里。她的“不放心”之处在于，她曾经去过哈萨克斯坦，看过土耳其电视节目，其中有妇女戴着头巾。她所在的营区不太强调意识形态再培训，取而代之的是每天全天的汉语学习。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是不允许说的。
从营地被释放时，古孜拉以为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但没过几天，当地的一位村领导带着一份文件出现了，说她必须到一家手套厂报到。她到达工厂时，认出了她的新老板，总经理王兴华[4]。她曾在营地见过他几次，当时他正与营地官员一起参观。她推测，他一定是在那时候就选中了她来他的工厂工作。
王兴华与绿叶硕子岛商贸有限公司签了合同，这是一家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制造商。在2018年12月发布的国家电视台采访中，他说：“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已经招募了六百多人。”这六百名政府“招募”的新人中有两人是叶尔江·库尔帮（我在上一章讲了他的故事）和古孜拉。
王兴华在采访中接着说，自2017年新工厂成立以来，“我们已经创造了4000多万元（600多万美元）的销售额。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前达到一千名工人，并打算在2019年底前为一千五百人提供工作。”事实上，伊宁手套厂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母厂的产能，它在河北的员工还不到两百人[5]。将制造业转移到新疆对该公司来说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该公司96%的皮手套出口到国境外的俄罗斯和东欧。
但使得指数级增长如此容易的还有其他原因。自2018年以来，国家为在新疆建造工厂和从新疆运出货物提供了补贴。作为“对口支援”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工厂的建设通常由中国东部的地方政府资助。新工厂可以得到高达4%销售额等额的补贴[6]，以支付新厂址的运输费用。最重要的是，在附近的拘留营里有成千上万名像古孜拉这样绝望的、精神受创的被拘留者作为常设人力储备。
自2017年以来，工厂纷纷涌入新疆，以利用与再教育营系统相连的新建工业园区以及与之配套的廉价劳动力和补贴。2018年底，该地区主要发展部门，新疆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声明，称拘留营或“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已成为经济稳定的“载体”[7]。这个系统使新疆吸引了“大量沿海内地企业来疆投资建厂”。由于中国80%以上的棉花来自新疆[8]，因此中国的纺织服装相关产业得到了特别强调。由于东海岸汉族农民工劳动力成本上升（或至少这是一部分原因），国家计划到2023年将超过一百万个纺织服装产业的工作机会[9]转移到该地区。如果计划实现，意味着中国每十一个纺织服装产业就业机会中就有一个在新疆[10]。伊宁手套厂的1,500个工作岗位就是这个数字的一部分。
作为再教育劳动制度的一部分，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被非自愿地分配到新建的工厂中工作。概括地说，这种分配有三个主要途径。首先，许多被拘留者被安置在拘留营内部或旁边的工厂里。像埃巴哈提一样，他们白天工作和晚上关押在同一个营地空间里。
第二，在区域中心建立的一些新的工业园区里，有曾被拘留者（如古孜拉），也有没被拘留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由政府官员从当地挑选出来，其中有农村自雇人口，也有城市外围传统贸易和服务行业中的哈萨克和维吾尔临时工。曾被拘留者在城市工业园区加入这些剩余劳动力，他们在夜间通常被关押在上锁的宿舍里。而其他“剩余劳动力”——和中国东部的农民工一样——则被允许在晚上回到自己家中，或住在区域中心自由选择的住所里。
第三，在农村地区新建的县级小规模“卫星工厂”容纳了家住附近的维吾尔工人。这些工人主要是有年幼子女的妇女，他们由当地村镇一级的领导指派工作，他们的子女则在日托机构里得到照顾，同时他们的丈夫在城里工作或被关押在拘留营里。虽然这些途径的胁迫程度各有不同，但这三种途径都导致了不同形式的家庭分离，以及对国家和私营企业代理人在汉语环境中培训和管教的依赖。虽然他们有时可以晚上回家，但就像拘留营的穆斯林工作人员一样，他们不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辞职。所有这些人都被划入强迫劳动的范围。
与营地系统相关的国家工作人员使用的文件透露，拒绝“扶贫”计划（一种广泛使用的委婉说法，用于分配工厂工作和其他形式的分配劳动）被认为是不放心和宗教极端主义的表现[11]。基层国家工作人员与派出所、私营和国有企业一起合作执行该运动，他们负责从自己辖区人口中提供雇员。他们经常把工人送到工厂，有时还充当工厂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调停人。他们还在车间里，有些情况下甚至在工厂宿舍里，负责纠察工作。与基于市场的合同法紧密相连的“自由”完全抵触的是，国家当局一些人似乎臆断，导致穆斯林工人不想和家人分离，不愿在汉族管理的工厂中从事低薪工作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厌恶与非穆斯林接触。于是，迫使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在讲汉语的环境中工作，就被国家工作人员和雇主说成是为了把他们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中解放出来。这种说法掩盖了通过剥夺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的自主权而造成的国家和市场依赖的过程。
叶尔江和古孜拉去的手套厂既有曾被拘留者，也有非自愿分配的“剩余工人”。许多人从拘留营短暂获释后来到工厂。然而，根据一份国家报告，似乎在2017年年中，早在第一批被拘留者从拘留营来到工厂之前，就有超过1800人被派到工业园区工作[12]。根据叶尔江和古孜拉的说法，这些早期到达的人是“第二途径”中未充分就业的农民，他们被视为“正常”人口的一部分，没有经历过拘留营就被分配了工作。
古孜拉被告知，前面三个月是实习期，每个月工资600元，国家规定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根据她的“效率”，每双手套她还会获得少量报酬，大约两毛钱。她说：“最熟练的工人每天可以缝制60双。但我尽了力也只能缝13双。”[13]由于视力不好，她发现不可能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她在接受记者本·莫克（Ben Mauk）采访时说：“最终我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半月。工资按计件算，一只手套一毛钱。我一共做了两千多只手套，赚了220元。所以，你看，这就像奴隶制一样[14]。”
虽然工厂里的安保措施较少，但被拘留者不准离开。在2020年1月的采访中，也就是她越过边境逃到哈萨克斯坦的几个月后，古孜拉告诉我，宿舍和工厂入口处都有检查站，经过时要扫描身份证和脸。她说：“早晨到工厂时和中午都会搜身和检查手机。下班回宿舍前又要检查一次，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拿走缝纫针。我们认识协警后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监视我们？’”虽然他们从未回答过，但古孜拉告诉我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安保人员在观察他们是否表现得像顺从的、“被再教育过的”产业工人。她特别提到，像她认识的所有其他突厥穆斯林一样，她的护照也被没收了，而且他们不被允许到指定的地点——不管是工业园区还是相对自由的村庄——以外的地方去。此外，和绝大多数被这样分配工作的工人一样，她没有多少钱来支付偷渡出去的费用。工厂的生活比营地的生活要好，但她明白，在新的环境里，她被要求证明她已经真正完成了再教育，成为了一名产业工人。
在工厂和工业园区的纪律之外，实体墙壁结构仍然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晚上下班后，她和其他被拘留者被巴士带到三公里外的一个临时宿舍。在宿舍里，被拘留者可以在院子里走动，但不准离开这个地方。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工人们“上班前在工厂里看阅读材料，下班后在宿舍里上45分钟的汉语课，夜里还有人监视着他们[15]。”
叶尔江和古孜拉被允许在周末探访家人几小时。公司的巴士将他们送到他们的村子，然后再接回宿舍。然而，在“实习”一个月后，他们发现这些路费相当高。工厂的老板王总经理告诉他们，由于班车服务和食物的费用，他们600元的工资将被削减一半。叶尔江后来回忆说：“我在生产线上工作了53天，总共赚了300元[16]。”
政府文件显示，2018年在喀什地区，有10万名被拘留者被安排到新建的工业园区和卫星工厂工作[17]。在养羊人阿迪尔别克被关押的乌苏市和华盛顿大学学生Vera被关押的奎屯市之间的一个县，总共约有45,000名穆斯林人口[18]，其中有15,600名“剩余劳动力”通过此类劳动计划被安排工作。而其他地区的目标是达到类似的比例。在喀什，每一个被拘留者被安排工作，工厂主就会得到5000元人民币，分三年发放。这些补贴可能是为了防止叶尔江和古孜拉经历的那种工资扣押。然而，由于工厂是营地系统的延伸，在公民权利和人权之外的法律灰色地带运作，保护工人不受虐待完全依赖王总经理这类人的道德准则。作为一个正在为劳教国家做代理的实业家，他和叶尔江或古孜拉一样清楚，任何抱怨，任何生产的放缓，都会导致他们被其他被拘留者替代。他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
中国西北地区新建的工业园区在再教育营和私营企业之间，在无产阶级化和强迫劳动之间形成了一道门槛。国家文件一再指出，新工业园区的建设是为了向维吾尔和哈萨克族被拘留者以及其他穆斯林剩余劳动力灌输“生活技能”，尽管从来没有定义过什么是“生活技能”。在这些国家批准的文件中往往没有提到的是，这些工厂空间作为一个近乎完全独立运作的群岛体系[19]在中国社会契约（一个国家会保护其公民以换取他们的忠诚的隐性协议）外部运作。对于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公民来说，这种社会契约已经被打破，因为监狱群岛转向了殖民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一个再教育劳动制度——这不断侵蚀着他们社会再生产的活力。新疆拘留所工厂里工人的证件被没收，或者身份证被标为禁止通行，这将他们置于一种普遍化的不自由的形式之下。这些类型的强迫性劳动制度得到了国家的补贴和指导，并通过复杂的监控操作网络和一整个物流系统（将汉族工厂带到维吾尔和哈萨克族的家乡）进行运作。数百个拘留营威胁性的存在给所有这些重要的发展开了通行证，而这标志着国家对穆斯林生活的控制。
重要的是，这一制度的影响并不限于中国西北部，甚至不限于中国本身。在绿叶硕子岛商贸有限公司的卫星工厂里，几乎所有被拘留者制作的手套都销往国外。该公司的阿里巴巴分销网站上，根据手套的款式和购买数量，手套价格在每双10元至160元（1.5至24美元）之间[20]。有些手套是由香港的高档精品店Bread n Butter经销的，该店在世界各地的商场都有分店，其中手套售价可能要高得多。总之，这些手套的销售价格成指数级地高于工人每件的计价。这套剥削体系——一种国家授权的盗窃行为——通过汉语知识这一文化资本的便利性，被“扶贫”和“援疆”等话语合法化了。又或者，这套体系被描述成是汉族工厂主在帮助被拘留者掌握成为一个守纪律的产业实习生所需的“生活技能”。
一位伊宁县官员在一篇赞美拘留所工厂大楼的文章中写道，当突厥穆斯林农牧民来到工厂时，他们“脱下草鞋，换上皮鞋，成为产业工人”[21]。穿着原始“草鞋”的“落后”少数民族，通过被拘留获得了工厂纪律这一礼物，这种与事实相反的描绘恰恰抓住了从国家工作人员和承包商的角度看技能培训过程的精髓。在地区性国家媒体制作的赞扬强制就业项目实施的视频中，记者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拍摄过程中穆斯林工人甚至没有停顿一下抬头看摄像机[22]。记者解释道，这体现了新培训的“高素质”工人所具有的优秀工作态度。叶尔江和古孜拉都提到，经理强调他们做的手套是出口用的，所以缝纫质量必须非常高。他们接受的“人文素质”的培训必须反映在他们大规模生产的手套质量上。
在维吾尔和哈萨克族的生活之上引入国家指导的、汉族独占的公司权力，具有加速工厂劳工跨越民族和阶级差异的异化作用。异化，也就是将个人从其作为工人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中剥离出来，在这个例子中，则是将个人从作为突厥穆斯林的自主权中剥离出来，实际上是再教育工厂的一个主要特征。通过将那些被认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的人群变成一个永久的下层阶级，国家当局和私营企业家希望他们能扩大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市场规模。他们正在建立一个用来进行资本积累的殖民边陲。这个强制劳动系统被一个大规模再教育系统“承载”，它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国家权力机制，确保这个被关押的劳动者阶级不能自发地作为一个阶级而崛起。事实上，因为这种法外制度，唯一能保护突厥穆斯林工人免受剥削和暴力的，是汉族管理者的善意。而正如手套厂的工资机制所表明的那样，工人保护往往只侧重对突厥劳工质量的管理“投资”，工人的幸福和社会关系则被视为毫无价值。
幸存者
由于工厂是营地系统的延伸，处于法治之外，在社会契约的边缘，工厂管理者可以将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工人视为用完即弃的人。2018年12月，管理人员威胁古孜拉，让她签署一年的工作合同[23]。他们告诉她，如果不签，她就会被送回营地。现有被拘留者的储备资源几乎是无限的。在逐底竞争中——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生产力——伊宁的再教育工厂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古孜拉、叶尔江和埃巴哈提所经历的不自由与奴隶制的联系是普遍的，但也是具体的，比如它在工厂车间里表现出来的方式，或者在Vera、凯尔比努尔和巴依木拉提的案例中，在作为英语辅导员、汉语教师或数据警察的强迫劳动中呈现的形式。他们的故事指出，民族种族化（ethnoracialized）的奴役形式，即使表现为不自由（但有报酬）的劳动形式，仍然是一种统治关系的再现。埃巴哈提在相对安全的哈萨克斯坦回顾了他在拘留营和工厂的日子，他回忆说：“我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来恢复自己。但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觉得完全安全。我再也不会有自由的感觉了。”生活有了一种新的严肃性。作为一名幸存者，他和我采访的许多其他被拘留者都感到自己失去了一些人性——他们感到自己被推向了无社会性[24]和残忍。
“我们经常感到绝望。有时我们真的恨中国人，恨到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在想，我可以去杀几个中国政府工作人员，只是为了感受一下。”埃巴哈提带着悲伤的笑容说。“但我又想到遇到的那些也批评和咒骂习近平的汉族人。所以我不能把这些怪到中国人身上，他们也是受害者。”
埃巴哈提不愿相信人类在本质上是残暴和自我中心的，不愿相信一旦有了再教育技术权力——从摄像头到拘留营——的协助，他们就会成为没有禁忌的人。他觉得，当面对压在生命之上如此极端的权力时，道德观念和同理心往往会被磨灭消声。在凯尔比努尔作为营地教员的工作中，她亲眼见证了它的发生。她听到汉族同事感叹：“现在难道不是二十一世纪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起初，当看到维吾尔老人戴着铁链作为她的“学生”出现时，她泣不成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再经常哭了。融入系统庞大的公职人员群体让生活更加容易一些。但撇去她在这个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她大多数穆斯林同胞都理解她的行为：一种在再教育机器中生存的策略。如果有机会，埃巴哈提似乎会加入普里莫·莱维的行列，慷慨地免除“任何共犯罪行最轻但受到胁迫最大的人的责任[25]”。
埃巴哈提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怀旧者——对他以前的生活有着深刻而痛苦的渴望。“有时我对自己回来[哈萨克斯坦]并与家人团聚的事实感到满足。我想，‘这就够了’”。然而，尽管他有时会有这种感觉，但在入睡前的梦境中，他胸口剧烈起伏，眼前出现烙印在他脑海中的一幅画面：一排排剪短头发的哈萨克和维吾尔族妇女从身边走过，眼神空洞，赤裸着身体，没有自由。“我们有自己的习俗。哈萨克妇女总是戴着头巾以保护她们的尊严。他们逼她们摘掉头巾，逼她们剪掉美丽的头发，让她们的白发暴露无遗。”
对于埃巴哈提来说，幸存者是那些将自己隔绝以防止产生任何感情的人。为了生存，他们互相背叛，也背叛自己。排则莱提回忆说，在乌苏的养老院营地，她听到无数被拘留者公开告发自己社区中尚未被拘留的人。“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抓我而不抓他？他比我更虔诚。’”她回忆说。“这就是为什么拘留营变得如此拥挤。每个人为了自救都在互相告发。我当‘班长’的原因也是如此。”
幸存者们被命令的时候会唱歌并微笑。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一些东西。有些人失去了理智，有些人纯粹只是变得冷漠和茫然。他们进入了普里莫·莱维所说的“灰色地带”[26]：也就是数据警察、两面的营地工作人员、牢房监控员、告密者，甚至更常见的清扫工、厨师和缝衣工所处的境地。他们成为了建造、维护和供养再教育机器的幸存者，而这架机器已经深深地侵蚀了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社会。
与以往的拘留营系统不同，新疆再教育营采用了险恶的技术，将极权式的权力关系从拘留营延伸到工厂和社区。它们将残暴和绝望的孤独带入日常生活，撕裂社区，使孩子背叛父母。埃巴哈提和其他人对这些系统的工程师——算法修补工、人脸识别设计师、DNA作图师、“智能”教育学家——所犯的违反人性的罪行，保留了他们更精确和敏锐的审判。就像那些执行残酷制度的营地指挥官和工厂管理者一样，他们也应当为不思考人性地进入复杂而热情的工作承担罪责。尽管他们可能会采用艾希曼式的辩护[27]，说他们“只是在做他们的工作”而周围没有人指出他们的错误，但事实上他们是在有目的地设计一个个控制体系，有目的地将种族化这一过程自动化。
正是他们的这种非人道，现在反映在埃巴哈提悲伤的笑容凝固时所闪现的仇恨里。拘留营的生活让他学会了把自己封闭起来，包裹在难理解的感受中，不论身处世界何方都像是被追捕的猎物。
下一章：西雅图的背后站着新疆>>
[1] 本·莫克（Ben Mauk），“Inside China’s Prison State”（走进中国的监狱国家），纽约客，2021年2月，https://www.newyorker.com/news/a-reporter-at-large/china-xinjiang-prison-state-uighur-detention-camps-prisoner-testimony （英文）。
[2] Erkin Azat，“Gulzira Auelkhan’s Records in a Chinese Concentration Camp: ‘I Worry About the Lives of Those Eight Who Have Not Signed a Contract in the Factory’”（古孜拉·阿瓦尔汗在中国集中营的记录：‘我担心那些没有在工厂签订合同的八个人的生命’），Medium，2019年3月4日，https://erkinazat2018.medium.com/gulzira-auelkhan-s-records-in-a-chinese-concentration-camp-i-worry-about-the-lives-of-those-c18a2038a5a2 （英文）。
[3] 联合国，2019年。
[4] “州直纺织服装产业敲开群众‘就业门’”，伊犁电视台，2018年12月4日，https://archive.md/KSe5r （中文）。
[5] “Lixian Huawei Gloves Factory”，阿里巴巴，2019年，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1211094113/huaweiglove.en.alibaba.com/company_profile.html?spm=a2700.icbuShop.conu5cff17.1.4af811a5izQHdr （英文）。
[6] “关于进一步完善自治区纺织服装产业政策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2018年4月6日，https://archive.md/ZBsk8 （中文）。
[7] “自治区经济结构稳中有活发展良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8年12月，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520143306/http:/www.xjdrc.gov.cn/info/9923/23516.htm （中文）。
[8] “Provincial Data Shows China’s Shifting Agricultural Trends”（各省数据显示中国农业趋势的转变），Gro Intelligence，2019年3月6日，https://www.gro-intelligence.com/insights/provincial-data-shows-chinas-shifting-agricultural-trends （英文）。
[9] 潘玉寒（Dominique Patton），“Xinjiang Cotton at Crossroads of China’s New Silk Road”（处于中国新丝绸之路十字路口的新疆棉花），路透社，2016年1月12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xinjiang-cotton-insight-idUSKCN0UQ00320160112 （英文）。
[10] “Wages and Working Hours in the Textiles, Clothing, Leather and Footwear Industries”（纺织品、服装、皮革和鞋类行业的工资和工作时间），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sation），2014年，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secto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300463.pdf （英文）。
[11] “ÇİN’İN YENİ PLANLARININ YAZILI EMRİ İFŞA OLDU”（Written Order of China’s New Plans Revealed，中国新计划的书面命令曝光），Turkistan Press，2018年7月23日，https://turkistanpress.com/page/cin-39-in-yeni-planlarinin-yazili-emri-ifsa-oldu/247 （土耳其文）；“识别宗教极端活动（75种具体表现）基础知识”。
[12] “伊宁县‘轻纺产业区’的产业工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伊宁县零距离，2017年， https://archive.ph/gdCmr （中文）。
[13] 万德山（Nathan Vanderklippe），“‘I Felt like a Slave’: Inside China’s Complex System of Incarceration and Control of Minorities”（‘我感觉自己像个奴隶’：中国对少数民族复杂的监禁和控制系统），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2018年3月31日，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world/article-i-felt-like-a-slave-inside-chinas-complex-system-of-incarceration/ （英文）。
[14] “古孜拉·阿瓦尔汗”，新疆受害者数据库，2019年，https://shahit.biz/cmn/#1723 （中文）。
[15] 万德山，“我感觉自己像个奴隶”。
[16] 时代周报，2019年。
[17] “关于印发《喀什地区困难群体就业培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喀什地区行署办公室，2018年8月10日，http://web.archive.org/web/20181204024839/http:/kashi.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2963 （中文）。
[18] “2019年12月20号沙湾新闻”，沙湾新闻，2019年12月20号，http://archive.fo/O8J0T （中文）。
[19] 译注：“群岛体系”源自于《古拉格群岛》。它是“由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编著的一部反映苏联强制劳动和集中营生活全貌的非虚构作品。在俄语中，古拉格一词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实際上蘇聯並无古拉格群島這個地方，索尔仁尼琴用这一名称将整個苏联比作海洋，而在這個海洋上遍布着带有古拉格的岛屿（即古拉格群岛），暗示古拉格制度的广泛性。” （维基百科）
[20] 阿里巴巴，2019年。
[21] “伊宁县‘轻纺产业区’的产业工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
[22] “州直纺织服装产业敲开群众‘就业门’”
[23] 斌吉恩，“Detainees Are Trickling Out of the Camps”（被拘留者正从新疆的营地中涌出），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9年1月18日，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1/18/detainees-are-trickling-out-of-xinjiangs-camps/ （英文）。
[24] 译注：无社会性指的是缺乏参与社会关系的动力或倾向独自活动。除无社会性外，发展心理学家也会使用相似的同义词，如：非社会性、不合群以及社会无感等。… 无社会性者也时常是具有内向性人格特质者，而极端的无社会性可能会出现多种的临床状况。（维基百科）
[25] 普里莫·莱维，《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Vintage International Edition, 1989年，41页。译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26] 同上。
[27] 译注：奥托·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德国前纳粹党卫军中校，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和组织者之一。二次大战后遭以色列特务逮捕。艾希曼面对犯罪的指控，都以“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回答，之后被判死刑。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明明是大屠杀的策划人，但却是一个沉闷、普通、平庸得可怕的官僚，他平凡到令人感受不到一点变态和残酷的气息。而根据其证词，他对犹太人没有一丝恨意，只是企图在纳粹官僚体制中飞黄腾达。最终那种不带个人思想的官僚心态，令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从现实脉络中抽离，在没有恶念的情况下，做出历史上最邪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