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电话灾难
2005年，15岁的凯赛尔（Qeyser）第一次见到电话。在他的村子，移动电话比固定电话来得更早，这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我看到的第一部电话是村里工作大队副书记的翻盖电话，”凯赛尔回忆说，“它很简单，在我看来却非常复杂。它有那么多数字和字母。我想，‘他是怎么同时打电话和写字的呢？’”这一刻深深地印在了凯赛尔的记忆里。它标志着未来正向维吾尔村子走来。为了寻找信号，党委书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凯赛尔和其他孩子也跟着他走来走去。“他会大声地对电话那头的人说话，表演得很夸张。整个过程就像魔术一样。然后他会打开扬声器，我们所有人就都开始大声地与远处另一端的人说话。”
2007年村里连上了固定电话。有能力负担这项服务的人开始安装 “家庭电话“，并向邻居们收取使用费。“许多人利用他们的家庭电话来赚钱，”凯赛尔回忆说，“他们会向使用电话的人收费。一分钟一角钱；五分钟五角钱。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如果你去朋友家，碰巧他们家有电话，我们会把电话举到耳边听里面的声音，或者扮作是重要的老板假装打电话。非常搞笑。”
到了2008年，手机基站的基本服务信号传到了村里，许多人，包括凯赛尔的家人，都买了一个简单的诺基亚。那时的手机只是用来打电话的，而不是用来上网的。“没有人懂得发短信。在2010年3G到来之前。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发送或接收信息和图像。”他回忆说。
直到凯赛尔在乌鲁木齐上大学时，他才第一次在一家烟雾缭绕的网吧了解到社交媒体。他在一排排四四方方的台式电脑显示器上访问了QQ，这使他有机会发展出一个线上人设（persona）。QQ模仿了MySpace和脸书（Facebook）的一些功能，是第一个让他们尝试社交网络的平台。“每个人都想做一个主页，向世界展示他们是谁。”凯赛尔回忆说。“我们选择了很多图片，上面有漂亮的人和美丽的地方，代表我们的希望和梦想。”在城市里，维吾尔年轻人在这些通宵达旦的咖啡馆里花了无数时间玩电脑游戏和泡QQ聊天室。但电脑仍然不是主流。相反，互联网只是少数移民和城里人刚开始探索的东西。由于输入维吾尔语阿拉伯字体的软件仍然在开发之中，而且只有极少数维吾尔人接受过键盘输入的训练，所以互联网和它所提供的所有知识仍然遥不可及，它们只能借助汉语作为媒介进入维吾尔人的视界。
2009年春末，QQ和人人网（另一个受Facebook启发的中文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一些维吾尔工人被施加私刑的图片、视频和文字信息。作为政府劳动力转移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工人被迁到中国东部的一家工厂。他们遭到的袭击在新生的维吾尔互联网上产生了短暂的病毒式传播与轰动[1]。维吾尔人涌入网吧观看照片，并对政府的不作为发表激烈的看法。学生们挥舞着中国国旗组织了一次游行，要求当局逮捕那些在视频中杀害了几名并殴打了几十名维吾尔人的汉族工人。最终，警察向抗议者开枪，引发了全市范围的骚乱。两天的时间里，130多名汉人被维吾尔移民殴打致死。第二天，当武警和军队进入城市时，战斗已经发展到用菜刀、削尖的棍子、从人行道上翘起的砖头进行的手刃战，警察只是站在一旁观看，导致数十名维吾尔人被汉族移民殴打致死。晚上，目击者听到警察的枪声在维吾尔人聚集区的街道上空回荡。
随后几周里，警察抓走了数千名被指控参与暴乱的维吾尔人。地方当局还切断了整个地区的互联网。在九个多月的时间里，该地区的通信受到严格限制，直到2010年年中互联网才恢复。而现在，新的3G网络使该地区乡村里数百万维吾尔人能够上网。因为中国制造的智能手机设计直观物美价廉，使没有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民能够开始探索和交流。
腾讯公司开发的一款名为微信的新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极大地加速了人们成为数字人的过程。这个应用程序结合了WhatsApp和推特（Twitter）的一些功能，后来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拥有约12亿用户。由于脸书和推特以及其他非中国应用程序在2009年被全国范围内封锁，维吾尔族网民就将他们的在线交流集中在微信上。由于他们可以在微信上发送维吾尔语语音信息，维吾尔语键盘和缺乏打字训练不再是一个问题。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购买了智能手机，并每天使用微信来建立熟人网络。他们还发现，使用语音信息功能使他们至少可以部分地在中国国家当局的审查能力之外[2]进行维吾尔语对话。
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人开始利用微信群讨论宗教文化知识、政治事件和当地社区以外的商机。短短几年时间里，当地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如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线上伊斯兰教师在维吾尔微信社区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要旨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的虔诚上。他们描述了什么类型的实践是清真的，以及人们应该如何穿着和祈祷。根据学者瑞秋.哈里斯和阿齐兹·艾沙·艾尔肯的说法，绝大多数通过智能手机开始学习伊斯兰的人[3]，仅仅对怎样成为一个当代穆斯林感兴趣，他们认为被政府审查的国营清真寺中缺乏这种指导。
与凯赛尔年龄相仿的维吾尔移民青年利用微信寻找经济机会，关注伊斯坦布尔盖茨公园抗议活动的消息，并加入伊斯兰虔诚运动。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城市里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但微信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社区网络，让他们在其中找到了社会角色。由于微信的语音功能不需要很高水平的计算机知识，加上数据计划相对便宜，智能手机的使用开始塑造他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起初，他们中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透过伊斯兰恐惧症的有色眼镜，在当地和全国范围内发生的零星暴力袭击和抗议活动可以被理解为宗教虔诚的产物。当时与我交谈的许多维吾尔年轻人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网上拥有的相对自由，主要源于国家当局和中国科技行业无力评估维吾尔人口头和书面的言论，而不是前者对后者握有更大自决权发出的邀请。
反恐人民战争
中国当局和许多非穆斯林公民对这种网络现象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维吾尔人改变了的外表和实践，如年轻人留胡子和每天祷告五次，是他们所谓的维吾尔民族“极端化”的标志。国家当局开始将暴力事件，例如在西南城市昆明发生的被称之为“中国的911”[4]的自杀式袭击，与一些政府官员告诉我的“塔利班化”进程[5]联系起来。同样，媒体对“伊斯兰国”崛起的报道也让当地官员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为了回应，中国当局宣布了他们所谓的“反恐人民战争”[6]。他们开始使用反叛乱技术[7]，一种强调大规模情报收集的军事行动模式，去评估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人口，他们认为这些人群中充满了隐藏的恐怖分子。
中国国家当局开始传阅一份列有75个伊斯兰极端主义特征的清单[8]。诸如存有宗教内容的电脑文件、使用VPN、或安装了WhatsApp（一个在2014年被脸书收购的加密社交媒体平台）都被归类为可以导致拘留的“潜在罪行”。由于WhatsApp是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使用最广泛的应用程序，当局认为使用该应用程序的维吾尔人正试图在中国互联网的审查和监控系统之外与穆斯林世界接触。最初，国家没有能力检测这些技术的使用情况，所以许多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即使听说了这些禁令的宣布，也认为它们不会被执行。他们认为这些禁令会像其他许多法规一样，宣布了但不会被实施。但是随着“人民战争”的展开，国家当局开始将网络空间的监管工作外包给私营公司。
在广泛流传的新闻报道中，巨型零售平台阿里巴巴（它还是业界领先的人脸识别公司旷视科技Megvii的早期投资者，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该公司的崛起）讨论了它如何通过对电话、流量、购物、约会、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语言和声纹检测的算法评估，在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威胁中扮演了新的角色。阿里巴巴与语音识别公司科大讯飞（iFlytek，数字取证公司美亚柏科Meiya Pico和烽火通信FiberHome的重要合作伙伴）一起指出，他们的西方同行亚马逊和谷歌，已经在美国版的反恐行动中对其穆斯林公民进行着监视。他们说，在打击中国国内的穆斯林恐怖主义战争中，现在是他们发挥类似作用的时候了。
中国的科技公司利用了中国国家安全部——中国版中央情报局（CIA）——在911之后建立的名为“金盾”的情报主导型警务项目。但他们也注意到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美国政府的PRISM大规模数据分析项目，该项目从美国和全球社交媒体收集和评估数据，以建立监视名单。他们开始调整美国政府承包商的技术，比如Palantir（一家收集和评估社交媒体数据以实时监视平民的数据分析公司）[9]，以适应中国西北地区的情况。
中国科技公司还从中国经济向公私合作模式转变的趋势中得到了优势，人们认为公私合作模式比依靠毛泽东时代的国有企业更能应对经济和政治挑战。在反恐人民战争开始时，他们向中央和地方政府推销了他们的监控“解决方案”。到2017年，中国政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基础设施项目中向公私伙伴关系投资了超过18万亿元人民币（2.6万亿美元）。根据一些估计，中国安全技术行业作为一个整体达到了将近7000亿元人民币（1000亿美元），其中超过50%[10]集中在国内安全工程项目。
在新疆，国家授予私人合同[11]约4500亿元人民币（650亿美元）来进行基础建设，并向该地区政府实体授予了1.1万亿元人民币（1600亿美元）的合同，比2016年增加了50%。这些新的投资使其成为全国最大的国家资本受益者之一[12]。虽然部分建筑支出的增长与安全无关，但新疆国家支出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建设拘留设施及相关的基础设施上[13]。国家承包商还利用这些资金为该地区的监控系统和穆斯林“再教育”运动开发新工具[14]。尽管国家在2017年底时冻结了一些项目的资金，但到2018年，单是新疆安全和信息技术市场就增长到了约550亿元人民币（80亿美元），有近1400家私营公司在竞争这些利润丰厚的合同[15]。
在整个中国经济中，公共服务广泛的私人承包在技术部门中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造成了一种市场结构，其中企业的增长与国家驱动的基础设施项目密切相关，而这些项目利用技术来实现政治目的。正如马丁·贝拉加（Martin Beraja）、杨宇凡（David Y. Yang）和诺姆·余契特曼（Noam Yuchtman）通过对中国公共治安中使用私人技术的一个大规模研究表明，国家资本对数据密集型技术的投资[16]对于专注于图像和人脸识别的私人电脑视觉（Computer-vision）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在研究中，他们“通过在获得公共安全合同（数据丰富和数据稀缺）的公司之间进行软件生产增长的对比”，证明了“获得政府数据造成的因果效应”，进而也证明了这种市场结构的经济效果。最终，他们表明，中国的科技产业是通过用在监控项目上的国家资本来塑造的，尤其是新疆的监控项目，而且在一个迭代的过程中，更是由中国其他地区和新丝绸之路上建造的监控系统来塑造的。这正是中国科技公司在面部识别技术方面能够超越很多欧洲和北美公司的原因。
检查站
在这些系统被设立的同时，反恐人民战争也愈演愈烈。最初，该运动部分依赖于愿意举报其他网络用户的网民。地方当局每次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或分裂主义”网上行为进行的刑事定罪，承诺奖励举报者约2000元[17]。即使后来国家开始雇用数据警察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这种人对人的公民治安制度[18]也仍然在继续。
对于像凯赛尔这样的维吾尔年轻人来说，“人民战争”似乎与他无关。随着他对互联网技术的熟练运用，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他敞开大门。社交媒体使他能够逐渐养成一个成熟的城市人设，并开始影响周围的世界。“我非常喜欢微信，”凯赛尔回忆说，“你可以看到别人的朋友圈，你可以在微信群里聊天。你可以发送视频，或者与任何人视频通话，无论他们在哪里，只要他们也上网。”渐渐地，在他的LG智能手机上，凯赛尔的数据计划每月花费高达200元——比他每月花在食物或衣服上的钱多得多。他还开始在微信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作为学生制作的短视频。他最受欢迎的影片爆红，观众人数超过80万。像许多维吾尔年轻人一样，他开始将微信视为他在维吾尔世界里的社会角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虽然凯赛尔确实发布了一些可能给他带来麻烦的政治内容，但作为一个被学校管理人员紧盯着的学生，他不敢用手机来学习伊斯兰教。“我从来没有在微信上学习过《古兰经》，但我知道我们村子里很多人都学过，”他回忆说，“很多人还在手机上下载或分享伊斯兰教义（tabligh）。我在别人的电脑上看过一些关于维吾尔政治的视频。有时我们会用程序上YouTube，我们没有意识自己在身后留下了一串痕迹，没有意识到这非常危险。我们只是想看维吾尔人的新闻，或者土耳其电视节目，或者关于维吾尔族历史的东西，只要它们不是由中国政府写的。”
2014年秋天，凯赛尔的校领导召开大会，要求所有学生交出手机。凯赛尔被吓坏了，由于他在微信上分享了一篇关于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19]的新闻报道（因为发表了批评中国对维吾尔土地进行殖民统治的政策建议，这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被判处无期徒刑）。“我只是假装镇静，但心跳个不停。幸运的是，检查我微信的老师并没有仔细看。但是另一个朋友被拘留了，因为有人给他发了关于2009年抗议活动的东西，而他没有删除。他在拘留所呆了九个月，被酷刑逼供，承认了所有被指控的罪行。我想他现在被关在营地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2015年访问凯赛尔的村子时，当地警察要叫解锁手机，让他们查看里面的内容。他们翻阅了我的照片和微信，但似乎不知道如何操作WhatsApp或脸书APP。他们似乎也没有注意到我安装的VPN。刷了几分钟，他们把手机还了给我，确信我只是一个持有效签证居住在新疆的研究人员。
到了2016年，智能手机的检查变得更加先进。“警察会命令我们从车上下来，”凯赛尔告诉我，“有新疆户口的人要排队进检查站刷脸，然后警察会叫我们拿出手机，插进一个扫描仪进行检查。”
凯赛尔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他假装手机没电了。也许因为他看起来像一个没有信仰而世故的大学生，警察没有检查就放走了他。“朋友告诉我，他们能够找到你很久以前就删除的文件。”于是，如果知道自己必须通过检查站，他就不再携带手机。他还买了一部新的iPhone，听说这种手机更难被工具扫描。就在所有维吾尔人被迫将护照交还给当局“保管”，以及当局开始大规模拘留像Vera这样的“前恐怖分子”之前的几个月，我协助凯赛尔制定了离开中国的计划。
到达安全的北美之后，凯赛尔得知他的兄弟和几十个亲戚被一起送进了一个新的营地。“我的许多邻居都被拘留了，因为他们在手机上收听了伊斯兰教的信息，或者分享了系统认为是‘分裂主义’的故事。大多数年轻人被拘留是因为参加过宗教聚会或祈祷，或用手机听了些东西。我母亲称这是‘电话灾难’（telepon balasi）。”
数字围墙
包围着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生活的数字监控和围墙系统将智能手机变成了跟踪设备。这个系统始于2005年2G手机网络的建设，后来扩大到数字覆盖（digital overlays），使科技公司和国家当局有能力以越来越密切的方式观察和控制人们的移动和行为。正如通信学者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就监视资本主义系统在北美的运作方式所指出的那样，数字围墙并不只限于蜂窝网络的基站[20]。相反，随着GPS追踪能力被植入智能手机和自动生物识别系统，“物联网”开始评估人们的运动模式。数字围墙因此成为了一个多维、复杂的矩阵。
在Vera的家乡和凯赛尔的村子，中国移动手机网络为微信使用者提供服务，他们的用户活动被跟踪并被提供给中国当局，后者使用关键字搜索来过滤群聊和私信。
与手机上应用程序相连的百度地图系统使用GPS追踪用户的行动。而这些数据通过检查站的人脸扫描和身份证检查得到验证。如果这还不够，使用人脸和身份证扫描的方法，通过国家承包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建造维护的检查站数据门[21]，可以确保智能手机被登记到脸或身份证刚被扫描的人身上。在交通繁忙的城市地区，地方当局则使用由中国多家领先的摄像头和人脸识别公司[22]（如商汤科技Sensetime、海康威视HikVision、大华科技Dahua、依图科技Yitu和其他公司）建造的实时牌照和人脸追踪摄像头系统。
通过使用插件对智能手机的软件和内容历史进行自动评估，永远在线的互动式监控系统由这些强行采集的数据所补充——这是凯赛尔力图避免的类型。对穆斯林家庭的检查使用金属探测器来扫描未经授权的电子设备。当地情报人员还利用银行记录、病例和户籍数据进行档案的评估。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信息加在一起，产生了一个规模和深度都前所未有的数字围墙。
Vera的营地附近有一个叫沙湾的县级城镇，与凯赛尔的村子隔山相望，国家当局在那里开始建造一个“平安城市”系统[23]。这个项目，以及新疆各地都在建设的类似项目，致力于使该镇和周边县市登记的个人都能被系统搜索到。外来人员和观察名单上的人的任何活动，都会由系统自动提醒警方。
该系统，至少在它被提出时，由旷视科技的一个名为Face++的算法支持。该算法被设计用来评估车牌一类的物件信息，但也能被训练识别人脸，甚至与人相关的身体特征或衣帽首饰。平安城市系统根据这些标识符，连同收集的其他社会数据，追踪人类行为信息，如“通信行为、住宿行为、迁移行为、金融行为、消费行为、驾驶行为和行政违规行为。”所有这些数据加在一起，为每个人和他们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建立了一个具体的数字画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弄清了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典型行为模式。在评估穆斯林时，它监测他们的行为和关系，为了发现任何偏差的迹象。该系统的准确性取决于人像识别和比较技术，对已经捕获的图像进行图像分析——该系统类似于美国警察部门使用的Clearview AI软件[24]。在清真寺和公共汽车站等“高风险”地区，它使用实时视频分析——类似于日本公司NEC在伦敦提供技术支持的视频监控试点项目“Prevent（预防）”[25]。
虽然西方和中国的警察系统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西方的警察系统也会对少数民族造成不成比例的过度伤害），但它们也有很大的区别。在新疆，摄像头网络密集得多，而且有检查站和数据监控的支持；在一项综合性的“公共卫生”倡议下，该地区每个居民都向当局提交了他们的生物识别数据[26]。因为训练其算法的数据集所具有的保真度和规模，新疆当局的工具更加精细和具有侵害性。由于当局强迫所有新疆居民登记领取国家颁发的新身份证，使他们得以建立一个包括每一个人脸部的高清图像基础库，此外他们还收集了数千万张通过检查站的居民的脸部图像。Face++和类似的算法，如依图（YITU）和商汤（Sensetime）等公司的算法，运行速度极快。正如沙湾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它在0.8秒内可以对多达30万个目标人物进行一次人脸匹配[27]，并登记和记录通知警报。如果技术人员愿意多等0.2秒，它可以对近50万人进行这种操作。
围墙系统的大部分设计和执行被描绘成是为了创造更高的治理效率。从2018年开始，沙湾行政系统过渡到以智能手机为主导的数字模式[28]。一系列基于智能手机的面部识别技术使这个系统能够跟踪个人行为。它从一个以人脸扫描为中心的国家颁发的照片身份证系统开始。到2018年年中，更换丢失身份证的申请已经可以在线上用智能手机摄像头扫描申请人的脸部[29]来完成。为了获得社会保障福利[30]，沙湾居民被要求使用一个新的人脸扫描应用程序。为了通过社区检查站[31]，居民需要安装另一个面部识别应用程序。甚至农村的农民工作大队[32]也安装了一个，以监测村民的工作效率。所有这些数据都被整合到更广泛的平安城市系统中。
在许多情况下，新技术似乎受到了欢迎。例如，沙湾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将人脸扫描技术当成一种便利和安全来做广告宣传。但它也似乎给一些居民带来了不便。例如，沙湾警方提到需要对系统进行“调试”，使所有合法居民都能在检查站被自动识别，而确保政府和技术公司人员不需要进行人工手动检查。
数据警察
该系统遇到的大部分困难似乎来自于操作和执行该系统所需的工作。所有复杂数据密集型系统的数据都需要人类劳动力进行微调。学者Lilly Irani将这些技术人员描述为“数据清洁工”[33]。沙湾平安城市系统和其他地区的数据清洁工由九万名协警[34]组成，是2017年初在整个地区雇用的。这些被授权的情报工作者——就像那个在小巴后座看着Vera的年轻人——并没有像国家警察那样接受过正式培训。他们中大多数人无权携带枪支。在中国其他地方，他们只被称为“保安”，但在这里，他们拥有支配穆斯林生活的权力。很多这种低级公职人员是从穆斯林人口中雇佣的。此项工作的基本资格[35]是有“放心的”家庭背景，积极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以及基本的汉语知识。“援疆”人员（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政府“志愿者”，负责教育穆斯林儿童或者为受过再教育的被迫劳工建立工厂）的配偶和子女尤其被鼓励申请此工作。
到2017年年中，这些协警开始在全区范围内使用美亚柏科、烽火通信和其他数字取证公司制作的AI自动恢复工具检查人们的设备[36]。所有这些信息都被输入一个统一的联合行动平台，该平台根据可疑行为的模式[37]，向当地警察部门“推送”观察名单上的名字[38]。数据警察的工作是利用这些工具执行抽查，其核心是主动对路人进行特征分析，拦下凯赛尔这样明显是穆斯林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出示国家发放的身份证，解锁手机，通过间谍软件和外部扫描设备自动进行检查。协警还负责监视固定检查站的人脸扫描机和金属探测器。所有这些活动保证了穆斯林居民继续为这个系统构建数据集，使极端主义的评估算法越来越精确。他们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民族/种族变体，即学者萨丽塔·阿姆鲁特（Sareeta Amrute）所说的“种族即算法”[39]——将突厥穆斯林的社会生活变成与“潜在犯罪”行为数据集相匹配的代码。通过数据检查被确定为“不放心”的穆斯林被送往拘留所，被审问，被要求承认潜在犯罪行为，并供出同样“不放心”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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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台镇位于沙湾正东370公里处。奇台的协警中有一个名叫巴依木拉提（Baimurat）的年轻哈萨克男子。他是2016年底当地雇用的第一批协警中的一员。他越过边境逃到哈萨克斯坦后接受了哈萨克倡议组织Ata Jurt的采访，他说由于他是大学毕业生，所以“被认为很有资格”[40]。因此他得到了协警最高级别的工资，每月约7000元，远高于约2000元的最低工资。他同组的其他人，由于教育背景而被认为资格不够，工资不到2700元。对于在此之前一直苦苦找工作的巴依木拉提来说，这份工作是他无法拒绝的选择。他不仅能够养活家人，而且还能保护他们不受再教育制度的威胁。“我们发了制服，”他说，“然后开始做不同类型的训练。非常严格，就像在准备打仗一样。”
作为清除地区行政部门里所谓的“两面人”（公开拥护党而暗中怜悯和支持穆斯林的人）过程的一部分，奇台当局用来自中国其他地区忠诚的国家雇员替换了主要领导层。奇台县公安局长被一个新的警察指挥官取代，他是一个来自东部福建省的汉族男性，名叫陈祖华[41]。地区政府安排同样来自福建的人员负责改造当地教育系统，并在该县建设一个工业园区，在这里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将在强迫劳动合同下工作。在国家媒体的一篇凸显这位新指挥官“铲除邪恶”的英雄气概及其生平的报道中，有张照片显示他站在审讯室里，旁边是一把“老虎凳”——一种使嫌疑人无法动弹的酷刑装置。
地方当局开始建造便民警务站，Vera会在其中之一的屏幕上看到自己。作为平安城市网格的一部分，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这种监控中心。当局接着将协警划分开来，让他们进驻奇台县所建九十二个站点之一。在沙湾，一个类似的过程在七十七个站点[42]之间进行。
“我们必须一直坐在那里监视屏幕，”巴依木拉提回忆说，“如果漏掉一个警报或眼睛离开屏幕，我们就会受到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做的监视工作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根据他们的汉语能力和忠诚度的证明，协警会被分类。“他们让我们做各种练习，比如背诵营地系统的守则，”巴依木拉提说，“我们必须背诵与法律有关的各种东西。营地墙壁上有习近平的语录，我们也必须熟记这些内容。背不下来的话，就不能出去巡逻。”
“我在那里工作了六个月后，他们分发了检查行人和汽车司机的仪器，”巴依木拉提回忆说，“当我们用它扫描他们的身份证（和电话）时，能得到关于这个人的各种信息，比如是否曾经戴了面纱，是否安装了WhatsApp，是否到过哈萨克斯坦，诸如此类的事情。”
他们开始执行夜间检查。如果被检查的人应该被拘留，仪器就会闪烁红色。“我们可以在街上拦下任何车辆进行检查。当我们截停他们时，会要求车里的人出示手机和身份证。如果有像之前提到的可疑情况，我们需要汇报（给领导）。”
起初，巴依木拉提和同事们认为，尽管工作时间长，而且被安排在充满对抗性的位置上，但当协警仍然“是一份好工作”，有稳定的薪水，而且可以免受警察骚扰。他们认为自己站在“好人”一边。不过，在他们收到手机扫描仪和巴依木拉提得知哈萨克中学被变成监狱的时候，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他们在哈萨克学校建了一道铁门，高高的电栅栏，还有四个瞭望塔，”他回忆说，“如果我们通过身份证检查发现任何可疑状况，他们会把他们送到哈萨克学校。他们突然把它变成了一个监狱。他们强迫所有去过清真寺、做祷告或戴头巾的人进那所学校。”
巴依木拉提在理论上是一名按合同聘用的临时工。但在新工作开始六个月后，他得知自己不能随便辞职。“如果我们累了想辞职，他们会告诉我们：如果你累了，可以休息一下，不过之后你必须回来。如果你真的离开工作，那么你也会被关进‘再教育营’。”当他第一次看到营地内发生的事情时，他明白了这种威胁的实际含义。
“2018年初的一天，工作时我们开了一个会，我们被告知需要将一些被拘留者从监狱转移到学校，”他平静地说，“我们有那么多的手铐。我们到那里的时候，看到他们抓了大约六百人。那座建筑内有一些房间就像牢房一样。我看到被拘留者中有非常年轻的女人，有非常年长的女人，还有留着胡子的男人（超过五十五岁）。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大多数是维吾尔人，还有一些哈萨克人和一些回族人。我不认为有汉族人。也许有一两个，但不会超过这个数目。”
“我们给他们戴上手铐和脚镣，并给了他们毯子，不管他们能不能抱得住，然后叫他们上车。我不得不给一个似曾相识的人戴上手铐，然后意识到他也曾是一名协警。我以前在工作时见过他。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我认识他。我真的很想问他发生了什么，但因为有摄像头，我没有问任何问题。当时我想也许以后可以问他，但从未找到机会。”
“然后我们开始运送妇女。突然我听到非常尖锐的叫声。我看到一个满头白发八十多岁的老妇人。她在被戴上脚镣和手铐时尖叫起来，因为她的腿受伤了。他们就这样把她拖到了巴士上。当我看到这一幕时，感到非常难受。我想退出。我对成为一名警察感到后悔，我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在后悔。我在心里哭泣。”说这话时，巴依木拉提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过了一段时间，当他感觉安全时，向另一个哈萨克协警询问他认出的那个人。同事告诉他，那人来自农村，不懂闭路电视的工作原理。他在监狱工作时看到地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救我出去”的字样。他没有报告这件事，但摄像头看到了，所以他被带去“学习”。巴依木拉提意识到，任何哈萨克或维吾尔人都可能被送进再教育营。不管如何努力，在监视系统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我对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感到非常难过。很多人犯了非常小的过错，就被关进了再教育营。作为警察，我们有必须完成的工作。有时候领导说做这个，有时候他们说做那个。我们每天都必须按他们说的来做。”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压力让巴依木拉提疲惫不堪。“我们无法入睡，”他摇了摇头说，“我们总是在哭，我和我的妻子。但我们没让其他人看到我们哭泣，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很危险，可能会告发我们。”
平安城市
在沙湾，随着平安城市项目的实施，一个类似的过程也在展开。2017年4月7日周末，沙湾县领导参加了一个会议，陈全国在会上宣布正在进行的“去极端化”运动有了新的开始。干部们表示，他们将再下决心，“坚决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渗透”。到2017年8月，县监狱被扩建，正式变成了“集中管控教育培训中心”[43]。到2019年底，一个可以容纳超过七千人的拘留所已经建成。
自2017年以来，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了来自沙湾的一百多份证词[44]，分别来自曾被拘留者以及当前被拘留者和囚犯的家属。在一些案例中，他们说被拘留是因为持有护照或使用了非法APP。而频繁地访问清真寺——沙湾平安城市项目中大部分人脸识别摄像头的位置——则是最常被给出的理由。
在沙湾研究报告中，评估人员认为该项目将“极大地提高当地政府快速应对重大事件的能力，并确保经济的建设”。同时，他们还表明该项目将促进私人商业投资，并通过保护私人财产提高社会安全。“间接的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45]，他们写道。
2017年4月，在新的“应收尽收”运动被确立和评估人员提交报告的几个月后，塔城县委书记薛斌[46]访问了沙湾，参观了该运动的各种设施。他参观了公安局的指挥中心，视察了新的平安城市系统。他讨论了加强对清真寺和宗教领袖的“教育和管理服务”。他强调了“学转促”专项活动，并指出：负责农村监控的干部“发挥好考核指挥棒的作用……严明驻村纪律”方面的角色。
沙湾和奎屯都是小城镇。我在2015年访问时，被它们显露出的一致的普通所震撼。它们都由灰色混凝土公寓楼组成，建立在以一个广场、一个市场和一个火车站为中心的网格上。这里每个人都相互认识。如果在城镇边缘建起了再教育营，几千名穆斯林消失在其中，他们肯定会知道。如果一个新的工业园区被建成，更多的穆斯林被迫在那里工作，他们也会知道。如果几十个监控中心被建立，每人都必须进行人脸扫描，他们也会注意到。正如一句维吾尔谚语所说：所有这些就像我手上的五个手指一样明显。
和该地区的每个县一样，平安城市项目包围了沙湾。从手机上的APP，到家门口，再到清真寺和火车站，沙湾居民的生活都被严密监视着，并被与他们的面孔相匹配的数字代码所整理和组织。这些代码是灵活的围墙和监视系统——它们可以被打开和关闭，其灵敏度可以手动调整。它们只在地区内联网上的协警之间流传，而协警本身也受到该系统的监视。
正如沙湾研究报告所指出的，监控系统的核心是确保“有益的”货物、服务和生物识别数据的流动，同时引导或阻止可能破坏这种流通的物体、身体和数据的流动。其目的是在国家支持的市场经济中增加被认为是“好”东西的流通，同时减少被认为是“坏”东西的流通，比如犯罪和不可被同化的身体。这项技术的塑造能力被用来控制人群，以降低非穆斯林的恐惧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并为当局提供更大的权力。对于像凯赛尔的家人和像巴依木拉提这样的低级数据清洁工来说，他们担心自己会意外地触发系统，或者担心有人在任何时候打开开关来针对他们，对他们来说平安城市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深深的恐惧和彻底丧失的权力。它把智能手机的便利变成了一场灾难。
平安城市的控制社会通过技术来维持权力关系，使生活变得可预测。它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当技术开始代替人们思考时，它对生活的控制就开始被正常化。当思考的空间在一个复杂自动系统的黑匣子里消失时，它就会变得平庸且残酷，并产生一种深远的制造残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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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瑞秋.哈里斯（Rachel Harris）和阿齐兹·艾沙·艾尔肯（Aziz Isa），“‘Invitation to a Mourning Ceremony’: Perspectives on the Uyghur Internet”（‘哀悼仪式的邀请’： 关于维吾尔互联网的观点），Inner Asia，2011年，27–49页。
[2] 达伦·拜勒，“I Researched Uighur Society in China for Eight Years and Watched How Technology Opened New Opportunities—Then Became a Trap”（我在中国研究维吾尔社会八年，看着技术如何打开新的机会—然后变成了一个陷阱），The Conversation，2019年9月18日，https://theconversation.com/i-researched-uighur-society-in-china-for-8-years-and-watched-how-technology-opened-new-opportunities-then-became-a-trap-119615 （英文）。
[3] 瑞秋.哈里斯和阿齐兹·艾沙·艾尔肯，“Islam by Smartphone: Reading the Uyghur Islamic Revival on WeChat”（智能手机上的伊斯兰： 读懂微信上的维吾尔伊斯兰复兴），中亚调查（Central Asian Survey）38，no. 1，2019年，61–80页。
[4] 江林森（Jonathan Kaiman）和安玲（Tania Branigan），“Kunming Knife Attack: Xinjiang Separatists Blamed for ‘Chinese 9/11’”（昆明持刀袭击事件： 新疆分离主义分子为‘中国的911’背上罪责），卫报，2014年3月2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r/02/kunming-knife-attack-muslim-separatists-xinjiang-china （英文）。
[5] 达伦·拜勒，“Ghost World”（幽灵世界），Logic magazine，2019年5月1日，https://logicmag.io/china/ghost-world/ （英文）。
[6] 蒂莫西·格罗斯（Timothy Grose），“Once Their Mental State Is Healthy, They Will Be Able to Live Happily in Society”（一旦他们的心理状态健康了，就能在社会上快乐地生活），中参馆（ChinaFile），2019年8月2日， http://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viewpoint/once-their-mental-state-healthy-they-will-be-able-live-happily-society （英文）。
[7] 达伦·拜勒，“Preventative Policing as Community Detention in Northwest China”（中国西北地区作为预防性警务工的社区拘留），Made in China Journal，2019年10月25日，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19/10/25/preventative-policing-as-community-detention-in-northwest-china/ （英文）。
[8] 识别宗教极端活动（75种具体表现）基础知识”，中共新疆统一战线工作部，2017年，
https://xinjiang.sppga.ubc.ca/chinese-sources/online-sources/identifying-religious-extremism/ （中英文）。
[9] “曹巍组团四大超炫硬科技CEO， 解锁软着陆是能力还是态度”，蓝驰论坛，2017年8月28日，https://bit.ly/2Rp8G84 （中文）。
[10] “鸟瞰人工智能应用市场—安防行业研究分析2017”，亿欧智库，2017年9月，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20001947/http://img1.iyiou.com/ThinkTank/2017/HowAIBoostsUpSecurityIndustryV6.pdf （中文）。
[11] “Banking Body Prepares List of PPP Projects in Xinjiang（银行业机构编制新疆PPP项目清单）”，中国日报，2017年2月24日，https://archive.fo/qWSo4 （英文）。另见李肇华（Joshua Chin）和林和（Liza Lin）《Surveillance State: Inside China’s Quest to Launch a New Era of Social Control》（监控国家：中国寻求开启社会控制新时代的内幕），St. Martin’s Press，2021年。
[12] “新疆216个PPP项目落地 落地项目数居全国第二位”，人民网，2017年11月4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428213003/http://www.csjrw.cn/2017/1114/72190.shtml （中文）；Ben Dooley，“Chinese Firms Cash in on Xinjiang’s Growing Police State”（中国公司在新疆日益增长的警察国家中套现），法新社（AFP），2018年6月27日，https://www.afp.com/en/chinese-firms-cash-xinjiangs-growing-police-state （英文）。
[13] “关于2017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自治区预算草案的报告”，新疆自治区财政厅，2018年2月3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312143344/http://www.xinjiangnet.com.cn/2018/0203/2044552.shtml （中文）。
[14] “新疆安防市场爆发，业绩拐点已现”，国金证券，2018年3月12日，http://pg.jrj.com.cn/acc/Res/CN_RES/STOCK/2018/3/12/604dacbe-8f48-4847-958a-bfafcd09c3af.pdf （中文）。
[15] 米建华和达丽雅·彼得森（Dahlia Peterson），“China’s System of Oppression in Xinjiang: How It Developed and How to Curb It”（中国在新疆的压迫制度：它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如何遏制它），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2020年9月，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s-system-of-oppression-in-xinjiang-how-it-developed-and-how-to-curb-it/ （英文）。
[16] 马丁·贝拉加，杨宇凡和诺姆·余契特曼，“Data-Intensive Innovation and the State: Evidence from AI Firms in China”（数据密集型创新和国家： 来自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证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 Working Paper）No. w27723，2020年，https://www.nber.org/papers/w27723 （英文）。
[17] “新疆喀什警方开通网上暴恐音视频信息举报平台”，中国新闻网，2014年9月15日， https://archive.vn/be7Va （中文）。
[18] “新疆查处多起传播暴恐音视频、宗教极端思想案违法信息案例”，新疆日报，2017年4月17日，https://archive.vn/WVKQE （中文）。
[19] 达伦·拜勒，“Ilham Tohti’s Sakharov Prize and the Desecration of Uyghur Society”（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萨哈罗夫奖和被亵渎的维吾尔社会），SupChina，2019年11月6日， https://supchina.com/2019/11/06/ilham-tohtis-sakharov-prize-and-the-desecration-of-uyghur-society/ （英文）。
[20] 马克·安德耶维克，“Surveillance in the Digital Enclosure”（数字围墙里的监控），Communication Review 10，no. 4，2007年，295–317页。
[21] “中国的算法暴政”，人权观察，2019年5月1日，https://www.hrw.org/zh-hans/report/2019/05/02/329384 （中文）。
[22] 达伦·拜勒，“中国西北地区‘再教育’技术的全球影响”。
[23] “新疆沙湾县智慧（平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国政府采购网，2017年，10页， https://www.chinafile.com/library/reports/xinjiang-shawan-county-smart-safe-project-feasibility-study （中文）。
[24] Ryan Mac，“Clearview’s Facial Recognition App Has Been Used by the Justice Department, ICE, Macy’s, Walmart, and the NBA”（Clearview的面部识别应用程序已被司法部、移民局、梅西百货、沃尔玛和NBA使用），Buzzfeed，2020年2月27日，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ryanmac/clearview-ai-fbi-ice-global-law-enforcement （英文）。
[25] Sean Gallagher，“London to Deploy Live Facial Recognition to Find Wanted Faces in a Crowd”（伦敦部署实时面部识别技术，在人群中寻找被通缉的面孔），科技艺术（Ars Technica），2020年1月28日， https://arstechnica.com/information-technology/2020/01/london-to-deploy-live-facial-recognition-to-find-wanted-faces-in-crowd/ （英文）。
[26] 黄瑞黎（Sui-Lee Wee），“China Uses DNA to Track Its People, with the Help of American Expertise”（在美国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利用DNA来追踪其人民），纽约时报，2019年2月21日，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21/business/china-xinjiang-uighur-dna-thermo-fisher.html （英文）。
[27] “新疆沙湾县智慧（平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89页。
[28] “着力打造‘最亲民’服务窗口”，工人时报，2019年5月24日，http://archive.fo/mPF40 （中文）。
[29] “新疆户籍居民身份证丢失补领可网上自助办理了！附操作指南”，沙湾县公安局，2018年10月12日，http://archive.vn/a6Rhm （中文）。
[30] “戳一下，请了解‘新疆智慧人社’APP待遇领取资格认证详细操作流程”，沙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8年，http://archive.fo/lbdnK （中文）。
[31] “好消息！沙湾这8个小区正式实行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啦 !”，沙湾金盾，2018年，http://archive.fo/Hao1B （中文）。
[32] “沙湾县：合作社拓宽致富路 小农户迈向大农业”，沙湾零距离，2018年12月14日，http://archive.fo/aX1VS （中文）。
[33] Lilly Irani，“Justice for Data Janitors”（为了数据清洁工伸张正义），Public Books，2015年1月15日， https://www.publicbooks.org/justice-for-data-janitors/ （英文）。
[34] 郑国恩和雷国俊，“新疆的安保化：警察招募、非正式警务和少数民族的收编”，324–348页。
[35] “沙湾县公安局招聘100名事业编制便民警务站工作人员”，平安沙湾，2017年8月22日，http://archive.fo/sjWJJ （中文）。
[36] 达伦·拜勒，“Chinese Infrastructures of Population Management on the New Silk Road”（新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人口管理基础设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2021年。
[37] “中国的算法暴政”。
[38] Yael Grauer，“Revealed: Massive Chinese Police Database”（揭秘： 庞大的中国警察数据库），拦截（The Intercept），2021年1月9日，https://theintercept.com/2021/01/29/china-uyghur-muslim-surveillance-police/ （英文）。
[39] 萨丽塔·阿姆鲁特（Sareeta Amrute），“Bored Techies Being Casually Racist: Race as Algorithm”（无聊的科技人员作为随便的种族主义者： 种族即算法），科学、科技与人文价值（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45，5，2020年，903–933页。
[40] “Сұмдық СҰХБАТ Terrifying Interview”，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2019年1月11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8rVTEStmY8 （哈萨克语）。
[41] “援疆干部风采录”，昌吉公安，2019年12月25日，https://archive.vn/tFO2N （中文）。
[42] “沙湾县公安局招聘100名事业编制便民警务站工作人员”。
[43] Shawn Zhang, “Satellite Imagery of Xinjiang Re-education Camp no. 83”（新疆再教育营第83号的卫星图像），2019年5月18日， https://medium.com/@shawnwzhang/satellite-imagery-of-xinjiang-re-education-camp-83-377e9453db7a （英文）。
[44] “按出生县划分的受害者”，新疆受害者数据库（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2021年，https://shahit.biz/cmn/#map （中文）。
[45] “新疆沙湾县智慧（平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国政府采购网，2017年，6，183页， https://www.chinafile.com/library/reports/xinjiang-shawan-county-smart-safe-project-feasibility-study （中文）。
[46] “2017年4月24号沙湾新闻”，沙湾新闻，2017年4月24日，http://archive.fo/bhPnC （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