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两面人

 

2017年2月，在再教育营系统迅速启动，拜木拉特开始从事协警工作的同时，遍及整个新疆的学校教师被征召进入营内当教官。其中一位教官是名叫凯尔比努尔·塞迪克（Qelbinur Sedik）的穆斯林妇女，她原本在乌鲁木齐一所小学教五年级学生汉语。凯尔比努尔的父母分别是维吾尔族和乌兹别克族政府官员，他们意识到不被官方识别为维吾尔族是一种相对的保护，因此在她的出生证上登记为乌兹别克族。作为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汉语教育的少数民族，凯尔比努尔顺时所趋进入了教育行业。1992年从地区师范学院毕业后，她开始在乌鲁木齐的一所小学任职。

因为在学校担任高级职务，所以当2017年春节假期后收到新任务时，她感到很惊讶。“2017年2月26日，我们开始了新学期，”她回忆说，“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要我去参加一个会议。”凯尔比努尔说。那个会议上，区党委办公室书记没有提供太多细节。凯尔比努尔和其他参加会议的教师只是被告知，当局集中了一群“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责任是教他们汉语。这群“没受过教育的人”在山上一栋政府办公楼里。凯尔比努尔被告知，她必须签署一份“承诺书”，承诺会教他们六个月。然后他们给了她另一份文件，声明如果她将所见所闻透露出去，那么她必须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必要的惩罚”。“他们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不能拒绝或要求离开，”她回忆说， “否则我们会受到惩罚。”凯尔比努尔不需要向学校任何人说起这次会议的内容，似乎每个上级领导都知道这个任务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当我离开学校时，我的教学任务已经分配给了其他人。”

像整个地区几乎所有维吾尔人一样，凯尔比努尔其实已经听说过这些所谓的“没受过教育的维吾尔流动人口”，他们早在2015年就被送往再教育营。第一次听说时，她觉得听起来很可怕，但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因为她是个讲汉语、有着安全的乌兹别克身份的城市妇女。为新任务做准备时，凯尔比努尔想起了一位来自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靠近凯赛尔南疆农村老家的县）的妇女告诉她的事。这位妇女是她在同一所小学任教的老师，从学校毕业后搬来了乌鲁木齐。每年暑假她都会回老家。

2015年，这位女士从老家回来后非常伤心，在办公室哭了两个小时。“她告诉我，’经常祈祷的人，穿长袍的人，还有阿訇，都被拘留了’，”凯尔比努尔回忆说，“阿瓦提是一个大县，而且是维吾尔族人口最多的县之一。‘但是’，她说，‘街上一个维吾尔男性也看不到了。’”

她同事的三个兄弟都被带走了。其中一个因为他虔诚地实践伊斯兰教义，另一个因为有人指控他去清真寺做主麻日礼拜，第三个原因不明。“他们把所有人集中在一个大礼堂里，”她告诉凯尔比努尔，“警察带着武器。他们的名字被点到，罪行和判决依次被宣读。然后警察就给那个被点到的人头上套上黑色塑料袋，把他们一个一个带走。”多年后想起这件事，凯尔比努尔回忆说：“当她说完，我们所有人都跟着她一起哭了。”

然而她也记得，生活似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们感到很震惊，但随着时间过去，我忘记了这次谈话。我以为乌鲁木齐永远不会变成那样。”但是，当官员们告诉她她被分配去教“一群没受过教育的人”时，她同事讲的那个故事又涌上心头。“我想这一定是类似的事情，因为他们一直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不允许告诉任何人”，她回忆说，“所以我怀疑我要去的正是同事之前提到的那种地方，但我试图把这个想法从脑海中赶走。”

第二天，凯尔比努尔带着一种恶心的感觉被接到了“集中管控教育培训中心”，那些被改造成“智能”营地的政府大楼显然与她同事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到达大楼时，我觉得来到了一个监狱。那是一座四层楼的建筑，周围有铁丝网^[1]。我们刷身份证进入大门。通过院子时，我感到非常紧张。院子里有汉族警察和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把守。”凯尔比努尔回忆起自己当时在想：“我必须非常小心，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

有很多东西需要慢慢消化理解。时间似乎既在加速又在放慢，但那天的画面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完成登记后，我环顾四周，注意到墙上的标语，上面写着‘打击宗教极端思想，防范宗教思想渗透’。”

她花了一些时间理解营地的布局。现在当她在脑海中重建这个大院时，她仍然可以生动地描绘每个房间。“当我进入大楼时，右边有四名警察和通往二楼的楼梯，”她告诉我，“左边有七八间办公室。其中有一间是警察指挥中心，一间警察宿舍，一间医务室，还有一间是治安联防队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这说明民政部（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负责实施社会服务并支援警察）实际上负责监控被拘留者的进展状况。凯尔比努尔告诉我：“来自治安联防队的10名年轻女性轮流协助营地工作。她们中五人完成一个班次后，另外五人接替。职责包括向被拘留者分发馒头，并将他们的行为记录在数字档案上。”

随着凯尔比努尔领会了再教育营的氛围，她作为营内工作人员的角色也开始了。营地里的其他穆斯林工作人员开始向她展示如何按照系统的标准行事。“一位警官把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她回忆说，“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名叫马希拉（Mahira）的维吾尔族官员。她说她认识我，她的孩子是我学校的学生。我想向这位女士询问更多有关营地的信息，但她暗示我不要多问。她只是说’往上看’，于是我发现有摄像头对准了我的脸。我明白了就没再问什么。她问：‘你准备好开始上课了吗？’我没有任何选择，就说‘准备好了’。”

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正被营地的“智能”摄像头监视着，凯尔比努尔跨过了一道即将改变她一生的门槛。“我拿着书和水瓶，盯着那道铁门，看到了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画面。铁门打开，被拘留者戴着手铐走了出来。他们不得不一个个弯身从一条横在门上的锁链下钻出来，再走进教室。我一看到他们，眼里忍不住充满了泪水”。“学生”们坐在塑料凳子上，凯尔比努尔得到了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和一块黑板供其使用。

“我一看到他们的脸，就崩溃了，”凯尔比努尔告诉我，“我向真主祈祷，让我不要在他们面前哭泣。我走到桌子前，不知道该做什么说什么。坐在我面前的有留着胡子的老人。他们看起来很可敬，就像你在清真寺里遇到的那种老人。”作为一个从小到大都被教导要尊重长辈的突厥穆斯林，凯尔比努尔面临一个选择：戴上“绝不留情”的汉语再教育系统的面具，或者暴露那个被教导要以礼貌和尊严对待他人的、更真实的自我，并冒着被贴上“两面人”标签的风险 —— 由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一直受到质疑，这种威胁笼罩着所有穆斯林。

“我不假思索地说，‘安塞俩目阿莱依库姆’（Assalamu alaykum）’。”这是一句源自阿拉伯语的普通问候语，意思是“祝你平安”。她说完这句话，学生们都愣住了。“他们露出惊恐的神色，我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于是做了自我介绍，开始上课。我紧盯着黑板，没有回头去看他们的脸。我不敢转身，因为一些学生在抽泣，几个老人的胡须都被泪水打湿了。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整堂课都没有回头，只是不停地在黑板上涂涂写写。我讲了四堂课，但感觉好像花了四年时间。”

在这次接触中，凯尔比努尔无法面对被拘留者，无法直接见证他们的痛苦。不过，由于她对他们初始的认同——这认同通过清晰地说出一个被命令禁止的阿拉伯短语，以及她缺乏沉着的表现，甚至她背对着被拘留者的姿态表达出来，所以被拘留者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她把他们当做人，认为他们值得同情。在那个曝光的一刻，她的再教育面具脱落了，她成为了一个穆斯林两面人。

“课间我回到办公室，马希拉告诉我要小心说话。她说我应该只用汉语说‘学员们好’。我走到院子里，那里没有摄像头。营地主任是一个名叫卡德尔（Kadir）的维吾尔人，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他说：‘你要小心你说的话。你不能说‘安塞俩目阿莱依库姆’，会被当成是犯罪，你会因为说这句话被拘留。你运气好，今天是我和另外两名警察在执勤。’”

卡德尔所表现出的对再教育营工作难度的认识，以及与她共通的穆斯林身份，使凯尔比努尔鼓起勇气询问被拘留者的情况。

“我问，‘这些都是什么人？’”

“他说，‘他们是阿訇和在清真寺工作的人。’”

“我说，‘我下次会小心的。’”

“他又重复，‘这次你运气好，因为我在监控室里。’”

“我问，‘那些学生是什么时候被抓进来的？’”

“他回答，‘2月14日。’”

“我问，‘他们犯了什么罪吗？’”

“他回答：‘没有，他们只是信教的维吾尔人。你要小心，在教室里，你头顶上就有四个摄像头。’”

在他的答复里，卡德尔想让凯尔比努尔认识到被拘留者和他们是不一样的，因为对方信教，所以理应受到惩罚。这个系统逼着他们漠视其他突厥穆斯林被非人化，而卡德尔的言行一次又一次地突显了这一点。

凯尔比努尔在恍惚中度过了营地工作的第一天。这天结束后，警察把她送到城市的某个地方，她坐了几个小时的公交车才回到家。“我丈夫在家，他问我在再教育中心这一天的情况，”她回忆说，“他问，‘那些学生是什么人？’我哭得很厉害，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很震惊，但我要他保守秘密。直到现在，连我的亲戚都不知道。”

凯尔比努尔开始逐渐适应在监控镜头前表演的压力。有一天上完课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被拘留者问他们是否可以再呆一小时。“我问‘为什么？’他说，‘对我们来说待在教室里更好过。’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她瞥见过他们牢房的内部。当时牢房里还没有安装亮光灯，光线非常昏暗，地板是光秃秃的混凝土。被拘留者在教室里可以坐在凳子上，但在牢房里，他们必须彼此紧贴着坐在水泥地上，每次都要坐好几个小时。未经允许，他们不得站起来或者躺下。

凯尔比努尔没有回答他，营地看守立即进来带走了他。凯尔比努尔说：“他们知道如果说话就会受到惩罚。”第二周，这个人没来上课，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次事件之后，班上其他人除了用汉语回答课堂问题之外，再也没有说过话。

她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非人化的过程正在营地里展开。一周之内，被拘留者都被剃光了头。几周后，教室被改造成了牢房，以容纳数百名新的被拘留者。他们人数众多，以至于不得不轮流睡在水泥地上。他们极度恐惧，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声音都在颤抖。

采访到这里，凯尔比努尔泣不成声，用手擦拭着脸上的泪。“他们都很害怕。我在课堂上问问题时，他们不敢正视我的眼睛。一开始他们脸上还有些生机。但是一个星期后，男人的胡子和头发都被剃光了。女人一开始留着长发，一周后长发也被剃光了。他们的眼睛失去了活力。我不敢看他们，因为每次看到他们，我都忍不住伤心。到了晚上，我也无法入睡。刚要入睡，铁链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她被迫支持和实施的暴力，不仅影响了她的身体，也影响了她的自我意识。尽管她试图在“放心的”外衣下掩饰这一点，但最终这变得不可能了。在营地系统中运作的暴力将她消磨殆尽。对他人人格的侵犯导致她自己的尊严和自我价值感被侵犯。正如人类学家南希·谢珀·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和菲利普·布古瓦（Philip Bourgois）所指出的，“暴力决不能仅仅从武力、袭击、施加的痛苦等物理性的角度来理解。赋予暴力以力量和意义的是暴力的社会和文化维度”^[2]。

在当代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每天都会被公权力拦截、识别、拘留和审问。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遭遇是短暂的，很少有言语交流。代替他们发言的是他们的智能手机和生物识别跟踪档案（biometric tracking space ）中存储的数码历史。如果这类“发言”被系统标记出来，可能会导致在便民警务站或更高级别的分局进行更正式的审问。

这种质询也发生在其他地方。在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和互动式的政治教育课程中，他们的政治知识和忠诚度也受到检验。在工作中，会有人观察他们的行为，给他们指派任务。他们要时刻处于戒备中。这些过程导致了第二种、充满政治参与感的审讯，在协警和自己同事任意支配下，他们内化了这个过程。

迪迪埃·法西（Didier Fassin）在写到法国的少数民族和警察制度时指出：“他们明白，为了不被视为有罪，仅凭不犯错误是不够的…… 他们开始意识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与他们所做的事情无关，而是与他们所代表的东西有关^[3]。”正是通过这种臣服的过程，突厥穆斯林明白，在再教育时期，他们受制于系统的凝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举报者；没有人是必然的盟友；摄像头和扫描器背后的算法在不停地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似乎没有任何空间完全处于国家权力之外。这一点每天都在那一个个检查站，还有对他们的亲戚、邻居和朋友的恐惧中得到印证。最终对于被指派到系统内工作的穆斯林来说，那些被视为“不放心”的人所受的待遇也证实了这一点^[4]。营地的非人化作用，以及围绕着它们的社会和技术状况清楚地表明，任何穆斯林都可能被拘留。看到这种日常的国家暴力每天都在发生，人们意识到非人化不是随机的，而是与穆斯林所代表的东西有关。

像凯尔比努尔和拜木拉特这样的穆斯林，始终是潜在的“不放心”的人，与此同时他们的汉族同事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同样程度的危险。对凯尔比努尔来说，这一点在一次事件中更清晰了。有一天她看到一个年轻女孩被人用担架匆忙抬走，脸色惨白。当晚凯尔比努尔乘车回家时，一位在营地教法律的汉族工作人员与她相伴了一段路。在相对安全的公交车后座上，这位老师转过头，低声问她是否也看到了那个女孩。“我说看见了，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尔比努尔回忆说。“他告诉我，‘那个女人大出血，在去医院的路上人没了。’”和营地里所有女性一样，她被迫服用一种药来阻断月经。他直截了当地说：“营地里的女人必须吃药防止来月经，因为学校没办法提供足够的卫生巾。”

凯尔比努尔不知道怎么接话。她知道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民政部在整个地区开始了“杜绝违法生育”运动。她本人当时四十七岁，被迫要定期对国家工作人员强迫她新植入的节育环^[5]进行检查。国家文件显示，没有做绝育手术，或者没有植入节育环并定期检查的育龄妇女将不被列入“放心的”公民名单^[6]。非法怀孕将被“及早处理”^[7]——指强制堕胎。民政部开始对举报违反计划生育的人给予奖励^[8]，奖金高达7000元。其他政府文件显示，被送往再教育营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占全部被拘留者的10%^[9]），是由于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而被送往营地的。自再教育营系统启动以来，在南疆的一些地区，维吾尔人出生率急剧下降了50%至80%^[10]，要部分归因于对穆斯林生育权的这些限制。

但是当时在公交车上，凯尔比努尔不知道能否信任这个汉族同事，所以只是点头表示她知道了。“我没有说话，但我内心很痛苦。他继续不停地抱怨。” 他对她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我们许多‘学生’其实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有的是在韩国、美国、埃及、加拿大、土耳其、日本和哈萨克斯坦留学回来的。他们问的问题我甚至都答不上来。这难道不是二十一世纪吗？现在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他非常愤怒”。凯尔比努尔继续保持沉默，对他如此公开地提及过去集中营作为优生运动的一部分这样的世界历史事件感到惊讶。在营地工作的剩下时间里，他们再也没有谈论过这次共同的恐怖经历，只是继续做他们被要求做的事情。

事实上，许多参与再教育系统的汉族似乎对这场运动产生了一种赋权和投入的感觉。凯尔比努尔回忆起另一位汉族同事，他忘了她也有一半维吾尔血统，对她说：“现在维吾尔人就像苍蝇。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拍死他们。”她以前的一个学生告诉她，他哥哥在半夜被一群武警带走时，一帮汉族邻居聚集在公寓外的大厅里鼓掌叫好。“他告诉我他们在喊：干得好！把他们都抓走！”学生问她：“老师，你总说所有民族都应该团结与和睦相处。但为什么一个维吾尔人被带走时，他们要鼓掌？”因为附近有监控，所以凯尔比努尔无奈只能对她的学生说：“不会的，你一定没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不会这么说的。也许你哥哥是被送到某个地方接受教育。”凯尔比努尔记得看到这个10岁的孩子抽泣时，自己那种无助的感觉。孩子一边哭一边说：“不要骗我。他怎么会头上套着一个黑袋子去上学？如果对警察来说他只是个学生，为什么会那样抓他？我虽然小，但我不傻！”

自2014年发动“反恐人民战争”以来，汉族公民大多都拥护这一制度。在2020年的一次采访中，一位名叫孔元丰（音译）的汉族移居者告诉我：“因为他们拘留了很多人，很多对维吾尔族不了解的汉族移居者就认为，恐怖分子肯定无处不在^[11]。”

其他一些人抱怨安保制度扰乱了商业和建设。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另一位来自新疆的汉族妇女卢音告诉我，2017年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她的亲戚们经常抱怨那些检查站^[12]。他们觉得难以忍受的是，坐公交进城时，所有人都得等着维吾尔人过安检。几个月后“情况有所好转”，因为公交车不再等过安检的维吾尔人了，会载汉族先走。

“最令我震惊的是他们（我的亲戚）变得如此明显的种族主义，”卢音告诉我，“他们谈话的主题有75%在诋毁维吾尔人。”卢音说这特别令人担忧，因为“当我2016年去的时候，这些话（漫不经心的种族主义言论）每天只出现两三次。现在人们每天提起二、三十次。” 一到聊天间歇，她的亲戚和他们的邻居就会感叹：“维吾尔人太坏了！”然后开始谈论他们如何落后、暴力、忘恩负义。待在那里的几个星期里，她觉得“他们试图对所发生的事情（向她）进行辩护”。她听到他们说，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出手干预。他们告诉她，维吾尔人比电视上看到的 “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中的非裔美国人要“糟糕得多”，所以营地和“再教育”工作是必要的。

汉族对参与再教育运动的保留意见主要是，做这项工作要牺牲很大一部分个人生活。那些被派到农村监视维吾尔和哈萨克族的人抱怨说，他们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工作很枯燥，他们怀念城市生活的刺激，想念自己的家人。他们想回到自己在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中原本的官僚岗位，或者在国营机构中担任的医生或编辑的工作。接受我采访的其中两人告诉我，他们自己，或者他们那些同样被要求下乡的朋友，如果拒绝参加这个监视项目就会失去工作。但他们也说，参加监视项目并完成任务就可以保证得到晋升。不过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接受了任务。他们觉得，在这个系统中工作，就是成为一个好公民的一部分^[13]。

凯尔比努尔说，她觉得这个系统的“邪恶”已经渗入整个汉族群体，甚至开始感染她。有时，她对每天看到的痛苦感到麻木。但在她进入营内工作几个月后，另一个时刻提醒了她，对穆斯林的非人化是如何被正常化的。有一天她乘公交车穿过乌鲁木齐南边一个街区，坐在她前面几个汉族青少年把头探出车窗，对着街边几个维吾尔人大喊：“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公交车辘辘往前，逐渐驶离那些维吾尔人，他们转向彼此开始讨论为什么那片街区的一些维吾尔人还没被带走。凯尔比努尔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什么也没说。“我不敢说话，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对的。如果他们想的话，可以把我也抓走。他们被赋予了这种权力。”

 

智能营地

从北美拘留营的铁丝网和自动化武器^[14]到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通行证和检查站，技术在人口控制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历史学家安·斯托尔（Ann Stoler）所表明的，在殖民背景下，对行为进行分类的技术具有使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正常化的效果，而且是以越来越贴身的方式^[15]。在中国西北地区，用于遏制和改造穆斯林人口的“智能”监控系统的技术将这些管控系统的规模和强度提升到了新的水平。技术使原因和效果之间产生了距离。这可以掩盖或加强其效果。就像科学本身一样，它们提供了有局限的真理主张（truth claims）^[16]，但人们往往愿意将其作为标准来接受。总的来说，它们加速了非人化的进程。

在再教育营中，无处不在的看守、自动摄像头和语音识别技术，部分地扩展了制度的平庸性（banality）^[17]。在我对凯尔比努尔的一次长时间采访中，她回忆说，在进入营地的第一天，她对警察的驻扎和高科技安保感到惊讶。“看到那么多持枪警察，我感到非常吃惊。这其实是最早让我察觉到端倪的，这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她回忆说。“那么多警察坐在前厅里，时刻准备应对任何突发事件。他们刚刚告诉我，我接下来要教的是一群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拿枪是要保护学生。”

当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打开一间牢房的门，让被拘留者去教室时，凯尔比努尔才意识到这些人是被拘留了，而她正身处在一个拘留营里。每个被拘留者都戴着手铐。“我当时意识到，内部文件中关于‘培训中心’的说法与营地的现实有巨大的差距。营地（的状况）是无法想象的。”凯尔比努尔告诉我。时任该地区最高级别安全官员的朱海仑的内部指示^[18]要求看守不应携带致命武器，但凯尔比努尔说许多看守甚至在营地围墙内都带着枪。指示中说卫生应该是重点注意的问题，但凯尔比努尔看到基本的公共卫生都被忽视了。当“学生”无法对看守说出他们想听的东西，指示中没有提到可以殴打和折磨他们，但凯尔比努尔却经常看到它们的发生。

再教育营的设计是为了利用技术控制来制造一个关于营中情况的虚假现实。这一点在营地看守检查凯尔比努尔的手机时表现了出来。“还没到达营地，警察就叫我们关掉手机，”她回忆说，“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能接电话或打电话。到达后，他们强迫我们把手机放在办公室里。只有在离开营地后，才允许我们再次使用手机。”

后来这变成一个标准程序。每天早上警察来接她去营地时，她会关掉手机电源。只有一次，他们把她的手机插入一个类似于拜木拉特在奇台县使用的装置。“他们只是将数据线插进手机里，然后就把手机还给了我。我什么也没问，只是像其他人一样把身份证给他们，他们也扫描了身份证。”

在营地时，凯尔比努尔一直在留意摄像头的存在。她说：“在教室里，前面有四个摄像头，中间有两个，后面有四个。尽管灯光不是那么亮，但他们似乎可以看到我们做的每件事。” 有一天，名叫卡德尔的高个子维吾尔营地管理者带她参观了“指挥中心”。该中心由多组电视显示器、一个有许多按钮的控制台、一个操纵杆和一个麦克风组成。四名看守昼夜轮流工作，监视屏幕。如果有被拘留者从地上站起来或者开口说话，“他们就会对那些被拘留者大吼。只要被拘留者动一下，他们就大吼：不准说话！不准说维语！”即使在微弱的光线下，也能看到高清的人脸，这一点让她感到很吃惊。即使在拥挤得不得不轮流睡觉的牢房里，每张脸都出现在屏幕上，就像微信视频通话里一样，只不过更清晰。一旦有人移动，他们的动作会被自动检测到。“他们做出任何姿势，摄像头都会捕捉到。例如，如果有人和别人说话，即使是半夜，看守也会通过对讲机对他们大吼。”她回忆说，更令人震惊的是，“警察可以点击那个人的脸，让它在屏幕上放大。”他们可以瞬间调出被拘留者的姓名和号码。你还可以使用该系统来搜索特定的被拘留者或群组。“例如，如果你想查看10号牢房，你只需要点击一下10号。”她说。

凯尔比努尔看到的指挥中心，指挥的是 “智能营地”系统^[19] —— 据科技公司大华说，该设施建立在“计算机视觉系统、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技术之上。根据朱海仑批准的手册，营地要“健全外围隔离、内部分隔、防护防御、安全通道等设施设备，确保安检仪器、安防器械装备、视频监控、一键式报警等装置配备到位并发挥作用。^[20]”这个“智能”营地计划呼应了地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愿景，即营地应“像学校一样教学，像军队一样管理，像监狱一样防卫^[21]”。

根据私营监狱承包商来邦公司（Lonbon）的文件，整个维吾尔地区的监狱系统都安装了人脸识别和所谓的“情绪或情感识别”技术^[22]。凯尔比努尔所描述的她在乌鲁木齐的再教育营里看到那个系统跟来邦和大华系统的大部分参数都吻合。在其最精细的形态中，这些系统声称能够通过高清摄像头持续评估面部表情来监测囚犯的情绪状态。这些系统用交替执行“强制中断”和“文化编程”的办法来“消除囚犯的意识形态问题”^[23]，前者中断的是囚犯被推断出的精神状态，后者确保“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进行思想改造”。

除了“智能”监控外，该营地还具有高度警戒监狱的所有特征。“从外面看，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拘留营，”她回忆说，“只有当你走进大院里，才会意识到它是。当你进到大楼里，这是一个拘留营的事实就确凿无疑了。每层楼之间的楼梯口都有一个铁丝网围栏。” 她还记得当时心想，这里密不透风得连一只蚊子也逃不出去。“它看起来就像那种拘留危险罪犯的监狱，就像我在美国电影中看到的那种。”

让她确定这是一个拘留营的不仅是视觉景象，也不仅是铁链的声音、金属门的哐当回响，甚至不仅是教室里传出的反复唱颂的汉语和爱国歌声。这些声音在她身边萦绕不去，但能够完整传递出再教育营的可怖残酷性的是从审讯室传出的声音。“有时我们能听到第一营被拘留者的尖叫声。”她说，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问卡德尔主任，他们用什么方法来审讯被拘留者。他说有一把老虎椅，一顶电击帽，和电击手套。午饭时，我能听到尖叫声。”

 

两面人

在新疆再教育系统里，突厥穆斯林协警和营地教官往往被视为既必不可少，又可有可无；既值得信任，又不可信任。拜木拉特和凯尔比努尔都不被允许对他们在这个系统中的角色有任何一点偏离，除非他们准备好付出巨大代价。被贴上“两面人”标签的威胁^[24]始终笼罩着他们。他们说，被置于这种位置上给他们生活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由于抑郁症、缺乏睡眠和食欲，凯尔比努尔的血压低到有危险。她设想了自杀的场景。她把药片放在枕头边，如果警察半夜来了，就立刻吞下去。由于无法走路，担心自己可能中风了，她被允许去就医。拜木拉特也感到了类似的压力。由于晚上无法入睡，他和他的协警同事只能以喝酒来应对，甚至在执勤的时候也不例外。

最终，在哈萨克斯坦政府官员的协助下，拜木拉特利用自己哈萨克斯坦公民的身份和国际关注的威胁，放弃了中国公民身份，逃到了哈萨克斯坦。而凯尔比努尔，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获许退休。她觉得是由于官僚主义的疏忽，她的护照才被返还给她，并被允许到欧洲探望女儿。在对他们的生活进行制度性干预之前，当局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们，如果拒绝参与再教育营系统的工作，他们同样会被拘留。

营地中的许多画面继续在拜木拉特和凯尔比努尔的脑海中反复播放。所以当他们最终到了安全的地方时，拜木拉特和凯尔比努尔觉得别无选择，必须把他们曾经被迫参与的事情讲出来。

对他们来说最关键的瞬间，是认识到自己是作恶者，或者不得不背叛自己的尊严感的时候——也就是必须证明自己不是“两面人”的时刻。对于拜木拉特来说，他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协警把人送进再教育营的严重性是当他看到维吾尔和哈萨克妇女，包括年老体弱者，排着队被装上大巴时。当看到自己的同事和家人被戴上镣铐抓走时，他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也可能成为再教育系统的目标。同样，当凯尔比努尔认识到自己也在参与对其他突厥穆斯林的非人化时，她只能转过身抽泣，即使摄像头拍到了她的情绪反应。虽然在扮演协警和教师的角色时可以躲在“放心的”面具后面，但他们永远无法完全摆脱穆斯林的身份。他们的生命故事和突厥人的脸部表征事先定义了他们——他们的民族特点总是将他们置于种族化分类的可疑之列（racialized category of suspicion）之中。

这些认知发生的瞬间呼应了社会理论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20世纪60年代描述的一个瞬间：一个法国白人儿童指着法农 —— 一位口才出众的法国演讲家和精神病学家 —— 宣布：“瞧，一个黑鬼！^[25]”在对这一瞬间的分析中，法农展示了种族化是如何通过对族群–种族差异本身的评估来实现的。一个种族化的殖民凝视决定了他者的物理外观及文化身份，使其成为只要殖民权力结构仍然存在就无法克服的东西。无论被殖民者将殖民者的语言说得多好，在法国殖民背景下也就是戴上法农所说的“白色面具”，被殖民者总被认为是残缺的人和潜在的他者 —— “两面人”。即使被殖民者试图通过模仿殖民者 —— 把自己当成有权获得警察和法律保护的未被标记的主体 —— 来摆脱与其他被殖民者的联系，这些保护也会在一瞬间被夺走。对于拜木拉特和凯尔比努尔来说，当他们在以前的同事和邻居眼中看到自己的身影时，再教育的“放心的”面具就滑落了。

在印度殖民地背景下考虑法农的去殖民框架时，霍米·巴巴（Homi Bhabha）研究了殖民力量展开复杂统治战略的方式。他发现，一个翻译阶层对这样的体系至关重要。在这种体系的逻辑中，活动于被殖民的庶民和殖民地官员之间的翻译阶层，会借用文化上的区隔和殖民者的价值观。然而，正如霍米·巴巴所展现的，翻译员的杂合形象永远无法完全占据这一角色。相反，翻译员仍然是一个矛盾的形象。作为被允许存在版本的“他者”，他们产生了一个霍米·巴巴所说的“殖民者在场的片面幻象”（partial vision of the colonizer’s presence）。由于残留的种族特征的痕迹，这些翻译员注定永远停留在模仿的阶段里^[26]，稍有不慎就会立刻受到谴责。

拜木拉特和凯尔比努尔的故事既普通又特殊。虽然也许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营地里的突厥穆斯林工作人员都经历过类似的极端精神压力，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脱离这个系统。相反，他们一直被镶嵌在这些流放地之中，不能公开说话，甚至不能不加掩饰地哭泣。

拜木拉特和凯尔比努尔都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营地中某些方面的暴力变得正常化了。他们越来越难以对所看到的事情感到惊讶。非人化暴力的正常化似乎是拘留营系统中的普遍现象，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

共同经验的那些瞬间是权力得以展现的瞬间。受到被拘留者目光的呼唤这样极度负面的经验显示了殖民国家的权力。同时，积极见证的瞬间，在他人身上认识自我并分享他们的痛苦的瞬间，也可以产生“去殖民化拒绝”（decolonial refusal）的种种形式。这些类型的瞬间永远改变了拜木拉特和凯尔比努尔的生活。作为一个民族志学者，我关注的正是这些类型的瞬间。收集和翻译它们，可能可以塑造这个世界见证突厥穆斯林的苦难的方式。有一句维吾尔族谚语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去殖民化的冲动：“滴水成湖”（维语：tama-tama köl bolar）。

我在2018年去新疆实地调查时采访的一位维吾尔妇女告诉我，她认识的许多协警都有自杀的念头。另一些人告诉我，他们在再教育系统内工作的亲属晚上回家时经常哭泣。凯尔比努尔说，自从那天背对着被拘留者在黑板前哭泣，她每次吃馒头时都不能不想起被拘留者挨饿的境遇。“我一看到下雪，就忍不住要哭。因为我想到了他们，我想到他们在冰冷的牢房里受冻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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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ybagh Facility #1”（沙依巴克1号设施），新疆数据计划，2021年，

https://xjdp.aspi.org.au/map/?marker=3298 （英文）。

^[2] 南希·谢珀·休斯和菲利普·布古瓦，《Violence in War and Peace: An Anthology》（战争与和平中的暴力：文集），布莱克威尔（Blackwell），2004年。

^[3] 迪迪埃·法西（Didier Fassin），《Enforcing Order: An Ethnography of Urban Policing》（强制施行秩序： 城市治安的民族志），Polity，2013年，7页。

^[4] 乔安娜·史密斯·芬利（Joanne Smith Finley），“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Has PRC Counter-terrorism Evolved into State Terror?”（当代新疆的安保化、不安全感和冲突：中国的反恐演变成了国家恐怖主义吗？），中亚调查，38，no. 1，2019年，1–26页。

^[5] “关于印发《古牧地镇2019年违法生育“两个彻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米东区政府，2019年7月21日，https://archive.vn/iGaGS （中文）；凯尔比努尔在Emma Graham-Harison和Lily Kuo的“Uighur Muslim Teacher Tells of Forced Sterilisation in Xinjiang”（维吾尔族穆斯林教师讲述新疆强迫绝育）中描述了她被强迫植入宫内节育器的情况。卫报，2020年9月4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sep/04/muslim-minority-teacher-50-tells-of-forced-sterilisation-in-xinjiang-china （英文）。

^[6] “《哈巴河县持续深入开展违法生育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政策解读”，哈巴河县政府，2020年6月26日，https://archive.fo/7wyhZ （中文）。

^[7] 同上

^[8] “巡视公告：阿克苏市举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行为‘两个彻查’的通告”，阿克苏市零距离，2019年5月11日，https://archive.is/C97TN （中文）。

^[9] “The Qaraqash List”（墨玉名单），墨玉公安局，2018年，https://shahit.biz/supp/list_008.pdf （中文）；另见斌吉恩（Gene Bunin），“The Elephant in the XUAR: III”（新疆的大象：3），Living Otherwise，2021年4月， https://livingotherwise.com/wp-content/uploads/2021/04/Elephant-in-the-XUAR-III.-Gene-A.-Bunin.pdf （英文）。

^[10] 李晓霞，“新疆地区人口变动情况分析报告”，新疆发展研究中心，2021年，https://archive.is/O1vOg （中文）；西格尔·塞缪尔（Sigal Samuel），“China’s Genocide Against the Uyghurs, in 4 Disturbing Charts”（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四张令人不安的图表），Vox，2021年3月10日，https://www.vox.com/future-perfect/22311356/china-uyghur-birthrate-sterilization-genocide （英文）。

^[11] 达伦·拜勒，“‘The Atmosphere Has Become Abnormal’: Han Chinese Views from Xinjiang”（‘气氛变得不正常’：来自新疆的汉人观点），SupChina，2020年11月4日， https://supchina.com/2020/11/04/han-chinese-views-from-xinjiang/ （英文）。

^[12] 达伦·拜勒，“‘Uyghurs Are So Bad’: Chinese Dinner Table Politics in Xinjiang”（‘维吾尔人太坏了’：新疆汉人的餐桌政治），SupChina，2020年6月3日， https://supchina.com/2020/06/03/uyghurs-are-so-bad-chinese-dinner-table-politics-in-xinjiang/ （英文）。

^[13] 达伦·拜勒, “China’s Government Has Ordered a Million Citizens to Occupy Uighur Homes. Here’s What They Think They’re Doing”（中国政府命令100万公民占领维吾尔人的家。他们认为自己在做这些事情），中参馆，2018年10月24日， https://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postcard/million-citizens-occupy-uighur-homes-xinjiang （英文）。

^[14] 关于营地系统技术历史的更多内容，可见安德里亚·皮泽（Andrea Pitzer），《One Long Night: A Global History of Concentration Camps》（一个漫长的夜晚： 集中营的全球历史），Little, Brown and Company，2017年。

^[15] Ann Laura Stoler，《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肉体知识与帝国权力：殖民统治中的种族和亲密关系），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年。

^[16] 译注：在宗教中，真理主张是信仰系统认为是真的断言；然而，从信仰系统认为是真的断言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该断言是真的。（维基百科）

^[17] 译注：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是一个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百度百科）

^[18] 朱海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工作的意见”。

^[19] “大华专业行业智慧营区方案”，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https://archive.fo/cmqVs （中文）；“航天华拓实力助攻新疆某营区信息化建设”，航天华拓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19月，https://archive.fo/EO1ix （中文）。

^[20] 朱海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工作的意见”。

^[21] Ben Dooley，“Inside China’s Internment Camps: Tear Gas, Tasers and Textbooks”（中国拘留营内部：催泪瓦斯、电击枪和教科书），法新社，2018年10月25日， https://www.afp.com/en/inside-chinas-internment-camps-tear-gas-tasers-and-textbooks （英文）。

^[22] “来邦监仓可视对讲系统在新疆七所监狱中标！” 来邦，2017年11月21日，

 http://archive.fo/571tE （中文）。

^[23] “智慧监狱系统开发解决方案，新疆智慧监所可视化系统平台建设”，源中瑞吴顾问，2021年4月13日，https://archive.fo/pSgA0 （中文）。关于在新疆拘留营使用情感识别的更多信息，见Jane Wakefield，“AI emotion-detection software tested on Uyghurs”（在维吾尔人身上测试AI情感检测软件），BBC，2021年5月26日，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57101248 （英文）。

^[24] 买买提明·阿拉（Mamtimin Ala），“Turn in the Two-Faced: The Plight of Uyghur Intellectuals”（交出两面人： 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困境），外交家（The Diplomat），2018年10月12日，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0/turn-in-the-two-faced-the-plight-of-uyghur-intellectuals/ （英文）。

^[25] 弗朗茨·法农，《黑皮肤，白面具》，译林出版社，2005年。

^[26] 霍米·巴巴（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文化的定位）， Routledge，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