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潜在罪行
Vera觉得反恐战争与她无关。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时尚达人，喜欢戴厚重的耳环，穿黑色的衣服。她在俄勒冈州波特兰附近上的高中，正准备在美国一所名牌大学里成为一名城市规划师。她曾计划毕业后就回中国与男友团聚，并在那里发展事业，因为她认为中国经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正蒸蒸日上。虽然身份证上写着她是穆斯林，由于父亲和男友是汉族，她认为自己是安全的。她不知道，从2017年初她的家乡和整个新疆就已经实施了新的网络安全法[1]，国家当局所说的极端主义“潜在犯罪分子”[2]就是这样被识别并拘留的。她不知道，作为习近平批准的“人民战争”的一部分，该地区新任命的党委书记已下令“应受尽收”[3]。
现在，在警车后座上，她感到自己正在一波恐惧感中失去控制。她尖叫，泪如雨下，“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我们国家不保护无辜的人吗？”对她来说，这就像一个残酷的玩笑，好像她在恐怖片中扮演一个角色，只要她说对了话，他们会立刻惊醒，意识到这一切只是一场误会。
最后，领头的警察对她说：“你最好闭嘴。”然后她开始默默抽泣，看着窗外，寻找她男友的车灯，看着草原在清晨的光线中匆匆而过。几分钟后，窗户上开始蒙雾了。当其他警察都没在看时，那个年轻的协警倾过身，默默用手擦掉了窗户上的水雾。Vera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虽然他不能表现出任何同情，但他通过手势向我表明，对此事负责的人员中至少有一些仍然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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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通过研究在中国使用的有限案例，讲述了在“智能”社会控制（“smart” social control）的最前沿领域，先进的数字围墙和自动监测系统在全球的兴起。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生的事情与美国南部边境的营地、克什米尔的数字控制、约旦河西岸的检查站是相关联的，但它的规模和残酷性使其超越了其他同样是强权压制边缘人口的地区。在中国，这些控制系统形成了“再教育技术”，产生了新型劳工，产生了像Vera这种在现实和虚拟世界都被拘留的人。人们即使没有被正式拘留，治安制度也会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和标记行为数据集将他们转化为数据。这反过来又迫使这些人适应受控制的环境，使他们成为不自由和不独立的劳动力。
然而，除了这些技术和物质系统的平庸日常性（banal everydayness），本书也考察了人类如何仍然有能力拒绝它们的合理性，并对它们进行去叙事化（denarrativize），为思考和反对无法理解的暴力（incomprehensible violence）开辟空间。这些拒绝放弃人性的时刻——无论是通过擦拭玻璃来关心别人，还是流下眼泪——都刺破了这个非人道系统的伪装。正是这些行动能够让再教育的机器运转不灵，正是它们让人们能够在不自由的平庸中继续生存下去。正如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反思他在奥斯威辛的日子时所说的那样，除了身体健康、懂得警察的语言和拥有国际盟友之外，在集中营系统中生存下来往往主要是基于“纯粹的运气”[4]。但这种运气反过来又是通过一种任性的固执和拒绝否认自己的人性所形成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思考这个营地系统和之前的营地系统之间的连续性和断裂性。从那些能够保存完整人性生存下来的人的角度看，许多事情仍然与莱维经历的一致。在本书中叙述营地制度的许多人和Vera一样，发现通过坚持、通过拒绝放弃，机会偶尔会向同情心和这个前所未有的高科技监控系统之中的几丝缺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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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几个月里，Vera和其他11名穆斯林少数民族妇女被关押在奎屯市郊区一个旧警察局的二楼牢房里。与Vera一样，牢房里的其他人也是因为网络“潜在罪行”被关了进来。一名哈萨克妇女在她的手机上安装了WhatsApp，以便与哈萨克斯坦的商业伙伴联系。一名在集市上销售智能手机的维吾尔妇女用她的身份证给多名顾客注册了电话卡。
看守告诉她这不是监狱，而是一个“集中管控教育培训中心”[5]。他们使用的“集中”这个词也有“集中营”中的“集中”的意思，Vera注意到了这之间的联系。她告诉我，“我几乎立刻就知道这是一种集中营。看守知道我们没有犯任何罪。我们那间牢房里没有一个人犯了任何真正的罪行。他们抓我们只是因为领导说要拘留穆斯林。”在营地的头几天，她把在波特兰高中时读到的关于大屠杀的故事悄悄地告诉她的同伴。她告诉她们：“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和在安妮·弗兰克身上发生的事是一样的。”
她刚进去的时候，牢房里还没有安装摄像系统。Vera觉得，当局仍然在将旧警察局改建为拘留营的进程中，当时大规模拘留行动开始七个月了。“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碗供大家吃饭，所以我们必须轮流吃。”
准备尚未齐全也有好处。每当看守不在旁边时，被拘留者可以互相交谈。Vera了解到，牢房里一位年轻的哈萨克妇女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曾在温哥华的一所大学学习（和Vera的学校同处于北美的西北太平洋地区）。在最初的几天里，她们无所不谈。“我们聊吃的，聊她当医生的经历，聊书籍、电影、餐馆，问对方是否去过太空针塔（Space Needle，西北太平洋地区西雅图市的一座主要地标）。就好像我们不在营地里一样，仿佛营地只是一个噩梦。”
牢房里其他人尽可能地听着她们谈话，尽管大多数年长的维吾尔和哈萨克妇女并不懂普通话，因为她们的母语和汉语区别太大。当看守试图让她们记住贴在牢房墙上的十条准则时，很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听不懂普通话。Vera还记得她们是如何结结巴巴地背诵这些短语的：“只说国语；热爱祖国；反对损害国家利益；本房间里没有宗教；不准损坏电视或墙上的任何东西；不准打架；不准偷偷说话；不准和其他房间的学员说话；坐在自己的凳子上。”
到了晚上，直视着非常刺眼又从来不熄的灯光，很难忘记发生过的事情。Vera仍然记得那低沉的哭声，一种像传染病一样在拥挤的牢房里传播的声音。“我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才习惯开着灯（睡觉）。”
大约在她刚开始能入睡的时候，她们被转移到一个新的牢房，里面装有最先进的摄像头和录音系统[6]，用以监控她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她们用手或毯子遮住眼睛，挡住强光，看守的声音就会从装在墙上的扬声器中吼出。如果在规定睡眠时间外试图坐在床上，或说普通话以外的任何语言，她们也会受到警告。白天，她们只被允许站立或坐在塑料凳子上，观看墙上显示器里放映的“再教育”电视节目。
2018年1月左右，营地一个新的侧翼建成后[7]，被拘留的人数急剧增加。虽然Vera没办法进入每个房间观察，但她估计，那个时候至少有六百人被拘留在营地里——占奎屯市哈萨克和维吾尔族成年人口总数的10%以上[8]。她想象，那时候城里几乎所有维吾尔家庭和大多数哈萨克家庭都失去了一名家长。“当时他们抓了很多维吾尔和哈萨克人进来，”Vera回忆说，“每晚都有三四个人。有的一家人都被抓进来了。他们只能睡在水泥地上。”被抓进来的妇女中，有一个是孩子还在哺乳期的年轻妈妈。出于一点同情，看守允许她保留一张孩子的照片。“晚上，她看着儿子的照片，一直在哭。看守从摄像头上看见了，就通过喇叭对她吼叫：‘如果你再哭的话，照片就会被没收！’”
营地非人化的纪律让被拘留者互相排斥，迫使他们惧怕彼此。在一次对中国教育系统的荒诞模仿中，她所在牢房的“生活老师”——由民政部雇员担任的，中国教育系统中常见的“班主任”角色——秘密指派Vera担任“班长”的工作。“她让我监视其他人，”Vera回忆说。“我想尽办法不说牢房里其他人的坏话，但每个星期‘生活老师’都会问我她们的情况。如果有人上星期在遵守规则或背诵汉语方面做得不好，我就会说某某某生病了。”
生活老师要求所有被拘留者每周写一份自我检讨，或“思想报告”。Vera回忆说：“这些是营地生活中最可怕的时刻。”她知道自己必须表现出每周都“有进步”，否则她将永远不会被允许离开，但如果她承认过多的思想罪行，可能会导致被判刑。“每月一次，生活老师会安排我们与监狱长交谈一小时。你必须告诉他你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他接着会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会说，‘我用过VPN，我现在明白了这样做会破坏国家安全。’他会说，‘好好想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从你内心最深处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把你而不是其他人关进来？告诉我们原因。你爱我们的国家吗？’这种高强度的质问，即使现在想起来都让我发抖。”
回到牢房后，Vera会帮她的维吾尔和哈萨克狱友写“思想报告”，不过她每次都要换着花样来写她们的 “潜在罪行”。但她们不懂汉字，也不知道该对生活老师说些什么，所以她们甚至没有机会见到监狱长。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Vera变得越来越沮丧。她从班长的职务上被撤下来，因为她拒绝举报一名传字条的被拘留者。几个男性看守进来迅速带走了这个维吾尔人，她们再也没有见到她。他们坐在塑料凳子上时，电视里播放的一年级水平的汉语课程、吃饭前被迫唱的党国国歌、无脑背诵的守则，成为营地里无穷无尽循环着的背景音效。“在那里最可怕的事情是不知道你何时，甚至会不会被释放。”Vera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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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Vera的母亲Caiyun Ma越来越绝望。她了解到医疗和教育机构的权威有可以抗衡警察的力量，所以要求我用大学信笺写一封信，证明Vera是一名优秀的学生，而且现在她错过了在西雅图的课程。她还从Vera在俄勒冈州的医生那里获得了一份文件，表明Vera在一年前罹患癌症后健康状况仍然十分脆弱。翻译好文件并加盖官方印章后，她把文件寄给了她的前夫，Vera的父亲。身在奎屯的他感到非常害怕，但还是将这些信送到了再教育营。
被拘留了几个月之后的一天，警察用带刺刀的枪指着周月明的后背，把她押出再教育营。他们将她双手铐在背后，把她塞进一辆冰冷的小巴。过了感觉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之后，他们摘下了她的头罩，把她拉进一家医院，让一名医生给她做了粗略的检查。随后看守又把她带回了营地。最初看来，我们试图让对方担忧“非正常死亡”（中国当局禁止被拘留者死亡[9]），并暗示有违反“严格保密”规定的可能（营地的法外状态属于机密，严禁泄露）的计划，失败了。
过了大约一个月，毫无预兆地，Vera和其他几个狱友一起被释放了，条件是她们要定期向当地维稳工作人员报到，并且不能试图离开她们所在的街道。当她在所在街道办事处下了小巴车，她的假释官说：“‘哦，我们终于把你弄出来了。’我想，‘她怎么能这么说？她是把我抓进去的人之一，现在却假装是我的朋友’”。
假释官要求Vera每周一去参加街道举行的升旗仪式，通过高声歌唱中国国歌和宣誓来承诺她对中国政府的忠诚。到这个时候，小城里关于因网络犯罪导致被拘留的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人们知道了网上行为会被新安装的自动网络监控系统监视到[10]。和其他人一样，Vera也调整了她的网上行为。每当监视她的维稳工作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贴文，她总是第一个点赞并转发。像她认识的其他人一样，她开始通过积极宣传国家意识形态来“传播正能量”[11]。
回家后，她觉得自己变了很多。她经常想到在营地看到的那数百名被拘留者，担心他们中的许多人永远也不会被放出来，因为他们不懂汉语，而且一生都信奉伊斯兰。她说在营地的那段时间也让她怀疑自己的理智。“有时我会想：也许我不够爱我的国家，也许我只为了自己着想，也许我不够小心。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也许我没有帮助党和国家，我只是帮助了我的家人，我没有尽自己的责任。”
但她也知道，她的遭遇并非因为她做错了任何事情，而是伊斯兰恐惧症被制度化后集中在她身上的结果。虽然她可以假装成汉人，但她现在总是思考那个“假如…”。她非常肯定：由于维吾尔和哈萨克族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的不同，他们正遭受着不可估量的残酷虐待。相比之下，像她这样的回族人已经算容易的了。
她注意到她的父亲也更加谨慎了。以前他会和当地的维稳官员争吵，现在他总是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在他们来巡视她的进展时，“他总是附和他们，”她记得，“他跟他们说‘学习对她有好处’”。
在Vera被带到营地之前，像所有2500万新疆永久居民一样，她已经接受过一个名为“全民体检”的生物识别数据收集过程。警察扫描了她的脸和虹膜，记录了她的声音特征，收集了她的血液、指纹和DNA——并将这些精确的高保真数据存入一个巨大的数据集[12]中，用于绘制一幅该地区人口行为的地图。他们还拿走了她的手机，对手机和她的社交媒体账户进行扫描，查看是否有有关伊斯兰的图像、与外国人的联系以及其他“极端主义”的迹象。最后他们把手机还给了她，但删除了所有像Instagram这种美国制造的应用程序。
很快地，她开始想办法绕过检查站。由于她可以冒充汉人，讲标准的普通话，她会直接告诉安检人员自己忘了带身份证，并写下一个假的号码。有时她会像汉人一样通过检查站的出口，即“绿色通道”，而不理会警察。但是有一次和朋友去看电影时，她忘记了假装自己是汉人。在影院的检查站，她把身份证放在扫描器上，眼睛对准摄像头，警报立刻响起，商场的协警随即将她拉到一边。她的朋友消失在人群里之后，Vera疯狂地操作她的手机，删除社交媒体账户以及那些可能因与她有关系而被拘留的联系人。“我那时候意识到，有朋友真的不安全，从此之后我一直呆在家里。”
最终，像许多曾被拘留者一样，Vera被迫从事无偿劳动。她家所在街道的派出所所长得知她曾在美国上大学，便要求她的假释官指派她给他的孩子们辅导英语。“我想过让他付钱给我，”Vera回忆说，“但我父亲说我必须免费辅导。他还让我给他们带吃的，以表示他有多么渴望讨好他们。”那位派出所所长从未提过任何形式的报酬。
作为一个不自由的工人，Vera被孤立起来，被区别对待。她成了一个保姆。当那个派出所所长在再教育系统工作时，她负责照顾他的孩子。
2019年10月，假释官告诉Vera，她对她的进步感到满意，她被允许回到西雅图继续接受教育。不过她必须签署保证书，保证不说出她所经历的事情。假释官说：“你父亲有一份好工作，很快就会退休。你要记住了。”
回到疫情下的美国，Vera开始继续她在华盛顿大学的学业。在她缺席的两年里，她的朋友们——其中大部分也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已经毕业离开了。她年轻的生命中有一段是空白的。她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不是她的错：“这事没有任何道理，它是随机的，没有任何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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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奎屯市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推进会”，奎屯零距离，2017年1月20日，https://archive.fo/tWk0l （中文）。
[2] 联合国，2019年。
[3] 王霜舟（Austin Ramzy）和储百亮（Chris Buckley），“泄露文件揭示中国如何组织对穆斯林大规模拘禁”，纽约时报，2019年11月16日，https://www.nytimes.com/zh/2019/11/16/world/asia/xinjiang-documents-chinese.html （中文）。
[4] 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这是不是个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5] “‘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人权观察，2018年9月9日，https://www.hrw.org/zh-hans/report/2018/09/09/322139 （中文）。
[6] 这很可能是一个类似于在新疆被广泛使用的来邦智能监狱系统。见达伦·拜勒，“The Global Implications of ‘Re-education’ Technologies in Northwest China”（中国西北地区‘再教育’技术的全球影响），全球政策中心（Center for Global Policy），2020年，https://newlinesinstitute.org/china/the-global-implications-of-re-education-technologies-in-northwest-china/ （英文）。
[7] 营地的卫星图像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扩建，坐标位置是：44.412373，85.070769；见Shawn Zhang，“Satellite Imagery of Xinjiang Re-education Camp no. 81”（新疆再教育营第81号的卫星图像），2019年5月18日， https://medium.com/@shawnwzhang/satellite-imagery-of-xinjiang-re-education-camp-81-28432a89b05 （英文）。
[8] 《新疆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9] 朱海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工作的意见”，自治区机关发电，2017年，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6558509-China-Cables-Telegram-Chinese.html （中文）。
[10] “新疆一男子被拘留15天， 只因他在朋友圈说了这些话…”，北疆播报，2019年8月2日，https://archive.fo/I4gSg （中文）。
[11] 达伦·拜勒，“Sealed Doors and Positive Energy”（封上的门和正能量），SupChina，2020年3月4日， https://supchina.com/2020/03/04/sealed-doors-and-positive-energy-covid-19-in-xinjiang/ （英文）。
[12]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上千万居民被采集DNA”，人权观察，2017年12月13日，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7/12/13/china-minority-region-collects-dna-millions （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