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翻译: 四号同志.

英文原文:Social Contagion《闯》博客, 2020年2月26日

火炉

武汉因为夏天湿热得难受,俗称为“四大火炉”之一,另外三个则是重庆、南京,还有南昌或者长沙。这些喧闹的城市比邻或临近扬子江河谷,都拥有久远的历史,但是,其中之一的武汉还闪耀着名副其实的火光——这个巨型的城市复合体,是中国钢铁、混凝土和其他建筑相关材料的核心,它的地表点缀着的,是残余的国有铸铁铸钢厂里慢慢熄灭的高炉。这些工厂现在正因产能过剩,被迫采取一轮又一轮的规模削减、私有化和总体重组,而这本身又在过去五年引发了多场大型罢工和抗议。这座城市实质上是中国的建筑之都,在全球经济危机后的时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知道那些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被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相关投资推动的。武汉过量供应建筑材料和土木工程师,不仅助长了这个泡沫,也因此成为房地产的新兴城市。按照我们自己的估计,2018-2019年间,武汉的建筑工地总面积相当于整个香港岛。

不过,现在这个中国危机后的驱动火炉,就像自己的铸铁铸钢厂里那些火炉那样,似乎正在冷却。虽然这个过程早已在进行,但是现在这个隐喻也不再仅限于经济层面了。昔日喧闹的城市已经封城超过一个月,正像由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运作的光明日报头版所说,政府的命令是“不聚集不添乱就是最大贡献”,因此,街道也变得空荡。今天,为武汉增光的宽阔新大道和耀眼的钢铁玻璃建筑全变得冰冷空洞。农历新年前后寒冬消退,这座城市在大范围隔离的限制之下也停滞了。对中国的所有人来说,自我隔离是个好办法,此时新型冠状病毒(最近重新命名为SARS-CoV-2,引发疾病命名COVID-19)的爆发已经导致两千多人死亡,超过了2003年的非典。和非典时期一样,整个国家都处于封锁状态,学校关门,人们蜗在家中。1月25日农历新年假期的时候,所有经济活动几乎都停止了,但是为了遏制疫情扩散,这种停滞又延长了一个月。中国这些火炉似乎都已经熄灭了,或者说只剩下些许亮着的煤炭。不过某种意义上,冠状病毒在人群中的广泛传播就像发烧一样,明明白白发着热,也让这座城市成为了另一种火炉。

这次爆发被许多人错误指责,认为这是上至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小心或故意(阴谋论)释放某个病毒种别(这个含糊的说法被社交媒体,尤其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过度恐惧多疑的Facebook帖子扩散,但现在被西方的保守派媒体机构和军事爱好者炒作),下至中国人消费“肮脏”或者“奇怪”食物的倾向所导致的结果(因为病毒的爆发和专供野味及其他稀有动物的半非法“湿市场”中所出售的蝙蝠或者蛇有联系,但这不是最终联系)。这两个主题都展现出普遍存在于有关中国的报道中明显的好战和东方主义色彩。有一些文章已经指出了这个基本事实。但是,连这些回应本身也有偏向,只关注病毒如何在文化领域中理解的问题,而这种媒体狂热背后隐蔽的残酷动力,则鲜有去耗时挖掘。

一种稍微复杂一点的变体做法是,最起码去理解经济上的后果,不过,由于为了修辞效果,这么做也夸大了潜在的政治冲击力。我们通常能找到的嫌疑人,从标准的战争狂和屠龙政客,到一有风吹草动就一惊一乍的崇尚自由主义者。从《全国评论》(National Review)《纽约时报》的这些媒体,早已在暗示病毒爆发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合法性危机”,而不顾空气里没有一丝起义的气息这个事实。不过,这些预测的真实内核在于捕捉到隔离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记者的资产组合比脸皮还厚,也就很难抛开这些话题不谈。要知道,事实是尽管政府呼吁自我隔离,但很快人们还是会被迫“聚众”,以满足生产的需求。根据最新的初步估计,这次疫情预计已经将中国今年的GDP增速拖至5%,低于去年已经亮红灯的三十年最低位6%。有些分析师已经表示,第一季度增速可能会萎缩到4%或者更低,同时还多少存在激发全球性衰退的风险。一个之前无法思考的问题已经出现:当中国这个火炉开始熄灭的时候,全球经济实际上会怎么样呢?

这个事件在中国内部最终的走向是很难预测的,但是这一刻已经带出罕见的集体过程,让人们追问社会,了解社会。这次疫情已经直接感染将近8万人(最保守估计),但是资本主义之下14亿人的日常生活已经遭遇冲击,他们现在陷入了不安的自我反思中。这一刻虽然充满恐惧,却让每个人同时问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将来会怎么样?我的小孩、家里人和朋友呢?我们会挨饿吗?我能拿到工资吗?我能交房租吗?所有这些事情谁要负责?这种主观经验,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来理解的话,类似于集体罢工,但是,这种经验具备非自发的由上至下性质,在非自愿的超级原子化过程当中,尤其展现出了我们自己被勒死的政治当下的基本悖论,和上个世纪真正的集体罢工照亮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矛盾一样清楚。所以,这次隔离虽然好比抽空了共同体特点的罢工,但依然能够对心灵和经济造成深度的冲击。这个事实本身就值得反思。

当然了,猜测中国共产党即将倒台,这种《纽约客》和《经济学人》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可以料想是在扯淡。与此同时,往常的媒体压制规章也正在生效,露骨的种族主义大众媒体专栏发表在传统媒体上,此时也要面对一堆网络平台上反驳东方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层面的评析。但是,这种讨论几乎全部都停留在描述的层次,或者说,最多停留在遏制政治学、疫情的经济后果等等方面,而没有深究这种疾病首先可以被生产出来的问题,更不用说分配了。不过,做到这一点还不够。现在不是时候进行简单的“史酷比马克思主义”练习的时候,不是把坏蛋的面具一扯,就能证明没错,从头到尾都是资本主义引发了冠状病毒!这样不比外国的评论员到处嗅探政权更迭来得精细。资本主义当然有错,但是社会经济空间究竟如何与生物空间交互?我们从这整个经验当中能获得什么更深的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说,疫情爆发提供了两个反思的机会:第一,这是一个有启发性的开端,让我们可以从更基本的层次,去回顾资本主义生产如何与非人类世界发生关系的重要问题——简单来说,包括微生物基质在内的“自然世界”,只能在参照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以后才能理解(因为这两者其实不是分离的)。同时要提醒一点,唯一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是包含完全政治化的自然主义之潜力的共产主义。第二,我们还能运用这个隔离的时刻,形成自己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反思。有些东西只有一切事情意外叫停以后才会清楚,如此这般的减速只会让此前隐蔽的紧张局势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在下文会探究这两个问题,不但说明资本主义积累如何生产了这种瘟疫,还要说明为什么这个疫情本身就是政治危机的矛盾性案例,使得人们看到身边这个世界隐形的潜力和依赖,同时还要说明,疫情如何又贡献了一个借口,把管控系统进一步扩大到日常生活中。

所以说,四大火炉之下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火炉,支撑着世界这些工业枢纽,这个火炉就是资本主义与城市化的演化压力炉。这就为极具毁灭性的瘟疫诞生、传遍、进入人畜共患跳转,然后通过人类激进地传播,提供了理想的媒介。

瘟疫的生产

目前疫情背后的病毒(SARS-CoV-2)和2003年的非典冠状病毒SARS-CoV、以及再之前的禽流感猪流感一样,孕育自经济学和传染病学的交叉地带。这些病毒不少都带有动物的名字并不是偶然。新疾病扩散到人类当中,这几乎是人畜共患传播的必然产物(人畜共患是行话,就是说这种传染会从动物跳转到人)。这种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跳转受临近程度和接触频率等条件制约,这些也构成了疾病被迫发生演进的环境。人畜之间的交互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些疾病演化的条件也会随之变化。所以说,四大火炉之下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火炉,支撑着世界这些工业枢纽,这个火炉就是资本主义与城市化的演化压力炉。这就为极具毁灭性的瘟疫诞生、传遍、进入人畜共患跳转,然后通过人类激进地传播,提供了理想的媒介。在此之上,还进行着激烈程度类似、发生在经济体边缘的过程,“野外”种别在此期间遭遇到的那些人,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对当地生态系统的侵入。最近的冠状病毒具备了“野外”起源,并且在全球经济一个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核心突然扩散,这代表了我们新时代政治经济瘟疫的两个维度。

这里的基本理念在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G. Wallace)等左翼生物学家那里有最彻底的展开。他2016年的书《大农场造就大流感》(Big Farms Make Big Flu)就对资本主义农商行业,与非典到埃博拉病毒等近期传染病的病因学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案例分析。[i] 这些传染病可以宽泛分为两个类别,一个源自农业经济生产的核心,另一个源自边远地带。他在追溯H5N1,也就是禽流感的扩散过程的时候,总结了源自生产核心的传染病一些关键的地理因素:

 许多最贫困国家的农村地带,如今具备了无监管的农商行业压制城市周边贫民区的特点。脆弱地区不受制约的传播,使H5N1得以演化出更多与人类专属特点对应的基因变异数。快速演化的H5N1扩散到三大陆,期间还接触到愈发多样的社会生态环境,包括各地区专属的流行宿主类型、禽类养殖模式和动物健康措施组合。[ii]

这种扩散的推动力当然是全球商品循环,加上给资本主义经济地理特征划定边界的定期劳动迁徙。结果,病毒通过“某类不断升级的亚群选择”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数量更多的演化路径,使适应力最强的变种得以胜过其他变种。

不过这个结论并不难得出,而且在主流媒体那里已经很常见。“全球化”使这种病毒得以快速扩散虽然是事实,但是要加上一个重点:我们要注意到流通这个过程是如何一同激发病毒更快速变异的。只是真正的问题早已出现——在这种增强疾病韧性的流通之前,资本的基本逻辑就已经助力,将此前孤立或无害的病毒种别挑选出来,放置到青睐流行性特质的超竞争环境当中,这些特质包括生命周期快、能够在宿主物种间进行人畜跳转,并且能够快速演化出新的传播载体。这些种别具备亮眼的倾向,正是因为它们的毒性。用绝对的话来说,似乎开发强毒性的病毒种别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宿主死得快会使病毒扩散的时间变少。这个原理有一个好例子就是普通感冒,强度一般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可以在种群当中广泛传播。但是在某些环境下,相反的逻辑会更有意义。如果一个病毒临近多个同物种的宿主,尤其是如果这些宿主的生命周期已经缩短,那毒性加强将成为演化过程中的优势。

禽流感又成为一个突出例子。华莱士指出,研究已经表明“在几乎是所有流感亚种的最终储备源——野鸟种群那里,不存在地方性高致病率的(流感)种别”[iii]。相反,工业农场集中饲养的种群似乎呈现出与如此这般爆发之间相当清晰的关系,原因也十分显然:

 动物饲养的种别单一化愈发严重,本来有可能用来放缓传播的免疫防火墙也就被移除了。饲养种群规模和密度加大为传播率增加创造了条件。这样拥挤的条件将抑制免疫反应。任何工业生产都具备的高吞吐特点提供了持续更新的易感对象,为毒性的演化增添火力。[iv]

当然了,这每一个特点都是工业竞争逻辑的产物。这个背景之下的高“吞吐”率尤其具备鲜明的生物学维度:“工业动物一到合适的体态就遭宰杀。常驻的流感感染在任何既定的动物体内必须快速达到传播门槛……病毒生产得越快,对动物的损害就越大。”[v]讽刺的是,试图通过批量扑杀来压制爆发(比如最近非洲猪流感,全球猪肉供应因此损失将近四分之一)可能会产生意外效果,更增加了这种选择压力,因此促成超毒性种别的演化。尽管历史上这种爆发发生在家养物种身上,在此之前一般有一段时期的战事或者环境灾祸,因此对畜类种群构成的压力有所增强,但是,这些疾病的强度与毒性增加,不可否认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扩散之后的。

历史与病因学

瘟疫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阴影,同时也充当了这种工业化的预兆。天花和其他被引入北美的流行病,这种明显的案例要充当例子实在儿戏,因为它们的强度之所以加大,是因为自然地理环境导致长期的种群分离,而且这种疾病当时却早已在亚洲和欧洲的前资本主义通商网络和早期城市化过程中获得了毒性。如果我们转过头来看英国,那里的资本主义首先在农村崛起,将农民大规模清除出土地后,用牲畜的单一化养殖替代,这些即是具有鲜明资本主义特点的瘟疫最早期例子。18世纪的英国发生过三次不同的流行病,涵盖1709-1720,1742-1760和1768-1786年。每一次流行病的起源,都是欧洲进口牛只在欧洲连绵战事以后染上了正常的前资本主义流行病。但是,牛只在英国已经用新方法集中起来,因此,与欧洲相比,感染牛只侵袭种群的程度更为激烈。所以,爆发以大型的伦敦乳业地为中心就不是偶然了,这些中心为病毒的强化提供了理想环境。

爆发最终分别通过选择性的小规模早期扑杀,加上应用现代医学和科学方法遏制住了。本质上这和今天平息传染病的方法大同小异。英国18世纪的这些案例就能表现出从那时到现在的规律,摹仿的正是经济危机本身及针对它的处理方法:史无前例的激烈崩溃似乎让整个系统摇摇欲坠,但是通过集体牺牲来清理市场/种群,加上技术进步的力度加大,崩溃最终被克服了。在这里,前两点就体现为现代医学实践和新疫苗,虽然到来得太少太晚,还是在崩塌之际帮忙收拾局面了。

但是,这个资本主义家乡的例子还必须加上解释,说明资本主义农业实践对自身的边缘地带造成的效应。虽然早期资本主义英国的牛只流行病得到了遏制,但是其他地方的结果要绝望得多。历史冲击最大的例子可能就是1890年代非洲爆发的牛瘟了。这个日期本身不是偶然,牛瘟在欧洲蔓延的强度与大规模农业的增长密切相关,唯有现代科学的进步才能制约。不过19世纪末,欧洲帝国主义处于高潮,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非洲殖民。牛瘟是意大利人从欧洲带到东非的,他们当时希望用一系列军事行动殖民非洲之角,赶上其他殖民列强。这些军事行动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是疾病通过在本地牛群的传播,借此顺道进入了南非,使殖民地的早期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出现恶化,还让臭名昭著自鸣得意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产业上的畜群病死。由此造成的大型历史效应是无法否认的。这场瘟疫使多达80-90%的牛只死亡,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个以畜牧为主的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饥荒。在种群锐减的情况下,刺槐在大草原出现了入侵拓殖,为传播昏睡病和妨碍禽畜进食的采采蝇建立了聚居地。这保证了饥荒遏制以后,这些地区只能有限地再生,使得欧洲的殖民势力在大陆进一步扩散。

除了不时引发农业危机,产生天灾般的条件,为资本主义突破早期的边界而崛起助力以外,这些瘟疫还在工业核心那里纠缠着无产阶级。在回归更为近期的诸多例子前,有一点值得再次留意:这次冠状病毒爆发没有什么独特的中国性。对为什么这么多传染病似乎在中国发生的解释不是文化层面的,而是经济地理特征的问题。我们把中国和欧美对比一下就十分明了了,后者曾经是全球生产和批量工业雇佣的枢纽。[vi] 结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特点也是相同的。农村的禽畜大量死亡,城市的应对之道就是差劲的卫生实践和扩散后的污染。这成为早期自由进步主义者改良工人阶级区域的倡议焦点,一个重要例子就是厄普顿·辛克莱的(Upton Sinclair)的小说《丛林》,本来写作目的是记录移民工人在肉类包装厂的痛苦经历,却被富裕的自由派错误解读和利用,这些人担心自己的食物在准备过程中存在违反健康规章、总体来看还不卫生的状况。

自由派对“肮脏”的暴怒虽然带有隐含的种族主义,却还是定义了大多数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或者非典传染病这种事情的政治维度时自动具备的意识形态。但是,工人对自己工作所处的环境并不能控制什么。更重要的是,虽然不卫生的环境确实会通过食物供应的污染泄漏出工厂,但是这种污染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这样的环境对那些工作在其中,或者生活在附近的无产阶级聚居地的人来说是常态。这些环境引发了人口的健康下滑,为资本主义的许多瘟疫的扩散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比如说世界上最致命的流行病之一西班牙流感,这是H1N1流感最早期的爆发之一(与更近期的猪流感禽流感爆发相关)。由于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数高,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它与其他变种的流感之间有质的差别。虽然这在一些角度来看是真的(因为西班牙流感能够激发免疫系统过激反映),但后世的文献评估和历史传染病学研究发现,它的毒性本来可能没有比其他种别高出太多。相反,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广泛的营养不良、城市人口拥挤和受感染地区的生活环境总体不卫生,这不仅刺激了流感本身的传播,还在潜在的病毒感染之上培育出细菌超级感染。[vii]

换句话说,西班牙流感的死亡人数虽然被描述为病毒性质带来的不可预料的偏差,其实也受到社会环境的相应支撑。与此同时,流感快速传播也得益于全球贸易和全球战事,当时这两样的中心都在经历一战后迅速变形的帝国主义国家那里。还有,我们一旦追究这样致命的流感种别一开始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就会再次看到一个现在熟悉得很的经过——虽然确切的起源还有点隐晦不明,但是许多人认为系源自饲养的猪或家禽,很可能就在堪萨斯州。时间和地点值得留意,因为战后的那些年份可谓美国农业的转折点,当时愈发机械化、工厂型的生产方法开始广泛应用。这些趋势在1920年代丝毫没有消退,大规模运用联合收割机等技术同时促成了渐进的垄断化和生态灾难,而这两样结合起来就导致了黑色风暴危机和随后的大规模迁徙。后世工厂农场所著称的牲畜高密度集中当时还没涌现,但是由进一步的集中和密集生产造成的牲畜传染病已经在欧洲成为常态。如果说18世纪的英国牛只传染病是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传染病第一个案例,而1890年代非洲爆发的牛瘟是帝国主义最大型的一次传染病学大屠杀,那西班牙流感就可以理解为第一场发生在无产阶级身上的资本主义瘟疫。

镀金年代

这些历史与此次疫情的相似之处是显著的。为了理解新冠肺炎疫情,先需要了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路径,包括中国的医疗制度和公共卫生情况。因此,这次传染病无论多么新奇,总和此前发生的公共健康危机有类似地方。这些危机的产生具备几乎与经济危机相同的规律性,大众媒体也具备这样的倾向,将这些危机看成似乎与经济危机类似的随机、“黑天鹅”、彻底无法预料、史无前例的事件。然而,现实是这些健康危机遵循了自身混沌的周期性复现形态,这种可能性还因为资本主义之下植入生产与无产阶级生活性质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而加剧。新型冠状病毒与西班牙流感有一点十分类似:因为人群整体的医疗保健普遍下滑,因此病毒一开始就能站稳脚跟快速传播。但是,这种下滑恰恰因为发生在亮眼的经济增长之中,所以被掩盖在耀目的城市和巨型工厂之后了。然而,现实是中国对医疗和教育等公共品的支出依然微乎极微,大部分公共开支被引导到一砖一瓦的基础设施上,引导到桥梁、道路和用于生产的廉价电力上了。

与此同时,国内市场的产品却劣质得危险。几十年来,中国工业已经生产出高质量高价值的出口品,诸如iPhone和电脑芯片等等符合全球最高标准、面向世界市场的产品。但是留给国内市场消费的商品,标准惨不忍睹,时常引发丑闻和公众深刻的不信任。这许许多多的例子无疑能令人回想辛克莱的《丛林》和美国镀金年代的其他故事。近期的回忆里,最大的事件就是2008年三聚氰胺牛奶丑闻,数十名婴儿因此死亡,数万名婴儿留医(虽然患者可能有数十万)。从那时起,许多丑闻就开始定期冲击公众了:2011年被发现在隔油缸回收的“地沟油”,并在全国的餐馆内使用;2018年失效疫苗导致多名儿童死亡,一年之后数十人因为注射假HPV疫苗而留医。程度轻缓一些的事件则更加泛滥,对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实在熟悉:速食汤粉混肥皂渣来降低成本,企业家把死因不明的猪拿到临近的村子出售,还有详尽的八卦讨论哪家街边馆子吃坏肚子的概率最大。

在国家一步步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前,中国的医疗保健等服务曾经由企业为基础的 “单位”福利系统(大部分在城市),或者(多数但不只在农村的)由大量“赤脚医生”组成的地方医疗诊所提供,这些都是免费的服务。社会主义时代医疗保健的成功,和基础教育以及扫盲领域的成功一样,都成绩显著到连对中国最严苛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的程度。纠缠农村几个世纪之久的血吸虫病在大多的中国历史核心地带被实质性消灭,却在社会主义医疗系统开始解体的时候卷土重来。婴儿死亡率大幅下滑,即便大跃进之后发生了饥荒,1950到1980年代初的寿命预期还是从45岁跳增至68岁。疫苗接种和一般性卫生习惯广泛传播,营养和公共健康的基本信息,还有基本药物获取等等,是向所有人免费提供的。与此同时,赤脚医生系统有助于在大部分人口中传播基本(尽管有限)的医学知识,有助于在严重物质贫困的情况下建立强劲的、自下而上的医疗系统。有一点要记住,就是在所有这些发生的年代,中国人均收入比今天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平均水平还要低。

从那时起,忽视加私有化就严重侵蚀了这个系统,当时还恰逢快速城市化和家用品与食品无规范生产,造成了广泛的医疗保健需求,食品、药物和安全监管这些更为迫切的需求就更不用提了。现在,中国对健康的公共支出为人均323美元,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据。这个数据即便在“高中等收入”国家当中也处于低位,大概是巴西、白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的一半。规范最小化到几乎为零,因此引发了上述一类的种种丑闻。与此同时,几亿民工对所有这些产生的效应感受最强,对他们来说,离开了农村家乡,诉诸基本医疗保健的权利就完全消散了(在户口系统之下,他们不论实际在什么地方都是家乡的永久居民,也就是说,家乡剩余的公共资源无法在其他地方使用)。

1990年代末,公共医疗原本一度要被更加私有化的系统所替代(虽然新系统通过国家来管理),雇主和雇员将共同分担医疗、养老金和住房保险金。但是这个社保框架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金额缴纳不足的问题,本应“要求”雇主缴纳的那部分通常就这么忽略了,最后绝大多数的钱都得由工人自己掏。根据最新的公开国家统计数字,只有22%的民工享受基本医保。但是,社保系统缴纳不足不仅仅是个别腐朽老板的可耻行为,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这样的事实:微薄的利润率腾不出社会福利的空间。按照我们自己的计算,我们发现,如果让东莞这样的工业枢纽追缴未付的社保,工业利润就会减半,许多企业将被迫破产。为了弥补这个巨大的亏空,中国已经建立了减无可减的医疗补充框架来涵盖退休人员与个体户——他们平均每年每人只能收到几百元。

如此进退维谷的医疗系统产生出专属的可怕社会紧张局势。每年都有多名医护人员被杀,数十人被愤怒的病人、或者更大概率的是被救护不治的病人家属袭击受伤。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平安夜,当时北京一名医生被病人的儿子捅死,他认为母亲之死是因为医院救护不力。一项对医生的调查显示,在工作场所经历过暴力的医生比例竟然有85%,2015年另一项调查则显示,中国13%的医生在前一年曾被武力袭击过。中国医生每年接诊的病人是美国医生的四倍,而每年的工资还不到15000美元,比中国的人均收入(16760美元)还低。而在美国,医生的平均工资大约是30万美元,几乎是美国人均收入(60200美元)的五倍。卢昱宇及李婷玉创办的“非新闻”在2016年关闭,两人被逮捕后网站不再运作,上面记录着每个月至少有几起医务工作人员的罢工抗议。[viii] 2015年是他们最后一次全年收集事无巨细的数据,这样的事件有43宗。他们还记录了每月有数十宗由病人家属发起的“治疗(抗议)事故”,2015年共有368宗。

在公共投资大规模撤离医疗系统的环境之下,COVID-19如此容易就站稳脚跟也就不意外了。再加上中国每1-2年就会出现新型传染性疾病的事实,使传染病得以延续的环境似乎优渥起来。正如西班牙流感的情况那样,无产阶级总体低劣的公共卫生条件助力病毒站稳阵地,然后开始快速传播。不过,要再说一次,这不光是病毒传播的问题。我们还要明白病毒本身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

野生并不存在

猪流感或者禽流感和农业-工业系统的核心有清晰的关联,但是最近这一次的病毒爆发并没有这么直截了当。一方面,病毒的确切起源还不完全明了。猪有可能是一个病毒起源,猪也是被认为是疫情爆发中心的武汉湿市场贩卖过的许多饲养和野生动物之一。若是这样,因果关系可能就与上述病例的情况更为接近。但是,病毒起源有更大的概率指向蝙蝠或者蛇,这两种动物通常在野外捕获。不过,即便如此也存在关系,因为非洲猪瘟爆发导致猪肉的供应和安全性下降以后,意味着肉类需求量增加通常需要由这些湿市场售卖的“野外”肉类来满足。但是,没有直接的工厂养殖纽带,同一类经济流程在这次特定的爆发当中真的具备这种复杂性吗?

回答是肯定的,但是角度不同了。华莱士再次指出了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主要的途径,使资本主义得以助力、孕育和释放史无前例愈发致死的传染病。第一种上文已经概述过,是直接的工业例子,工业环境已经被完全吸纳到资本主义逻辑之内,病毒就孕育在这种环境之内。但是第二种途径是间接的例子,通过边远地区的资本主义扩张与榨取而进行。在那里,一度不为人所知的病毒实质上来自野外种群,并通过全球资本流通传播。这两种途径当然不是完全分离的,但是似乎第二种途径最能描述目前传染病的出现。[ix]在这个例子里,对于野味的消费和药用需求的增加,或者一系列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功能增长(和骆驼与MERS病例一样),这些都在“野外”品那里建立起新的全球商品链。在其他例子那里,已经存在的农业-生态价值链只是延伸到了此前是“野外”的领域,改变了当地的生态,调整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交互。

华莱士自己很清楚这一点,他解释了尽管病毒已经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但是还有一些动力会导致更可怕的疾病。工业生产的扩张本身“可以将愈加资本化的野生食物驱赶到原初地貌的尽头,同时挖掘出更多类别、有可能是原始流行病的病原体。”换句话说,随着资本主义积累涵盖了新领域,动物将会被驱赶到人迹罕至的区域,它们在那里将接触到曾经孤立的疾病种别,同时所有这些动物还一步步成为商品化的目标,因为“连最野外的生活资料物种都被捆绑到农业价值链了”。这种扩张还用类似的方式驱赶人类,使人类更接近这样的动物和环境,如此一来,“野外非人类种群与新近城市化的农村之间的交互(与溢出)就会增加”。这会赋予病毒更多变异的机会和资源,得以感染人类,推高生物学意义上的溢出概率。工业的地理特征是城市性还是农村性从来不是泾渭分明,正如垄断化的工业农业既利用大规模农场也利用小户农场。“(工厂农场的)承包商森林边一个小户农场的食用动物,就可能先染上病原,然后被运回大城市边缘的处理厂。”

事实上,这个“自然”领域早已经被纳入完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系统,这个系统已经成功改变了基准气候条件,摧毁了诸多前资本主义[x]生态系统,这些系统的残余不再发挥过去的功能。这里还有一个因果环节,按华莱士所说,所有这些生态毁灭的过程削减了“森林用来干扰传播链的环境复杂性”。所以现实是,将这种区域看作是资本主义系统的自然“边缘”是名词错用了。资本主义早已是全球的,早已是总体化的,和什么自然的、非资本主义的空间之间没有边界和界限。因此,不存在一条宏大的发展链条,“后发”国家不是在这个价值链条上一路追赶前头的国家,也不存在什么纯净无瑕的条件可以保存任何真正的野外。相反,资本只不过有一片下属的边远地,这片地带本身已经完全纳入了全球价值链。因而产生的社会系统——从所谓“部落作风”到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复兴——完全是当代的产物,都几乎在事实层面上与全球市场连通,还经常是直接地连通。因而产生的生物-生态系统也可以这样说,因为“野外”区域,无论是从依赖于气候、与生态系统相关的抽象角度上看,还是从连通同一个全球价值链的直接角度上看,都与这个全球经济密不可分。

这个事实为“野外”病毒种别转变成全球大流行病制造了必要条件。但是COVID-19并不能算是最可怕的情况。要表现这个基本原则和全球风险,应该拿埃博拉病毒作为理想案例。埃博拉病毒[xi]清晰说明了现有病毒储备是如何溢出到人类当中的。目前的证据预示,病毒起源宿主是西非与中非的多种本土蝙蝠,它们是病毒的携带者,但是自己不会感染。这个情况在其他野外哺乳动物那里不成立,比如灵长目和麂羚,它们不时接触到病毒后会迅速爆发高死亡率的疾病。埃博拉在储备物种之外具有特别激烈的生命周期。人类通过接触上述任何野外宿主也可以受感染,并且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多次重大传染病情已经发生,致死率大部分都极其高,几乎都会超过50%。有记录的最大一次爆发从2013年间断持续到2016年,横跨多个西非国家,造成11000人死亡。这次爆发的留医病人致死率在57-59%区间,无法就诊的病人则更高。近年私人企业已经开发了多种疫苗,但是缓慢的审批机制和苛刻的知识产权令原本就广泛缺乏的健康基础设施雪上加霜,产生了这样一个局面:以刚果(金)为中心的最近一次传染病情成为最持久的一次爆发,而疫苗对此并没有什么用处

埃博拉疾病通常被看似为类似自然灾害的东西,好一点的说法是这是随机事件,最差的说法把罪责都归到在森林居住的穷人“不干净”的文化行为上。但是,这两次大型爆发的节点(2013-2016年的西非和2018年至今的刚果(金))并不是碰巧,都恰恰发生在原始工业的扩张使森林住民更加流离失所、当地生态系统受到更大干扰的时候。事实上,这并不局限于最近期的病例那里,因为正如华莱士阐发的那样,“每一次埃博拉爆发,似乎都与土地的使用转型为资本驱动相关,包括1976年苏丹Nzara首次爆发的时候,当时一家英资工厂在当地纺棉。”几内亚2013年的爆发也类似,当时的新政府刚刚开始向全球市场开放国家,向国际农商财团出售大片土地。棕榈油工业带来的全球毁林与生态破坏是臭名昭著的,在这次爆发中似乎尤其难辞其咎,因为这个行业的单一化既摧毁了有利于干扰传播链的强劲生态冗余,同时在实际层面上吸引了病毒的自然储备——蝙蝠。[xii]

与此同时,向商业农林公司出售大片土地既造成了本地森林住民无家可归,也对他们在依赖当地生态系统的农场生产与收成造成干扰。农村的穷人常常走投无路,只能继续往森林深处推进,同时他们与生态系统的传统关系也受到干扰。结果,人们的生存越来越依赖狩猎野味或者收割当地植被和木材,然后拿到全球市场出售。于是这样的人群成了全球环保主义组织倾斜怒火的替罪羊,他们被指责是“偷猎人”“非法盗伐人”。林木砍伐和生态毁灭一开始迫使他们参与这种交易,现在他们却要对这些负责。这个过程一般会有更为阴暗的转向,比如危地马拉,当地内战后的反共准军事组织残余转型为“绿色”保安势力,任务是“保护”森林不发生非法采伐、狩猎和毒品走私,而这些就是本土居民唯一的贸易手段,他们被迫从事这些活动,正是因为内战期间同一批准军事组织暴力镇压他们。[xiii]从此这个模式在全世界不断再生产,受到高收入国家的社交媒体的赞誉,称之为理应“绿色”的安全部队对“偷猎人”展开执法行动(还通常在镜头前逮了个正着)。[xiv]

作为治国练习的遏制

COVID-19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捕获了全球关注。埃博拉、禽流感和非典当然都有相关的媒体狂潮。但是这次新的传染病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产生了一种不同的顽强的力量。原因之一,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的响应规模令人侧目,以及相继的同样令人侧目的超大城市空无一人的景象,与中国平常拥挤不堪、污染严重的媒体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有早期与美国贸易战的持续紧张局势加成,政府这种响应也成为人们惯常揣测中国政治或经济崩溃在即的丰饶源泉。再加上病毒迅速扩散(尽管致死率不高),[xv]马上就具备了全球威胁在目的性质。

但是从深层次来看,国家响应最令人着眼的,是如何通过媒体来表演,将之变成全民动员镇压叛乱的情景剧彩排。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真实的洞察,一窥中国国家的压迫能力,但是这里强调的还有国家更深层次的无能。这一点是通过国家需要重度依赖各方面的媒体进行总体宣传、依赖本地人在其他情况下绝无义务服从的善意动员揭示出来的。中国和西方宣传都强调了隔离措施所产生的真实的压迫,中国将其叙述为紧急情况之下政府的干预有效,西方则叙述为集权主义又一次将手伸到去乌托邦了的中国国家那里。没有言说的真相却是这样的:严打的激烈性本身彰显了中国国家深层次的无能,而这个国家大部分还没有构建完。

上述这些让我们有了一个窗口,一窥中国国家的性质,看看这个国家如何发展社会控制与危机响应的创新技术,这些技术即使在基本的国家机器零落或者不存在的条件下还能部署起来。与此同时,这种条件还能提供更加有趣(虽然猜测性质更重)的图景,看看连最强劲的国家都发生了广泛危机和强烈骚乱、引起类似的国家机器失灵的时候,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会怎么反应。此次新型病毒的爆发在每一个层面上都被各级政府的联动缺失所推动:当地官员不顾中央政府利益,打压“吹哨人”医生;医院上报机制失效;医疗基本保障极度缺失等等,这些只是少数例子。与此同时,不同的地方政府以不同的速度恢复正常,几乎完全超出中央国家的控制(除了疫情中心湖北)。截至此时,哪些港口依然运作、哪些地方已经复工,这些似乎接近完全随机。不过,这种杂烩式隔离意味着长途市际物流网络依然受干扰,因为任何一个地方政府似乎只能够阻止火车或者货车穿过自己的边界。中国政府如此基础级别的无能,迫使它用处理叛乱的方法来处理病毒,面对无形的敌人,它玩起了内战的角色扮演。

民族国家机器在1月22日真正开始运作,当时政府上调了湖北全省应急响应级别,同时通知公众,政府有法定权力设立隔离设施,还有“征集”任何人员、交通工具及遏制疾病所必要的设施或者封锁管控交通(就这样给一个明知道会发生的现象盖了橡皮图章)。换句话说,充分部署国家资源其实是通过代表本地人呼吁志愿服务启动的。一方面,如此大型的灾难将掣肘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比如说美国的飓风响应)。但是另一方面,这就重复了中国治国的一个普遍模式:中央之国缺少高效的、形式上的、可执行的、并可一路延伸到地方层面的统治结构,于是必须依赖相当公关化的呼吁,动员地方官员和地方公民,再加上一系列的事后惩罚施与最差劲的响应者(罗织为打击腐败)。唯一真正高效的响应要到中央之国投注自身力量和注意力大头的特定区域那里去找,在这个案例里,湖北是总体区域,武汉是特定区域。到1月24日上午,武汉的全面封城已经生效,在冠状病毒新种别被首次检出以后将近一个月,这座城市没有了火车出入。国家健康官员宣布,健康部门有能力自行决定检测和隔离任何人。湖北主要城市之外,中国的数十个城市,包括北京、广州、南京和上海,对人流与货物进出的边界也启动了不同程度的封锁。

为了响应中央之国的动员号召,某些地方先行采取了自己奇特而严厉的做法。其中最可怕的是浙江省四市,当地给3000万居民发放了地方通行证,每两天每户只准一人离家。深圳和成都等城市下令,封锁所有小区,如果小区内的公寓楼发现一例确诊病例,整栋楼都要隔离14天。与此同时,有数百人因为“传谣”被拘留或罚款,有逃离隔离的人被逮捕、被判长时间的刑期,而监牢本身也出现严重的疫情爆发因为官员即便在为简单隔离而设计的监狱环境下,也没有能力隔离病人。这样绝望激进的措施映射了某些反叛乱的极端案例,使人非常清晰地回想到阿尔及利亚或者更新近的巴勒斯坦军事-殖民占领行动。这些行动从来没有以这种规模执行过,从来没有在这种容纳了世界巨大人口的超大城市里面执行过。所以,执行严打可以为心念全球革命的人提供一个怪异的教训,因为这本质上就是国家领导的一次沙盒演练反动。

无能

这种特殊的严打得益于表面的人道主义性质,因为中国国家利用协助切断病毒传播这个高尚的出发点,得以动员更多的本地人。不过不难想象,这样严打总会走火。毕竟反叛乱这种战争太过绝望,只有在形式更牢靠的征服、求和与经济融入都不可能进行的时候才会采用。反叛乱成本高,效率低,并且是备用行动,无论是什么力量被指派部署,都会暴露自己深层次的无能,不论你是法国殖民势力、衰微的美国霸权还是别的。严打的结果几乎一定是二次叛乱,弹压第一次叛乱的血还没干,只会更加绝望。此时的隔离几乎无法映照内战和反叛乱的现实,但是即便如此,严打还是用自己的方式走火了。国家用这么大的努力集中管控信息,部署所有可用的媒体机器持续宣传,而骚动的大部分也在同一批平台上呈现。

李文亮医生是病毒风险的初期吹哨人之一,2月7日他的逝世震惊了全国上下蜗居在家的人们。1月初警方以传播“虚假信息”为由警示8名医生,他是其中之一,此后他本人染上病毒。他的逝世引发了网民的愤怒和武汉政府一则表示遗憾的公告。人们开始看到,这个国家实际是由茫无头绪的官员和官僚组成,他们明明不知道要做什么却还摆出一副心中有数的样子。[xvi]武汉市长周先旺被迫在国家电视节目上承认,他的领导班子在疫情爆发后延误公布了病毒重要信息,事实也就昭然若揭了。疫情爆发导致的紧张局势,加上国家总动员引发的紧张,开始向全体公众揭示,政府给自己描绘的肖像是如此薄如蝉翼,肖像背后是深深的裂口。换句话说,如此这般的环境已经把中国政府从根本上无力应对,向越来越多原本会相信政府表面言辞的人暴露。

如果能找到一个符号来表现国家响应的基本性质,那就是类似上面视频的东西了。一名武汉本地人拍摄了视频,随后有来自香港的推特账号向西方互联网分享。[xvii]视频基本就是一群人看起来像医生或者什么急救人员,身着全副保护装备,和中国国旗合影。拍视频的人解释说,他们每天都在楼外面拍照。随后视频拍到他们脱了保护装备,四处站着聊天抽烟,还有人用一件防护服擦他们的汽车。有人在开车离开之前把防护服非常不庄重地丢到旁边一个垃圾桶,甚至懒得去考虑连往垃圾桶里塞一塞,不让防护服露出来。这样的视频在被审查之前就已经快速传播开,这些是国家策划的纤薄景观之上微小的裂缝。

从更根本的层次上看,隔离还开始给人们的个人生活带来了第一波的经济冲击。这其中宏观经济的层面已经得到广泛的报道——中国增速大幅下滑将带来新一轮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特别是加上欧洲持续滞胀,以及由美国一个主要经济健康指数表明的企业活动突然下滑。遍观全球,中国企业和中国生产网络的根本依赖者正在寻求自己的“不可抗力”条款,以便在商业合约“不可能”履行的时候,推延或者取消合约双方应有的责任。这个前景虽然眼下还不可能,但是前景本身已经引发一连串在全国各地的复工需求。但是,经济活动的复苏只是以拼凑一样的模式在实现,有些地区已经一切顺利运作,其他地区却还无限期暂停。目前,3月1日是中央政府呼吁疫情爆发的中心以外所有地区复工的大概日期。

其他效应按理说虽然重要得多,却不那么明显。有许多民工,包括在春节期间留在平常工作的城市、或者在实施各式封城前能够回城的民工,现在被困在了一个危险的窘境。深圳人口的很大比重是民工,当地人报道说,流浪人口的人数已经开始攀升。但是,街上新出现的并不是长时间在流浪的人,他们的外表就像是刚刚被撵出家门、没地方可去一样,还穿着相对好的衣服,不熟悉在外头最好睡觉、最方便找吃的的地方。城市里多个建筑的小偷小盗开始增加,丢的大多是在家里隔离的居民家门口放着的食物外卖。总的来看,工人由于生产停顿而失去工资。停工期间最好的情况是深圳富士康厂房实施的宿舍隔离,新的返岗人员要被限制在自己的宿舍隔离一两个星期,收到正常工资的大概三分之一,然后才能回到生产线上。更穷的公司就没有这种做法,而政府尝试对小企业提供新的廉价信贷标准在长期看来可能作用不大。某些情况下,似乎病毒只是加快了工厂早已存在的迁移趋势,比如富士康等企业为了弥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损失,在越南、印度和墨西哥扩大了生产

超现实之战

与此同时,初期对病毒的笨拙响应,国家对特别的惩罚性和打压性管控措施的依赖,还有中央政府不能有效协调当地同时进行生产和隔离,这些都表明国家机器的中心依然有深层次的无能。如果正如我们的朋友老谢所说,习的班子一直在强调“建立国家”,那么这个工作似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完成。除此之外,如果这场针对COVID-19的战役可以解读为针对叛乱的沙盒演练,那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只有能力在湖北疫情中心提供有效的协调,在其他省份,甚至是在富裕的重点地方,比如杭州,政府的回应还是既缺乏协调又令人绝望。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理解:第一,针对国家权力坚硬刃锋之下软弱层面的教训;第二,对中央国家机器过载时,地方无力协调、非理性响应构成的威胁的警惕。

这些是重要的教训。在这样一个时代,无尽的积累带来的毁灭既往上延伸到全球气候系统,又往下延伸到地球上生灵的微观生物基质。而这样的危机只会越来越常见。随着资本主义的长期危机(secular crisis)具备了似乎非经济的性质,新传染病、饥荒、洪涝和其他“自然”灾害将会被用作延伸国家管控的理由,对这些危机的响应也将越来越发挥这样的功能,成为执行新的、未经测试的反叛乱工具的机会。一以贯之的共产主义政治学必须同时把握这两个事实。在理论层面上,这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果与科学切断联系,就会变得贫乏。但是在实践层次上,这还暗示眼下唯一可能的政治规划,是身处由广泛传播的生态与微观生物灾害划定边界的领域下,能够指引自己,能够在永恒的危机与原子化状态之中进行运作的规划。

我们在一个隔离后的中国,开始瞥见这样一个图景,起码是瞥见了图景的轮廓。空荡荡的晚冬街道,洒落了轻轻一层坦然雪片,手机映照着的脸往窗外窥探,由几个护士、警察、志愿者搭起的临时路障,又或者是收了钱的演员,他们的任务就是举一举旗子,叫你戴上口罩回家去。传染是社会性的。所以确实不应该意外,在这样晚期的阶段,对抗这种传染的唯一方法就是对社会本身发起一场超现实的战争。不聚集,不添乱。不过,混乱也可以建立在孤立之中。所有铸铁铸钢厂的火炉熄灭了,只剩轻声噼啪的残火,然后是冰冷的灰烬,而许多细小的绝望,也禁不住溜出了隔离区,慢慢汇流成一片更大的混乱。有那么一天,这个混乱可能就和这次社会传染一样,终于难以遏制了。

尾注

[i] 我们在这一部分要解释的大部分内容,只不过是面向更广泛的受众,对他的观点进行更加精简的提炼。这里没有必要通过强力的论证和大量的证据来“展开阐明”其他生物学家的观点。如果有意质疑基本证据的话,我们援引的完全是Wallace及其同侪的作品。

[ii] Robert G Wallace, Big Farms Make Big Flu: Dispatches on Infectious Disease, Agribusiness,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p.52

[iii] 同上,p. 56

[iv] 同上,pp. 56-57

[v] 同上,p. 57

[vi] 这不是说今天拿美国对照中国是徒然无功的。既然美国有自己的大型农工行业,那美国本身就是危险的新病毒生产过程的一个巨大分销商,更别说对抗生素有耐药性的细菌感染了。

[vii] 见Brundage JF, Shanks GD, “What really happened during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The importance of bacterial secondary infections”. 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Volume 196, Number 11, December 2007. pp. 1717–1718, author reply 1718–1719; 另见 Morens DM, Fauci AS,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Insight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Volume 195, Number 7, April 2007. pp 1018–1028

[viii] 参见我们期刊第二期的 “Picking Quarrels”: <http://chuangcn.org/journal/two/picking-quarrels/>

[ix] 这两种流行病生产方式,各自映照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领域之中“实际的”和“形式上的”从属(译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500-520页)。在实际的从属中,实际的生产过程本身,是通过引入能够加强产出速率与产出量的新技术进行调整的,这就类似工业环境改变了病毒演化的基本条件,使得新变异体能以更高的速度和毒性生产出来。形式上的从属先于实际的从属,此时这些新技术还没有运用起来。相反,此前已有的生产形式统统被直接带到与全球市场有所交互的新场所,比如手织机工人被安排到出售产品赢取利润的作坊那里,这就类似在“自然”场景中生产出来的病毒,通过全球市场从野外种群被引入到了饲养种群。

[x] 但是,将这些生态系统等同于“前人类”是错误的。中国就是一个完美例子,因为中国有许多似乎是“原初”的自然地貌,其实是人类在相当古老的时期进行扩张、消灭了此前在东亚大陆普遍出现的物种(比如大象)以后的产物。

[xi] 从技术层面看,这个称呼可以涵盖大概5种不同的病毒,其中最致命的一种就叫埃博拉病毒,此前也叫Zaire病毒。

[xii] 西非的特定病例见RG Wallace, R Kock, L Bergmann, M Gilbert, L Hogerwerf, C Pittiglio, Mattioli R and R Wallace, “Did Neoliberalizing West African Forests PRoduce a New Niche for Ebol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Volume 46, Number 1, 2016; 经济条件与埃博拉病毒之间关系的相关宽泛综述见Robert G Wallace and Rodrick Wallace (Eds), Neoliberal Ebola: Modelling Disease Emergence from Finance to Forest and Farm, Springer, 2016; 至于病例的最直接声明,可见学术风格淡一些的Wallace的文章,上文已有链接:“Neoliberal Ebola: the Agroeconomic Origins of the Ebola Outbreak,” Counterpunch, 29 July 2015.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15/07/29/neoliberal-ebola-the-agroeconomic-origins-of-the-ebola-outbreak/>

[xiii] 见Megan Ybarra, Green Wars: Conserv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in the Maya Fore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xiv] 暗示所有盗猎都是当地农村的贫困人口所为当然是错误的,暗示各国国家森林所有巡游部队的运作方式与反共泛军事组织一样也是错误的,但是最激烈的对抗和最激进的林地军事化例子似乎都遵循这个模式。对这个现象的大范围综述,见Geoforum (69)的2016特刊的相关话题文章。前言见Alice B. Kelly and Megan Ybarra, “Introduction to themed issue: ‘Green security in protected areas’”, Geoforum, Volume 69, 2016. pp.171-175. <http://gawsmith.ucdavis.edu/uploads/2/0/1/6/20161677/kelly_ybarra_2016_green_security_and_pas.pdf>

[xv] 目前为止,这个病毒是上述提到的病毒当中致死率最低的,死亡人数高的一大原因是迅速扩散到大量人类宿主体内,导致尽管致死率很低,但绝对死亡人数增加。

[xvi] 区龙宇在一次Podcast访谈里援引大陆朋友,说武汉政府实质上被这次传染病弄瘫痪了。他暗示说,这次危机不仅撕裂社会的肌理,还撕裂中共的官僚机器,随着病毒传播,成为全国上下其他地方政府日益加剧的危机,这个机器只会加强。访谈人是The Dig的Daniel Denvir,发布于2月7日:https://www.thedigradio.com/podcast/hong-kong-with-au-loong-yu/

[xvii] 视频本身是真实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已经成为指向大陆人和中共的种族主义加阴谋论的温床,其程度之甚,使香港人在社交媒体分享的许多与病毒相关内容应该加以小心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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